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清《东坡诗话》
嘉祐八年，大宋天子赵祯逝世于东京汴梁，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五十四年人生路，在位四十二年，成就了仁宗盛治的赫赫美名，他走了，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
演员王凯饰演的宋仁宗赵祯
宋仁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盛治，所谓盛治，指的是昌明的政治，自宋仁宗后，历代文人和政治家追思宋仁宗时代，无不心向往之，清《东坡诗话》有云“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无疑代表了世人对仁宗盛治的无上推崇和思慕之情。
仁宗一朝，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文坛之盛，放眼中国历史，实难再觅。晏殊、范仲淹、柳永、王安石、欧阳修、苏洵、曾巩、司马光等这些如星辰般璀璨的名字闪耀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他们的笔下，仁宗盛治呈现出了别样的光辉和华彩。
金风细细，文人宰相笔下的人生情致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晏殊《清平乐》
演员喻恩泰饰演的晏殊
宋代是文人的天堂，这源自于宋太祖奠定的“重文轻武”的理念，因为宋帝国厚养文官，宋代的文人鲜少有缺钱花的时候，这些文官本就起于科举，文采之美，辞藻之丽，乃是入仕之必须。
晏殊自小以神童著称，十四岁时被宋真宗赐同进士出身，小小年纪就步入了仕途，他为官五十余年，见证了仁宗时代的起承转合，他的笔下描绘出一幅幅绮丽的盛世图景。
《清平乐》：宋仁宗与晏殊谈论风雅
晏殊的这首《清平乐》词虽不及他的《浣溪沙》词出名，也并非是该词牌中最佳之作，但却以其擅长的闲适风格与华贵气象相融合，以“金风”“绿酒”“紫薇”“朱槿”“银屏”的典雅意象营造出别样的恬静淡雅。
我们在品读这样的恬静淡雅时更要领会到其背后的人生百态和社会风气。晏殊少年得志，在宦海虽历经几次坎坷，但比起唐之李白、后之苏轼等一票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他的一生要幸运的多。
更为幸运的是，他身处在宋朝的鼎盛时期，以宰相之尊享受着国家昌盛、经济繁荣带来的诸多红利，与其说晏殊的词是在写优容生活下的闲适淡雅，倒不如说晏殊在用这份闲适淡雅映照宋帝国的繁荣昌盛。
《清平乐》：晏殊与范仲淹论事
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曾赋诗“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可见古人对国家兴衰与个人荣辱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清楚，放在晏殊身上，那就是没有国之兴盛，何来“绿酒新尝”和“小窗浓睡”的安逸呢？没有仁宗盛治的太平图景，作为宰相的晏殊就不会只是无可奈何的淡淡忧伤，而是心忧天下的满怀愁绪了。
户盈罗绮，写不尽的人间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望海潮》
杭州风光
自西晋末年到宋仁宗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造成的三次南迁，此时的江南已经基本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在黄巢之乱后，北方战乱频仍，南方则相对稳定，尤其是吴越一带，经历了钱氏家族的多年经营和归宋后数十年的建设，杭州已经逐渐成为东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众所周知，宋代时城市突破了坊市的界限，朝廷又不实行宵禁，商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到了仁宗时代，交子收归官办，并推广全国，可以说，纸币的发行给经济贸易提供了巨大便利。
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与会子
柳永生活的仁宗时代，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以至于在东南经济中心的杭州出现了“市列珠，户盈罗绮，竞豪奢”的奇景，柳永之言或许有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杭州是宋代商业高度发达的代表城市这一点是无需置疑的。当然，除了长期稳定的南方，久经战乱的北方经历了宋代几十年的发展也已经恢复了元气。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晓夜色。—柳永《玉楼春》
柳永《玉楼春》一词中描述宋都汴梁元夕之夜的笙歌不止、人来人往，蜡炬之亮如同白昼，这无疑应证了宋代发达的商业经济和繁华的城市夜景。
宋《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梁
须知，自黄巢之乱以来，中国北方经历了长期的战乱，这其中导致的人口和经济损失是无法的估量的，宋太祖建国以后，先用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中原频繁战乱的内因，又通过统一战争逐步解决了威胁中原安全的外因，在北汉灭亡和澶渊之盟签订后，中国北方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至仁宗时，赵祯和其养母刘太后励精图治，北方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
商业的高度繁荣是宋代的典型标志，仁宗时代又是宋帝国的鼎盛时期，作为这繁华盛世的见证者，柳永写下的不仅是文学史上的瑰宝，亦是仁宗盛治的切实佐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正公笔下的盛世危情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范仲淹《灵乌赋》
演员刘钧饰演的范仲淹
赵祯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仁宗盛治，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相当水平，但是在盛世的表象下隐藏着极深的隐患，农民起义不断、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日甚，在中央层面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党争。在这样的盛世危情下，范仲淹横空出世。
范仲淹幼年生活困顿，多年求学终得入仕，故而范仲淹深知民间疾苦，他立志为官便要“为民请命”，范仲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再加上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时常劝谏仁宗亲贤爱民、体民之苦。但正是因为范仲淹的刚正不阿也让他树敌颇多，他在明道二年和景祐三年两次与宰相吕夷简交锋，尤以景祐三年为甚，他连上四道奏疏，斥责吕夷简艰险狡诈、任人唯亲，但宋仁宗受惑于吕夷简，将范仲淹贬到饶州。
《清平乐》：吕夷简与范仲淹论战
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宋史•范仲淹传》
面对吕夷简的攻击和仁宗对他的态度，范仲淹心情烦闷，郁郁不平，好友梅尧臣遂作《灵乌赋》赠之，劝范仲淹少管闲事，自己自在逍遥就行，这是好友的一番好意，但是范仲淹却在回文中写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发出了震撼古今的自由宣言，其更为可贵的是，范仲淹所争取的自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万民。
庆历三年，赵祯有感于盛世之下隐伏的危情，决意任范仲淹开展变法，范仲淹任职地方多年，对生民疾苦和国家之弊深有体会，范仲淹主导的新政切中了宋帝国的隐疾，但是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而身为皇帝的赵祯，在改革的关键阶段举棋不定，再加上新政先天不足，范仲淹在用人上又有偏差，导致了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多就宣告失败。范仲淹也不得不离开朝堂，出知邓州，并在邓州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仲淹《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集中体现了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民请命的志向，更是在庆历新政失败后对自己的自勉。范仲淹身处在宋朝的鼎盛阶段，却能清醒的认识到盛世之下的隐藏的巨大隐患，并且敢于发声、敢于作为，是宋帝国的良心。
结语
“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宋史•仁宗本纪》
主张“仁”的孔子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以仁为庙号，是世人对赵祯最高的评价。赵祯的一生克己复礼、施行仁政，使得宋朝在他的手中达到了鼎盛，也成就了有别于汉唐盛世，而又无以伦比的“仁宗时代”。
仁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光华灿烂的时期，这种璀璨着落在史书上只是冷冰冰的文字，但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就能活色生香，不管是晏殊还是柳永，亦或者是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用华美的文采和绮丽的文字将仁宗盛治的图景留存后世，后人品读他们的文字，那个史料记载中虚无缥缈的仁宗盛治也便跃然眼前。
相比于他们的风雅，范仲淹却用他的笔写下了盛世危情，让我们看到了在光鲜亮丽的盛世背后原来还隐伏着如此巨大的隐患，在品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志愿时，又不禁感慨宋仁宗真是“成也仁，败也仁”，他的“仁”在成就了诸多美名的同时，却也成为保守派在阻挠改革时的最大助力。
必须指出，宋仁宗无论如何不愧于“贤君”之名，他的时代对于文人来说是美好的，对于百姓万民来说是略带遗憾的，这种遗憾绝非是他的主观愿望，只是他终究是个封建帝王，逃不开帝制时代家天下的本质，更逃不开贵族官僚集团对他的束缚，或许这种遗憾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
参考文献：《宋史》《东都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