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4週年！
中央紅軍的長征經歷了大致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長征的準備階段，紅七軍北上和紅六軍團西征；第二階段，被動退卻階段，從長征出發到遵義會議召開；第三階段，戰略轉移階段，從遵義會議到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第四個階段，北上抗日階段，從懋功會師到落腳陝北；第五階段，三軍會師，從落腳陝北到1936年10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和與紅二方面軍將臺堡會師，勝利結束長征。
江西于都紅軍渡口
1.長征先遣隊
為了宣傳和推動抗日，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壓力，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組織兩支部隊北上與西進。
（1）紅七軍團北上
1934年7月6日，中革軍委決定，紅七軍團約6000餘人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深入閩浙皖贛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隨後，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率領紅七軍團，經福建北上到閩浙贛皖邊區，與方誌敏領導的紅十軍匯合。11月4日，中革軍委下令重組“北上抗日先遣隊”，將紅七軍團和紅十軍合編成紅十軍團，方誌敏代表中央負責先遣隊的北上抗日行動。之後，紅十軍團分兩路向浙皖邊和皖南行動。由於兵力太小，這支部隊未能達到戰略上調動牽制 “圍剿”中央根據地的敵人的目的，反而因孤軍深入敵後，陷於同10倍於己的敵人艱苦奮戰的境地。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遭到嚴重損失，尋淮洲犧牲，方誌敏被俘。餘部在粟裕等帶領下，轉戰閩浙贛邊，堅持游擊戰爭。
（2）紅六軍團西征
1934年7月，為策應中央紅軍反“圍剿”鬥爭，中革軍委令任弼時、蕭克、王震等率領紅六軍團退出湘贛根據地進行西征。紅六軍團從8月開始西征，經過兩個月的艱苦奮戰到達黔東。10月下旬，與夏曦、賀龍、關嚮應等率領的紅三軍（後恢復紅二軍團番號）匯合，共同創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
2.中央紅軍的長征
（1）血戰湘江，通道轉兵
今日湘江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8.6萬餘人，分別從瑞金、雩都出發，實行戰略大戰役，計劃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開始了悲壯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留下紅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等共1.6萬人和部分黨政工作人員，在項英、陳毅等領導下堅持鬥爭。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在指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和突圍的時候，變得驚慌失措，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他們對於戰略轉移這樣的大事，既不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也不在部隊廣大指戰員中進行政治動員工作。在實行戰略轉移時，帶上許多笨重的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器材物資，導致行軍隊伍緩慢，對行軍打仗極為不利。長征之初，隊伍基本上沿著紅六軍團走過的路線向西行動。
蔣介石察覺紅軍的戰略意圖後，在贛南、湘粵邊、湘東南、湘桂邊構築了四道封鎖線，安排重兵進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敵軍之間存在著矛盾，對防堵追擊紅軍的態度並不一樣。在紅軍轉移前夕，10月初，紅軍與廣東陳濟棠部隊達成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相互借道等五項協議。紅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進入廣東境內時，陳濟棠基本上沒有堵截，紅軍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第二道封鎖線。當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挺進到湘江地域時，蔣介石已經調集幾十萬大軍，分三路前堵後追，企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江、灕水以東地區”，並手諭前線各部隊：
“力求全殲，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對敵人重兵逼近，博古等人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在廣東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週，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由出發時的8萬餘人銳減到3萬餘人。湘江戰役之後，蔣介石判斷紅軍將沿著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於是，他又在城步、新寧、通道、遂寧、靖縣、武崗、芷江、黔陽、洪江一帶構築了四道碉堡線，集結重兵，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博古、李德等人無視敵情，仍然堅持按照原定計劃前進。這使紅軍又處在一個非常危急的時刻。如果不改變原定的前進方向，紅軍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在危急關頭，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軍事態勢，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同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立即轉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闢新的根據地。這是一個大膽而又妥當的方針。但博古、李德等人仍不接受。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紅軍進入通道境內。12日，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會上，毛澤東力主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針，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他說：“我們何不來個避實就虛，甩掉眼前的強敵，到貴州去。為什麼一定要去鑽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嘛！”毛澤東的意見得到了與會多數同志的贊同。當日會後19時半，以軍委的名義向各軍團、縱隊首長髮出了西入貴州“萬萬火急”的進軍電報。12月13日，中央紅軍從通道分兩路轉兵西進。
史稱“通道轉兵”。（2）遵義會議，歷史轉折
遵義會議會址
通道轉兵後，紅軍即向貴州東部進軍，一舉攻克黎平。12月18日，舉行了黎平會議；1935年1月1日，又舉行了猴場會議；1月7日，紅軍佔領黔北重鎮遵義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解決了當時最為急迫的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推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決定取消“三人團”，改由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
遵義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對紅軍長征的勝利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黨對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糾正乃至對整個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以這次會議為開端的。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黨內的重大問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這次會議為標誌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是從這次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時指出的：“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
（3）四渡赤水，巧渡金沙
“四渡赤水”時太平渡渡口遺址
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四渡赤水、兵臨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徹底擺脫了長征初期的被動局面。
- .四渡赤水出奇兵
遵義會議前後，蔣介石集中約40萬兵力向遵義地區進逼，而中央紅軍只有3.7萬人，局面十分嚴峻。為擺脫敵軍，紅軍決定迅速北渡長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進。
1935年1月19日至3月22日，紅軍四渡赤水，轉戰於貴州、四川、雲南邊界地區。四渡赤水戰役中，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迂迴曲折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將運動戰的特長髮揮得淋漓盡致，取桐梓、奪婁山關、佔遵義城，共殲敵20個團，斃傷俘敵5000餘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紅軍的士氣。
- 巧渡金沙江
隨後，紅軍南渡烏江，兵逼貴陽，誘使滇軍來援。之後，紅軍出其不意地向雲南疾進，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優勢敵軍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4）懋功會師，單獨北上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後，在會理地區進行了休整，並召開了會理會議，決定繼續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並決定成立以劉伯承為司令、聶榮臻為政委、羅瑞卿為參謀長的紅軍先遣部隊，為紅軍開路。
與此同時，蔣介石為防止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一面電令川軍阻止紅四方面軍南下，一面令薛嶽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令楊森部加強大渡河以北的防禦力量，妄圖利用大渡河的險峻，使中央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
強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下旬，由於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14日，中央紅軍一部與紅四方面軍一部在達維會師；6月18日，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主力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兩軍會師後，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明確發展方向。但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中共中央和張國燾之間卻產生了“北上南下之爭”。中共中央考慮川陝甘地區地域廣闊，交通方便，漢族居民較多，帝國主義勢力和國民黨統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前線華北，因此主張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但張國燾卻認為，紅軍應向西退卻到人煙稀少、少數民族聚居的川康邊地區，或南下攻取成都，以為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強大的軍事力量。
兩河口會議紀念館
為解決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向北發展，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並於28日作出《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正式提出“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並據此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準備集中主力消滅松潘地區國民黨軍胡宗南部，打開北上甘南的通道。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舉行常委會議，決定張國燾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增補陳昌浩、徐向前為中央軍委委員，以加強統一指揮，為實現北上方針提供組織保證。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雖然也對北上的戰略方針表示贊同，但他實際上並沒有放棄向川康邊地區退卻的錯誤主張。會後，他以“統一指揮”“組織問題”沒解決為由按兵不動，延遲紅四方面軍北上。他仗著人多槍多，向中央要權，策動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組中央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並給以“獨斷決行”的大權！中共中央堅決拒絕張國燾的無理要求，但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共同北上，7月18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7月21日，蘆花會議又決定：紅四方面軍的前敵總指揮部為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陳昌浩兼總指揮、總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這時，張國燾才調兵北上。但松潘戰役戰機已失，紅軍不得不放棄松潘戰役計劃，改由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紅軍總司令部制定了《夏洮戰役計劃》，將紅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紅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張國燾率領左路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右路軍。中共中央隨右路軍一起行動。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沙窩會議，重申了北上的戰略方針，並提出要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批評了張國燾企圖使紅軍西渡黃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錯誤。但張國燾一意孤行，抵制中央作出的北上戰略方針。
過草地
8月底，右路軍歷經千辛萬苦通過了草地。雖然中央一再催促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北上，但張國燾卻要求已進入草地的紅軍返回阿壩。9月5日，他命令在松崗、黨壩、卓克基等地的左路軍部隊停止北上，就地“籌糧待命”。8日，他又命令右路軍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還命令左路軍中駐馬爾康地區的紅四方面軍部隊，讓他們轉令軍委縱隊轉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就將其扣留。這表明，張國燾為堅持其錯誤的南下主張，已開始對右路軍採用脅迫的方式。中央再次勸告張國燾，強調如果左路軍南下，前途將極端不利，希望左路軍立即北上。張國燾無視中央的勸告，甚至揹著黨中央，9月9日給陳昌浩發密電，要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這份電報被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獲得，他立即報告了中央。
為貫徹既定的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人緊急磋商，中央於10日凌晨率領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是絕路”“中央反對南下，主張北上”，號召紅軍廣大指戰員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建川陝甘新蘇區。同時，致電張國燾，爭取左路軍立即北上。得知中央紅軍單獨北上的消息後，陳昌浩問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徐向前這句話，體現了高度的黨性，使紅軍避免了衝突，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認為，張國燾對目前的革命形勢存在錯誤的估計，並且存在軍閥主義的傾向。決定號召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作鬥爭，並促其北上。
（5）落腳陝北，奠基西北
1935年9月13日，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從俄界、羅達地區出發，繼續北上。9月16日至17日，紅軍攻破天險臘子口。這是紅軍進入甘南的關鍵一戰，聶榮臻曾說：“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
9月18日，紅軍到哈達鋪，部隊休整了7天。在這裡，從報紙上了解到陝北還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活動。9月22日上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領導人會議；下午，又在“關帝廟”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陝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首先要到陝北去。在哈達鋪，部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9月27日，紅軍佔領榜羅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決定前往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10月5日至9日，紅軍翻越六盤山，經過寧夏。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與陝北紅軍匯合。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對此，蔣介石哀嘆：“六載含辛茹苦，未盡全功！”
然而，蔣介石不甘心失敗，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指揮陝甘寧青四省國民黨軍的作戰。10月28日，國民黨西北“剿總”調整部署，以5個師的兵力，採取東西對進、南進北堵的作戰方針，企圖圍殲紅軍於洛河以西地區。軍委遂決定：集中全軍大部兵力，求殲沿葫蘆河東進之敵一至兩個師，以打破敵人的“圍剿”。這就是有名的直羅鎮戰役。
在毛澤東的指揮下，11月20日至24日，紅軍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毛澤東指出：“直羅鎮一仗，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