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的和光同塵
魏晉風度不是受到有些文人的歡迎，事實上魏晉風度是中國士大夫精神的源頭之一，而且如果要深究的話，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風範從根本上都收到了魏晉風度的影響。比如木心就曾說過《世說新語》是士大夫最好的教科書。
魏晉風度是在政治壓迫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的畸形產物，我覺得這是一種誤解，因為事實上沒有哪種風度、理論、態度是和平的狀況下產生的。魏晉風度產生的原因確實是為了躲避壓迫，而且魏晉風度一下子從經學改為玄學，從這點看你可以說它產生的原因是複雜的，也可以說魏晉名士本身的行為是荒誕的、不正常的。
但是魏晉風度本身一定不是畸形的，因為這是一個從舊的禮教到自由人格的轉變。
魏晉名士怪異的行為恰恰是彰顯自我的一種表現，而後來的絕大多數文人內心的那種孤高、隱逸、性情等等基本都在魏晉時被奠定。所以中國的文人內心渴望入仕，但同時他們也有對自由的渴求，這其實是儒家文化與魏晉風度共同作用的一個結果。
因為魏晉是“三教合流”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代有兩漢經學的基礎，同時老莊哲學被推崇，而佛教也在這個時間在中國有了非常大的發展，並逐漸的被玄談的名士們接收。而儒釋道三教對中國文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它們交匯的源頭其實就在魏晉，它們最初的表現其實就是魏晉風度。
通常我們一提到魏晉風度，一般都會想到一個詞——放浪形骸，我看到過很有意思的一個說法，說魏晉是一個“裸奔”還會受到推崇的時代。由於魏晉名士們是為了躲避血腥與殘暴的政治迫害，所以他們的反抗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厲害。
為什麼呢？因為魏晉名士不能夠在現實上有所作為，所以他們在傳統的觀念上開始反抗，上文就提到過這是一個彰顯人格自由的時代。他們服藥（五石散）、飲酒、狂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樹立的自我的人格典範一直是後世的士大夫的追求。
因為在後來儒家“禮”的規範下，他們在內心向往魏晉名士。魏晉風度不是受有些文人歡迎，魏晉風度被後人倍加讚賞，比如竹林七賢，後世的文人畫中竹林七賢已經成了一種精神符號，他們不是畸形，他們象徵著一種風度。
而嵇康“從此絕矣”的《廣陵散》也被推崇為卓然、清高的典範。
有時候我在想，杜甫的《飲中八仙歌》這八個盛唐名士，是不是也在向竹林七賢致敬呢？
甚至像李白推崇謝靈運，唐朝的其他文人羨慕陶淵明，他們其實都在致敬魏晉風度。
其他的比如宋朝的蘇軾，他還有一首《阮籍嘯臺》致敬魏晉名士：
阮生古狂達， 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 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 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 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 飲為醉所昏。誰能與之較， 亂世足自存。
狂達，這是一個含義很深的概括，因為“狂”指魏晉名士的行為，而“達”是一個非常有深意的詞，因為在詩文中“達”通常是一種境界、是一種品德。
而在明朝比如寫《牡丹亭》的湯顯祖、寫“三言二拍”與《東周列國志》的馮夢龍身上都有魏晉的影子。
魏晉那種自由人格其實就是後世文人的自覺，而文人的自覺這個詞我們今天還在提，它一般陳寅恪所謂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後世文人崇拜魏晉名士，其實是因為名士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觀念，是一種文人的普遍追求。
坦坦蕩蕩的尚格
是亂世的產物，但不應稱為畸形的文化。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中國文人是遵循“盛世出將入相，亂世則明哲保身”的處事原則的，所以這裡所說“魏晉風度”應該稱為“隱士文化”，這一階段的文化不同於其他時期的原因是：
1、中國的文人天生就是所謂明君的依附階級，政治上的混亂導致文人無所適從，失去了在政治發揮才能的興趣，退歸田園後沒有了精神上的壓力和統治階級對思想的導向，反而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獲得了可以抒發真性情的自由發展空間，形成了精彩多元、藝術審美更高的特色文化。
2、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政治體制由貴族階級向仕族階級交權的重大變革的時期，因此也是新思想、新模式層出不窮的時期，這種特徵也自然而然的要表現在文化。甚至可以理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
騏說
當文人一身經世才，貨與帝王家。著作等身，傳諸後世。種種夢破滅以後，只能遺世而獨立，放浪形骸，“崇尚”陶淵明，服食五石散企圖成神仙，喝喝酒，發發牢騷，。也因為服食五石散喝酒（藥酒），顛狂後以天地為衣裳，索性走極端，而且吹捧成有“風度”。這其實是魏晉文人的悲哀末落。亂世啥都可能出現。亂世出妖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