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4周年！
中央红军的长征经历了大致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长征的准备阶段，红七军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第二阶段，被动退却阶段，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召开；第三阶段，战略转移阶段，从遵义会议到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第四个阶段，北上抗日阶段，从懋功会师到落脚陕北；第五阶段，三军会师，从落脚陕北到1936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和与红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江西于都红军渡口
1.长征先遣队
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与西进。
（1）红七军团北上
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约6000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率领红七军团，经福建北上到闽浙赣皖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汇合。11月4日，中革军委下令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成红十军团，方志敏代表中央负责先遣队的北上抗日行动。之后，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由于兵力太小，这支部队未能达到战略上调动牵制 “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的目的，反而因孤军深入敌后，陷于同10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余部在粟裕等带领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2）红六军团西征
1934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中革军委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进行西征。红六军团从8月开始西征，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到达黔东。10月下旬，与夏曦、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汇合，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中央红军的长征
（1）血战湘江，通道转兵
今日湘江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分别从瑞金、雩都出发，实行战略大战役，计划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始了悲壮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坚持斗争。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在部队广大指战员中进行政治动员工作。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导致行军队伍缓慢，对行军打仗极为不利。长征之初，队伍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向西行动。
蒋介石察觉红军的战略意图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了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前夕，10月初，红军与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当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经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
“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等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东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周，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沿着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他又在城步、新宁、通道、遂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一带构筑了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红军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妥当的方针。但博古、李德等人仍不接受。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境内。12日，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当日会后19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12月13日，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
史称“通道转兵”。（2）遵义会议，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会址
通道转兵后，红军即向贵州东部进军，一举攻克黎平。12月18日，举行了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又举行了猴场会议；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党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3）四渡赤水，巧渡金沙
“四渡赤水”时太平渡渡口遗址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义会议前后，蒋介石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局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
1935年1月19日至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转战于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取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 巧渡金沙江
随后，红军南渡乌江，兵逼贵阳，诱使滇军来援。之后，红军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懋功会师，单独北上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决定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的红军先遣部队，为红军开路。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下旬，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但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却产生了“北上南下之争”。中共中央考虑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为解决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于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据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集中主力消灭松潘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加强统一指挥，为实现北上方针提供组织保证。
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也对北上的战略方针表示赞同，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向川康边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会后，他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延迟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仗着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策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芦花会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兼总指挥、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时，张国焘才调兵北上。但松潘战役战机已失，红军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一起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提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错误。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抵制中央作出的北上战略方针。
过草地
8月底，右路军历经千辛万苦通过了草地。虽然中央一再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北上，但张国焘却要求已进入草地的红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8日，他又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还命令左路军中驻马尔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让他们转令军委纵队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就将其扣留。这表明，张国焘为坚持其错误的南下主张，已开始对右路军采用胁迫的方式。中央再次劝告张国焘，强调如果左路军南下，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甚至背着党中央，9月9日给陈昌浩发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电报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他立即报告了中央。
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中央于10日凌晨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同时，致电张国焘，争取左路军立即北上。得知中央红军单独北上的消息后，陈昌浩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向前这句话，体现了高度的党性，使红军避免了冲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认为，张国焘对目前的革命形势存在错误的估计，并且存在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北上。
（5）落脚陕北，奠基西北
1935年9月13日，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9月16日至17日，红军攻破天险腊子口。这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曾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9月18日，红军到哈达铺，部队休整了7天。在这里，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9月22日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下午，又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首先要到陕北去。在哈达铺，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9月27日，红军占领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5日至9日，红军翻越六盘山，经过宁夏。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与陕北红军汇合。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对此，蒋介石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尽全功！”
然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地区。军委遂决定：集中全军大部兵力，求歼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这就是有名的直罗镇战役。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