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罗学闰
最早对“建安文学”守正创新的，是魏国末年的“竹林七贤”。百度说，“竹林七贤”，是指曹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的“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我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组合，喜欢用“七”的不少，仅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两个：建安七子（初期）和竹林七贤（后期）。我还深切地感受到，“七”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一星期有“七天”，北斗有“七星”，自然光有“七色”（五光十色、五颜六色都是形容词），歌曲简谱有“七音”（古只有五音），人体有七窍（面部七个孔窍：口1、眼2、耳2、鼻孔2），人死要“烧七”（以七天为周期），节气有七夕（中国情人节），玩具有“七巧板”（拼盘玩具），战国时代有“七雄”。“白雪公主”喜欢与“七个小矮人”一起耍，董永抢走“七仙女”的衣服（强行搞“天仙配”）。我所熟悉的文学作品还有《七个葫芦娃》《七侠五义》《七剑下天山》（中国）、《七武士》、《七宗罪》（日本）。这是不是跟“星象学”有关，是否暗示着某些“文化心理”？我解释不了。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个问题丢在一边，留待今后去解决。
还是来说“竹林七贤”，“七贤”好理解“七个贤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竹林”却有非议（并非真是在竹林喝酒）。有学者指出，竹林，跟三国时期逐渐兴起的“玄学”有关系。这个“玄”字，起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本来是道家(道教)用语。“玄学派”，又称“新道家”。“建安七子”都喜欢“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而“竹林七贤”则多选择“消极避世、放浪形骸”。从魏明帝曹叡时期的“浮华交会”（贵族子弟小众组织）起，到西晋再到东晋更发展为“谈玄之风”（世族名士的普世追求）。这个“竹林”可能是“竹林精舍”（印度是佛教建筑，中国是道教建筑）。
“竹林七贤”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呢？主要是“看不来”三国时的司马家族，其“篡魏之路”越走越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采取的态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惹不起躲得起）。嵇康，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还有一个“身份”是魏宗室的女婿，对司马氏的仇恨也最深。朋友山涛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劝他出去做官。他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个嵇康自顾自地打铁，不理睬前来拜望的钟会。虽然有“经典的对话”，却让钟会从此“心中不爽”。后来，遭钟会（一说吕巽吕安案件牵连）诬陷，为司马昭所杀。我们喜欢“把酒临风”，嵇康却潇洒地临阵抚琴，名曲《广陵散》因此成为“千古绝响”。
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擅朝纲。司马氏杀戮异己，株连甚众。本来倾向“曹魏王室”的他，对司马氏集团“怀恨在心”却又无可奈何。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先后“服侍”过司马氏父子三人，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加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换得司马氏对他的“放纵和宽容”，得以终其天年。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原先入仕曹魏，看到曹氏和司马氏“争斗得烟干火起”，就“隐身不交世务”。等到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又投靠司马氏为官。因为姻亲关系，他在司马氏手下就走得“一路顺风”。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性格“最沉稳”的一个人，连喝酒也很有“控制力”（最多喝八斗）。同时，也是把“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践行得“最巴适”的一个人（当官最大最久）。
向秀，是魏晋间文学家。景元四年（263年）嵇康被害，他被司马氏的高压政策“吓得进了朝堂”。不过当个散骑侍郎（皇帝的随行顾问），“下班后”就“读读写写”。向秀是“建安七子”中“宗教倾向”最明显的一个人（好老庄之学），也是对推动玄学“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就是他“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郭象补注《秋水》、《乐至》）。
说到刘伶，他“嗜酒佯狂，任性放浪”的形象就展现在眼前。我估计李白《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就是赞美的刘伶。刘伶是“竹林七贤”中岁数活得最大的一个人（79岁），比山涛还要多活一岁。谁说喝酒影响健康呢？刘伶喝酒也“喝出了专业水平”，有《酒德颂》让后世传扬。当然，喝酒也一定要有节制，要记住“小饮怡情、大醉伤身”，每逢酒局，微醺而已。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也最庸俗的一位。据说，他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仍然聚敛无已。每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家庭园有好吃的李子树，常卖出换钱，又害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李子核钻个孔再出售。因此，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为世人诟病的一个人。
阮咸，是“竹林七贤”辈份最矮的一位（阮籍之侄）。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狂浪不羁。他还喜欢“跨族婚姻”，曾与姑母家的鲜卑婢女私下要好（生了一个儿子）。他喝酒“很豪放”（不用酒杯，改用大盆），“与猪同饮”就传为笑话。虽然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也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但是，晋武帝（司马炎）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用，终日钻研音律，除了“烂酒罐”之名，还有《律议》传世。不像我等酒徒，除了“喝一肚子烧酒”，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病殃殃的身体，为老婆娃儿增加负担。
当然，《三国志》还为各国的方术之士作了传。有神医华佗，有相面的，有易经预测的，还有解梦的，纷纷攘攘，不一而足。我看只有华佗的“神医事迹”还有科学依据，谈了病象、病理和药方，也谈了神奇的治疗效果，尚还可信。但，华佗究竟是谁？给关公刮骨疗伤的是他吗？给曹操治“偏头风”的是他吗？曹操杀的是他吗？都不一定是。但他“治未病”（病从浅中医），“分段施治”（在肌肤、在腠里、在骨髓）的办法，跟“神医扁鹊”很相似。据《三国志•华佗传》，在《庄子》“二禽戏”(熊经鸟伸)的基础上，华佗创编了“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模仿动物的动作用来健身，估计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还有就是“麻服散”，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麻醉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医”都是跟“巫”紧密相连的，我估计当时的“巫”能达到“人神相通”的境界，用的可能是“兴奋剂”，而为病人求得的“神药”，极有可能是“麻醉剂”。不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病人对“巫师”的“敬信”，也是精神因素在起作用。我有次带一个老中医（90岁）回去给我老母亲看病，他就用了“心理辅导”的办法，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我的药”。果然，母亲的病很快就好转了。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达到了“不药而治、出神入化”的境地，这是现代医学需要学习借鉴的。尤其是“中医”是我们的“国粹”，现在却“风光不再”，被西医“挤得塌塌都没有”，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来看华佗“不药而治”的“心理疗法”病例：有一郡守得了重病，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于是把他父亲“那些年那些事”向华佗全盘托出。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又没捉到。盛怒之下，郡守吐出一升多黑血，病的确就医治好了。
我们现在有“心理疾患”的人太多了。高考前夕，某中学一个教师就跳楼身亡了。这跟某些官员“不慎坠楼”是不一样的，那是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据探访得知，这个教师有严重的“抑郁症”。要是华佗再世，曹操的“偏头风”能够有治愈的希望，这个中学老师也不会“跳楼自杀”。现在心理不健全的学生不少，更需要加强“心理疏导”，避免一些“恶性事件”。事件一旦发生，学校、社会、家庭都“很受伤”，尤其是我们的学校更会“几面不是人”。所以，既要教书，更要育人。韩愈《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讲规律；授业，就是讲专业；解惑，就是解开困惑，就像东吴的诸葛子瑜“解开孙权心里的疙瘩”一样。豁然开朗，不仅是“眼前的阳光灿烂”，更是“心情的异常愉悦”。
七、司马家族：“三国”的“最大赢家”
“三国”历史上，最牛的一个家族是诸葛家族，魏蜀吴三国都记录了诸葛家族的丰功伟绩。而得利最多的一个家族，就是司马家族。他们几乎都在曹魏的阵营内“稳步成长”，经过三代四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努力，实现了从辅佐曹氏、掌控曹氏、篡夺曹氏的“历史性转变”。265年，终于办完“过户手续”，把曹魏的“国有资产”据为已有。司马”成为两晋朝的“国姓”。读过《三国志》，你会发现“司马家族”是曹家的“好学生”，在三国时“名利双收”，而在两晋时却是“名利尽失”，生活过得很苦不说，甚至连从曹魏篡夺的江山也弄丢了（这是后话）。
《晋书•宣帝纪》说，司马家族乃祝融之后，以官为氏。追踪到的远祖是司马卬。这个司马卬，在楚汉相争时做出“英明抉择”，从项羽的阵营“弃暗投明”（投奔刘邦），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在西汉，司马家族也是人才辈出，二千石的高官不少，尤其是文学上的成就突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的赞语（左宗棠）。那个“因言获罪”的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出旷世名作《史记》，那个与卓文君私奔的司马相如的辞赋也曾享誉千古，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也把“两司马”合为一章。（待续）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