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杨炯 了，除了一些上学的背过“初唐四杰”的学生。相比于初唐四杰中名气很大的王勃和骆宾王，杨炯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了。
默默无闻的原因其实也可以想得到，毕竟哪个孩子小时候不是因为一首“鹅鹅鹅”走向诗歌文学的殿堂呢？又有哪个孩子不是因为王勃的《滕王阁序》再次领略到了该死的音韵之美？
而杨炯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对于他，了解的确实太少了。
他在一首《从军行》中，曾经表达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叹，读书人主动投笔从戎的例子，只有班超和他了好像。为什么会这么“想不开”呢？毕竟当时当兵，可是一个苦差事。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他和大唐的故事。
贵族之后，宦海沉浮
杨炯是真的贵族。他出生于陕西华阴，当年的陕西，可是正儿八经的天子脚下，而华阴弘农杨氏的美名更是天下皆知，就连隋文帝杨坚，都可以算作杨炯正儿八经的亲戚。
和很多神童一样，杨炯自然是非常聪明，博闻强记，对于诗词尤其精通。
从小就聪慧的杨炯，10岁被举为神童，年仅11岁就待制弘文馆。弘文馆可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地方，虽然也不是什么实权部门，就是负责一些书籍的整理，给朝廷的礼仪做做方案，提提意见，但是它同时也每年招一些神童，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监，但是
当时能到里面学习的非富即贵，杨炯11岁就来了，不能不说他聪明。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后来在中书侍郎薛元超的大力举荐下，杨炯一年两迁，仕途走上了快车道，先是崇文馆学士，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子李显的属官，未来是一片大好。此时的杨炯，意气风发，是大唐未来正在闪闪发光的明星，将来要是太子登基了，他肯定是从龙之臣，一定会发出自己的光彩。
可是唐代太可悲了，太子的属官，比如李建成，还有这位太子，都特别惨，因为李显的妈，是武则天。在光宅元年，杨炯35岁之时，徐敬业发起了一场大的动乱，由于不满武则天专政，他们起兵反对武则天。可是三个月之后，他们的叛乱就戛然而止了。
这本来也没有杨炯什么事，但是巧的是，在徐敬业的这次叛乱里，有一个叫杨神让的人，他还有另一身份，是杨炯的族兄。叛乱平息之后，武则天一查，直接把杨炯定义成危险分子，直接贬到梓州做参军去了，他开始自己的流浪。
高层的动荡，人心的险恶，不禁是他发出了“我无为，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感慨。在前往梓州的路上，杨炯看着原来越远的长安城，自然而然地又生出了“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的感慨了，我想，他此时一定想到了那个著名的“长安与日孰远”的典故。梓州其实是个不错的地方，也不是如此如此荒凉，毕竟“初唐四杰”中除了骆宾王，都曾在梓州游历过一段时间。
在梓州期间，杨炯虽为贬谪之身，但却依然对大自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心思，创作了大量诗文，比如《和刘长史答十九兄》等等。而出自这些诗文的，“街巷涂山曲，门闾洛水滨”“宝剑丰城气，明珠魏国珍”等句子，也在某种程度上，一扫那些宫体诗的哀怨俗词，在绮丽诗风之外，另创了自己的风格。
杨炯在梓州任满之后，又回到了洛阳，与另一位大诗人宋之问同时在习艺馆任教，习艺馆是当时专门教习宫人学习文化的机构，一个诗人，一个有宏图抱负的诗人，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无疑是一种侮辱。
在习艺馆任职的都是些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杨炯虽然出身名门，也自然不屑于和这些人为伍，他觉得他们腹中空空，就是个绣花枕头。
杨炯的性格自然对他们没有什么好脸色，还取了一个“麒麟楦”的典故来讽刺他们像那披着麒麟皮的蠢驴一样，这样的人自然是混不下去的，杨炯回到京城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又被
贬谪到盈川当县令，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在盈川令上，杨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他多次亲种农桑，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仅仅两三年之间，盈川便大治，百姓也安居乐业，但杨炯在同僚那里，却屡遭诋毁，有人说他为政残酷，遇到不顺心的的人就鞭打他们，还喜欢夸耀自己，经常张贴自己的美名，这一点在《唐才子传》中也有体现，传说他去盈川的时候，张说把《箴》赠送给他，让他不要为政苛刻。
而在民间，杨炯的风评却一向很好，据《衢县志》记载，杨炯“以岁旱祈雨不得，遂赴井死”，为了纪念杨炯的德行，村民推举他为“城隍神”。并且千百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把杨炯当作“贤令”来祭祀，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民心是不会骗人的。
“不如投笔去”
初唐四杰中，杨炯属于比较好命的类型，相比于王勃的早逝和骆宾王的不知所踪。
但是他也是不幸的，因一场谋反被牵累，后来因为耿直被排挤。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华而不实的“麒麟楦”，可以身居帝国高位，也想不明白那些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无法改变。
他就想逃避，往哪儿逃避呢？他想当兵。
然后，他就写了开头提到的那首《从军行》，来抒发自己纵马边疆，报效祖国的感情。
开篇就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他不平啥？在诗里是因为烽火照西京，敌人来袭而不平，但是这首诗里的那个“我”，此时应该只是一个读书人，然后他隔着重重楼台，看到了“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这是唐军的出师盛状。
然后他的想象来到了边塞，他就写道“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塞外风雪寒，但是盛唐诗，永远是一种昂扬的基调，他不会像后世的杜甫一样，写什么《兵车行》，他用风雪，来衬出将士们的勇猛，他的脑子里，一定出现了李靖深入大漠的神勇模样。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高潮“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两句，太有名了，以至于后世的化用，不计其数，有王维的“
岂学书生辈，窗前一老经”，也有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简单，直白，是个中国人都懂，却自有一股一往无前的精神气在。除了这句著名的“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他还在《出塞》中写过“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在《紫骝马》中写过“匈奴今未灭，画地联封侯”等等。这些边塞诗歌，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胸襟抱负，他的志在千里，杨炯就是这样的骄傲，本是经天纬地大丈夫，仅可投身于刀笔吏之间，即是他这刀笔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从来没有去过边塞，陈子昂感受过燕赵苦寒，登上幽州台，发出那一声著名的长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李白就是从唐王朝最西边过来的，并且在六十岁那年，还跟着永王的队伍，打击安史叛军。
诗人们也并不都是老书生，尤其是在唐王朝这样开放进取的时代，燕赵的苦寒，西北的风沙，还有那神秘的西域，孤立的玉门关，阳关，自然那些诗人产生了无穷的兴趣，同样，诗人们的足迹，更是那些建筑永远不倒的原因。
这一点，一直未曾收复燕云之地的宋代人是体会不到的。
巧的是，初唐四杰在这方面，有共同的志趣，卢照邻写过“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骆宾王更是数度从军，他写过气宇轩昂的“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甚至之后还加入了徐敬业的队伍，写下的《讨武檄文》直接把武则天吓出了一身汗，连连说“这是宰相的过错啊”。
当时唐王朝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疆域之盛，开拓精神，军队成了跻身富贵的另一条路子，吸引了很多志在报国的勇士。从东边的太平洋到西边的葱岭，唐王朝盛极一时，但是如此尚武的社会上，只留下他，有心报国，无门路可走的背影，他只得在诗歌中，想想自己身跨骏马，投身疆场的气概，数千年之后，少年纵马奔驰的背影，依然清晰可见，在诗里。
也不知道有一天是不是喝多了，杨炯在听说了王杨卢骆的排名之后，他说自己“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就是说自己哪配和卢照邻相比，而王勃又怎么能和自己相比。嘴炮是打够了，但是身体倒是很实诚，王勃死后，他还是乖乖的将王勃的诗文都收集起来，汇编成卷，并且为他亲自作序，并在序言中对王勃给予了自己的充分肯定，杨炯还是有数的。但是如果你去问他，他估计会板着脸说，我只是希望后来的人把我和他之间，有个比较罢了。
盛世繁华
我们最后，说一说，大唐。
没有大唐的风气，是产生不出李白，杜甫，甚至是杨炯的。
在杨炯的时代，我们的玄奘刚刚经过西域三十六国，去遥远的印度，在戒日王手里，取到了大乘佛经。
在那个时代，李白刚刚在大唐的最西边出生，虽然生在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内，但是无可否认，他是我们民族诗歌的骄傲，我们的月亮，没有李白，不知道会黯淡上多少分。并且他还会剑术，“
十步杀一人”，不仅仅是诗，还是那个时代尚武的号角。唐和这个时代的气质，是落日下，一剑一酒一歌。
在杨炯之前，有薛仁贵，在他之后，有高仙芝，有哥舒翰，在他们手上，率军奔袭成了一件艺术品，他们翻过帕米尔高原，也穿过漠北的苦寒之地，连后来“
一人灭一国”的神话，也不过是用借来的区区几千士兵，顺手灭掉了最强大的中天竺国罢了，而这样的功绩，回国之后，只是升官半级而已。我们的先辈，那时候，尚武却不滥用武力，文明却不因文明而软弱，大唐在西域，大唐在南诏，大唐甚至还在贝加尔湖，只是这一切，后来都毁在一个叫安禄山的胖子手里，然后经过了之后的一千多年，我们慢慢磨掉了那股子唐代的精神气。
杨炯看到的，是一个尚武崇文，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们的皇帝，被尊称为天可汗，伴随着轰轰烈烈铁蹄声的，是一个时代的气韵。
这样的时代，这样昂扬进取的时代，又怎么能不让人心驰神往？
文/枕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