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宋朝全盛之時，仁宗天子御極之世。這一代君王，恭己無為，寬仁明聖，四海雍熙，八荒平靜，士農樂業，文武忠良。真個是：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清《東坡詩話》
嘉祐八年，大宋天子趙禎逝世於東京汴梁，他的一生極具傳奇色彩，五十四年人生路，在位四十二年，成就了仁宗盛治的赫赫美名，他走了，留下了一個太平盛世。
演員王凱飾演的宋仁宗趙禎
宋仁宗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盛治，所謂盛治，指的是昌明的政治，自宋仁宗後，歷代文人和政治家追思宋仁宗時代，無不心嚮往之，清《東坡詩話》有云“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這無疑代表了世人對仁宗盛治的無上推崇和思慕之情。
仁宗一朝，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經濟發展迅速，尤其是文壇之盛，放眼中國歷史，實難再覓。晏殊、范仲淹、柳永、王安石、歐陽修、蘇洵、曾鞏、司馬光等這些如星辰般璀璨的名字閃耀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他們的筆下，仁宗盛治呈現出了別樣的光輝和華彩。
金風細細，文人宰相筆下的人生情致
金風細細，葉葉梧桐墜。綠酒初嘗人易醉。一枕小窗濃睡。
紫薇朱槿花殘。斜陽卻照闌干。雙燕欲歸時節，銀屏昨夜微寒。—晏殊《清平樂》
演員喻恩泰飾演的晏殊
宋代是文人的天堂，這源自於宋太祖奠定的“重文輕武”的理念，因為宋帝國厚養文官，宋代的文人鮮少有缺錢花的時候，這些文官本就起於科舉，文采之美，辭藻之麗，乃是入仕之必須。
晏殊自小以神童著稱，十四歲時被宋真宗賜同進士出身，小小年紀就步入了仕途，他為官五十餘年，見證了仁宗時代的起承轉合，他的筆下描繪出一幅幅綺麗的盛世圖景。
《清平樂》：宋仁宗與晏殊談論風雅
晏殊的這首《清平樂》詞雖不及他的《浣溪沙》詞出名，也並非是該詞牌中最佳之作，但卻以其擅長的閒適風格與華貴氣象相融合，以“金風”“綠酒”“紫薇”“朱槿”“銀屏”的典雅意象營造出別樣的恬靜淡雅。
我們在品讀這樣的恬靜淡雅時更要領會到其背後的人生百態和社會風氣。晏殊少年得志，在宦海雖歷經幾次坎坷，但比起唐之李白、後之蘇軾等一票鬱郁不得志的文人，他的一生要幸運的多。
更為幸運的是，他身處在宋朝的鼎盛時期，以宰相之尊享受著國家昌盛、經濟繁榮帶來的諸多紅利，與其說晏殊的詞是在寫優容生活下的閒適淡雅，倒不如說晏殊在用這份閒適淡雅映照宋帝國的繁榮昌盛。
《清平樂》：晏殊與范仲淹論事
宋末愛國詩人文天祥曾賦詩“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可見古人對國家興衰與個人榮辱之間的關係看得很清楚，放在晏殊身上，那就是沒有國之興盛，何來“綠酒新嘗”和“小窗濃睡”的安逸呢？沒有仁宗盛治的太平圖景，作為宰相的晏殊就不會只是無可奈何的淡淡憂傷，而是心憂天下的滿懷愁緒了。
戶盈羅綺，寫不盡的人間繁華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戶盈羅綺，競豪奢。—柳永《望海潮》
杭州風光
自西晉末年到宋仁宗時，中國已經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即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黃巢之亂造成的三次南遷，此時的江南已經基本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在黃巢之亂後，北方戰亂頻仍，南方則相對穩定，尤其是吳越一帶，經歷了錢氏家族的多年經營和歸宋後數十年的建設，杭州已經逐漸成為東南地區的經濟中心。
眾所周知，宋代時城市突破了坊市的界限，朝廷又不實行宵禁，商業得以進一步發展，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四川地區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一種紙幣—交子，到了仁宗時代，交子收歸官辦，並推廣全國，可以說，紙幣的發行給經濟貿易提供了巨大便利。
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與會子
柳永生活的仁宗時代，經濟已經達到了相當發達的水平，以至於在東南經濟中心的杭州出現了“市列珠，戶盈羅綺，競豪奢”的奇景，柳永之言或許有些誇張的成分，但是杭州是宋代商業高度發達的代表城市這一點是無需置疑的。當然，除了長期穩定的南方，久經戰亂的北方經歷了宋代幾十年的發展也已經恢復了元氣。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風光盈綺陌。金絲玉管咽春空，蠟炬蘭燈曉夜色。—柳永《玉樓春》
柳永《玉樓春》一詞中描述宋都汴梁元夕之夜的笙歌不止、人來人往，蠟炬之亮如同白晝，這無疑應證了宋代發達的商業經濟和繁華的城市夜景。
宋《清明上河圖》上的汴梁
須知，自黃巢之亂以來，中國北方經歷了長期的戰亂，這其中導致的人口和經濟損失是無法的估量的，宋太祖建國以後，先用杯酒釋兵權解除了中原頻繁戰亂的內因，又通過統一戰爭逐步解決了威脅中原安全的外因，在北漢滅亡和澶淵之盟簽訂後，中國北方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時期，至仁宗時，趙禎和其養母劉太后勵精圖治，北方得到了進一步恢復和發展。
商業的高度繁榮是宋代的典型標誌，仁宗時代又是宋帝國的鼎盛時期，作為這繁華盛世的見證者，柳永寫下的不僅是文學史上的瑰寶，亦是仁宗盛治的切實佐證。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文正公筆下的盛世危情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范仲淹《靈烏賦》
演員劉鈞飾演的范仲淹
趙禎開創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仁宗盛治，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達到了相當水平，但是在盛世的表象下隱藏著極深的隱患，農民起義不斷、土地兼併日益嚴重、三冗（冗官、冗兵、冗費）日甚，在中央層面也出現了較大規模的黨爭。在這樣的盛世危情下，范仲淹橫空出世。
范仲淹幼年生活困頓，多年求學終得入仕，故而范仲淹深知民間疾苦，他立志為官便要“為民請命”，范仲淹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再加上他剛正不阿的性格，時常勸諫仁宗親賢愛民、體民之苦。但正是因為范仲淹的剛正不阿也讓他樹敵頗多，他在明道二年和景祐三年兩次與宰相呂夷簡交鋒，尤以景祐三年為甚，他連上四道奏疏，斥責呂夷簡艱險狡詐、任人唯親，但宋仁宗受惑於呂夷簡，將范仲淹貶到饒州。
《清平樂》：呂夷簡與范仲淹論戰
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宋史•范仲淹傳》
面對呂夷簡的攻擊和仁宗對他的態度，范仲淹心情煩悶，鬱鬱不平，好友梅堯臣遂作《靈烏賦》贈之，勸范仲淹少管閒事，自己自在逍遙就行，這是好友的一番好意，但是范仲淹卻在迴文中寫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發出了震撼古今的自由宣言，其更為可貴的是，范仲淹所爭取的自由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天下萬民。
慶曆三年，趙禎有感於盛世之下隱伏的危情，決意任范仲淹開展變法，范仲淹任職地方多年，對生民疾苦和國家之弊深有體會，范仲淹主導的新政切中了宋帝國的隱疾，但是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而身為皇帝的趙禎，在改革的關鍵階段舉棋不定，再加上新政先天不足，范仲淹在用人上又有偏差，導致了慶曆新政歷經一年多就宣告失敗。范仲淹也不得不離開朝堂，出知鄧州，並在鄧州寫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岳陽樓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范仲淹《岳陽樓記》
《岳陽樓記》集中體現了范仲淹憂國憂民的情懷和為民請命的志向，更是在慶曆新政失敗後對自己的自勉。范仲淹身處在宋朝的鼎盛階段，卻能清醒的認識到盛世之下的隱藏的巨大隱患，並且敢於發聲、敢於作為，是宋帝國的良心。
結語
“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宋史•仁宗本紀》
主張“仁”的孔子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以仁為廟號，是世人對趙禎最高的評價。趙禎的一生克己復禮、施行仁政，使得宋朝在他的手中達到了鼎盛，也成就了有別於漢唐盛世，而又無以倫比的“仁宗時代”。
仁宗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光華燦爛的時期，這種璀璨著落在史書上只是冷冰冰的文字，但是在文人墨客的筆下就能活色生香，不管是晏殊還是柳永，亦或者是同時代的其他文人，他們用華美的文采和綺麗的文字將仁宗盛治的圖景留存後世，後人品讀他們的文字，那個史料記載中虛無縹緲的仁宗盛治也便躍然眼前。
相比於他們的風雅，范仲淹卻用他的筆寫下了盛世危情，讓我們看到了在光鮮亮麗的盛世背後原來還隱伏著如此巨大的隱患，在品讀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志願時，又不禁感慨宋仁宗真是“成也仁，敗也仁”，他的“仁”在成就了諸多美名的同時，卻也成為保守派在阻撓改革時的最大助力。
必須指出，宋仁宗無論如何不愧於“賢君”之名，他的時代對於文人來說是美好的，對於百姓萬民來說是略帶遺憾的，這種遺憾絕非是他的主觀願望，只是他終究是個封建帝王，逃不開帝制時代家天下的本質，更逃不開貴族官僚集團對他的束縛，或許這種遺憾只能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必然。
參考文獻：《宋史》《東都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