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说姜维（字伯约）：“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字里行间鲜有溢美之言，少有褒奖之意。
如此评论姜维，似乎不像陈寿一贯的做派。评说蜀汉英雄，陈寿通常是多褒扬少贬损，比如，称赞关羽、张飞为“万人敌”，当世虎臣；赞誉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即便是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也温婉评价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坚则为昏暗之后”。
继诸葛亮之后任劳任怨、独撑倾斜蜀汉大厦的姜维难道真的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吗？其实不然，陈寿之所以这样差评姜维，是因为他自身迫于生存的无奈。陈寿究竟有怎样的无奈？这要从姜维“诈降钟会”说起。
蜀汉后期，曹魏王朝也是日薄西山，朝政由司马家族把持。公元263年，司马昭欲吞并西川，便指派钟会和邓艾率军进攻蜀地。蜀将姜维领兵驻扎剑阁拼死阻挡，苦战月余，钟会始终未能得逞。姜维与钟会对峙无法脱身，邓艾乘机带兵绕过剑阁，成功偷渡阴平，斩杀了绵竹守将诸葛瞻父子，挥军直逼成都。刘禅孱弱无能，不做一丁点有谓或无谓的挣扎抵抗，直接开城投降，城内百姓若不是看见他与文臣武将那一张张“苦瓜脸”，还以为是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姜维听闻蜀汉灭亡，悲愤不已，但势如覆水，不可收回，姜维不得不遵从刘禅旨意投降魏军。然而，姜维身降心不降，他决定将计就计，借助钟会的力量，寻机北进讨伐司马氏，意图复兴汉室，完成诸葛丞相的遗愿。于是，在取得钟会信任之后，设计擒获了邓艾父子，报了夺城之恨。随后，又挑唆钟会反司马氏，自立益州牧，与司马昭分庭抗礼。钟会权欲熏心，依计行事，谁料人算不如天算，事情最终败露，钟会被魏兵乱箭射死，姜维见大势已去，挥剑自裁，利刃刺穿腹部扎在廊柱上，虽已气绝，但依然怒目仰天，不肯闭眼，魏军监军卫瓘知其心意，惋惜地说：“蜀国之亡，绝非将军之罪，实是后主无道而致啊。”话落，姜维闭目垂头。
表面上看，姜维诈降与陈寿的无奈并无一毛钱的关系，但究根到底，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
最初，陈寿是蜀汉公司的职员，为董事长刘禅工作。后来，司马炎灭吴并蜀，一统天下，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陈寿又变成了西晋集团的员工，由于他能书会写，被老板司马炎提拔为“修史”部门经理。你陈寿端司马家的碗，就得受人家管，如果你想问题、做事情不遵从老板的意图、不看老板的眼色，那么，丢掉工作事小，丢掉性命事就大了。单就姜维来说，在陈寿的心里应该是知恩图报、忠勇守义的之人，况且他们同是故国人。但在司马炎的眼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仇“魏”分子，图谋不轨之徒，恨不得喝其血食其肉。试想，你陈寿即使赏识姜维，那也不敢任性公开夸赞，如若敢明目张胆地表扬老板憎恨之人，公然与老板做对，哪么，产生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但陈寿不傻，老板不许说的话他坚决不说，老板不让干的事情他坚决不干，老板讨厌的人他坚决厌恶，老板批评他坚决贬低，与老板保持一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顺者昌逆者亡绝对是封建专制时代保身立命的最普遍的哲学。
话又说回来，既然是传记，那总得给姜维一个定论吧，就如同石碑上的墓志铭，不管是好还是坏，须得写上几行字，以昭告后人，总不能像武则天一样立块无字碑，让后世无端地去揣测，若是这样，就是对故人不负责任，对历史不负责任。两权相害取其轻，所以陈寿无奈地给了姜维差评，唯有如此，才能迎合老板司马炎的意志，也才能表明自己的立场。
好在，陈寿聪明，懂得曲折迂回，既然不能明着褒奖，那就隐喻暗示，自己不能说可以借他人之口讲出来。据《蜀书·蒋琬费祎姜维传》记载，诸葛亮在天水收服姜维，见小伙子朝气蓬勃，小有韬略，孝母敬老，心生喜欢，在给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推荐信中毫不掩饰地说：“姜伯约做事忠心勤奋，思考问题详细周密，其德行胜过李绍和马良等，的确为凉州上等士人。据我观察，姜伯约有胆有识，精通兵法，才力过人，而且忠心于大汉，宜委以重任”。后来，诸葛亮有意把姜维作为他的继任者来培养，并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姜维能入诸葛亮的法眼，得到权威认证，足见他的才能非同一般。诚然，一家之言未必真，所以，陈寿在传记中又引用了刘禅的贴身秘书郤正的评论：“姜伯约居上将之显位，处群臣之首列，住室简陋，家无余财，侧室无侍妾之欢，后庭无音乐之娱，衣服仅求够用，车马仅求乘用，节俭饮食，不华不奢，公家所给费用，随时用尽不留”。
看起来，姜维虽位高权重，但不骄淫奢华。对这样廉洁朴素的干部，领导理应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表彰，以鼓舞其信心，激励其士气。然而，刘禅这个领导偏偏情薄义寡，耳聋眼花，对姜维的品行充耳不闻，对其才能视而不见。即便这样，也就罢了，但刘禅宠幸宦官黄皓，听信谗臣阎宇，任由他们包括陈寿赞誉的费祎给姜维上眼药、使绊子，使得姜维工作处处制肘，屡屡受阻。领导不支持，同僚下烂药，北伐无帮手，注定了姜维壮志难酬，空留遗恨。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愤愤不平，作《剑门感蜀亡事》叹惜姜伯约：自惜英雄有屈伸，危机应变亦逡巡。阴平穹寇非难御，如此江山空负人。的确如此，薄情刘禅负了姜维，但忠义姜维却不负蜀汉。
纷争三国，但凡英雄豪杰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信守“士为知己者死”的做人信条，敬服“知恩图报，执礼重义”的伦理道德，姜维亦不例外。在五虎上将以及擎天支柱诸葛亮相继去世之后，蜀汉元气大伤，内部，刘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奸馋跋扈，纲常败坏，国力日渐衰弱；外部，吴蜀联盟土崩瓦解，曹魏雄兵虎视西川，内外交困，蜀汉大厦摇摇欲坠。假如，乘蜀汉衰微之际，姜维另投司马家族，凭他的才干，谋得一官位，过上滋润的士大夫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亦或发动兵变，取刘禅而代之，建立姜氏王朝，也未尝不可。但历史没有假如，只有史实。姜维感念知遇之恩、授学之情，决然扛起诸葛亮的大旗，痴心不改、不屈不挠继续“北伐中原，匡扶汉室”未竟事业。英雄纵有凌云志，天道不酬空遗恨。最终，姜维还是功败垂成，一己之力未能撑住蜀汉这座千疮百孔的破败大厦，残砖碎瓦把他掩埋在堕落的王朝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感恩报德，重情守义，固然是做人处事的好品质，但前提是要明世知势，如果不识时务，不明世理，那么，就算是以身相报，以命谢恩，终不过是一曲泣血的赞歌，一幕血书的悲剧，姜维如此，梁山好汉吴用、花荣报恩宋江魂断蓼儿洼亦是如此。
匡扶汉室南柯梦，英雄泣血空悲歌。陈寿评价是真也好，是假也罢，都如云烟消散在历史的天空里。如何要辨个褒与贬、对与错？我倒想起李清照的一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