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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霸權之戰：日本的路線
本文摘自於《2019年戰略年度報告》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在國際關係和國際安全的背景下，注意力集中在先進技術上，關於技術霸權的鬥爭已經浮出水面。技術競爭的最主要形式是爭取簡單技術優勢的競賽。首先，每個國家都將其技術能力直接與其自身的安全利益聯繫起來，並以更直接的方式將其視為硬實力的來源，並追求相對的技術優勢。每個國家都期望 和/或 擔心引入顛覆性創新，這些創新將尖端技術引入軍事領域，改變遊戲規則。其次，一個國家的技術能力並不僅決定其軍事實力的優劣。技術也被用作外交工具。一些國家可能對關鍵技術的獲取施加限制，這是產品的瓶頸，並迫使其他國家做出讓步。價值鏈的國際化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使這種治國之道成為可能。這種現象可以稱為“武器化的相互依存”。中國追求國內半導體生產的目的是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美國已在全球半導體生產中佔據主導地位。第三，已經指出，結合人工智能（AI）的先進技術可用於支持威權國家的政權。已經指出，語音識別技術和配備深度學習技術的自動翻譯技術用於操縱輿論，而生物識別技術（例如面部識別技術）用於監視和壓制人們。此外，已經注意到，這些技術通常由專制政權出口到國外並在國外使用，以形成輿論和監督公眾。以當前信息技術為後盾的先進技術可以實現信息的大規模和快速流通，同時加強政府對人民的控制。可以說，信息通信技術在傳播和加強專制政治模式的同時，在傳播自由民主規範方面發揮了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軟實力 和/或 銳實力來源的技術競爭已經開始。
在這種背景下，在爭奪技術優勢的過程中，政府爭先恐後地進行研發（R＆D）以產生技術創新。例如，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創新的本質在於基礎技術、先進的人力資源和高質量的數據。關鍵的基礎技術包括計算、算法、實現高性能信息處理的半導體以及先進的信息技術。各國正在爭奪這些技術、人才和優質數據。此外，從基礎研究到社會實施，軍事與民用部門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過去，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主要集中在“軍轉民”（將軍事技術轉移到民用工業）和“民參軍”（將民用技術轉移到軍用）上。但是，目前正在實行“混合”和“軍民融合”，超越了軍事和民用部門之間的界限。眾所周知，許多先進技術具有雙重用途。2019年2月11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簽署第13859號行政命令，宣佈“美國AI倡議”，這是“美國人工智能國家戰略”。為了保持美國在人工智能（AI）領域的領導地位，對AI的研發給予了優先考慮。此外，美國國防部（DOD）的國防創新部門（DIUx）正在努力加強與硅谷私營高科技公司的合作，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也在繼續努力，以期支持包括外國大學在內的民用機構的研發。
從2015年宣佈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可以看出，中國將重點放在發展高科技產業上。此外，中國的軍事研發似乎正在從“軍民結合”轉向“軍民融合”。加深與民間部門的合作。儘管尚不清楚上海證交所將於2019年7月開業的STAR市場的前景，但新市場的確表明了北京有意支持半導體材料和人工智能領域的高科技獨角獸，該國鼓勵國內生產。此外，為了促進開放式創新，以國際聯合研發項目為例，在聘用世界一流的人力資源方面正在進行競爭。在中國，來自硅谷的稱為“海歸”的高科技工作者為提升中國的先進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上所述，技術研發框架的靈活性，價值鏈的全球化以及高技能人才的流動性正在發展，並且國際間對技術的相互依賴性正在加深。
另一方面，在技術層面上存在促進“脫鉤”的運動。這意味切斷技術互連以保持技術優勢。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擔心中國正在通過合法和非法途徑獲取先進的美國技術，例如強迫技術轉讓、工業間諜活動、網絡間諜活動、聯合研發、人員交流、學術交流以及企業併購。特朗普總統於2018年8月簽署的《 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NDAA）包括禁止政府機構從五家中國公司採購產品的禁令。《國防授權法》瞄準的中國公司是電信設備巨頭、監控攝像頭製造商和電信設備製造商，它們都是高科技公司。參議院和眾議院對《國防授權法》的壓倒性支持表明，華盛頓在先進技術方面與中國脫鉤得到了廣泛支持。
在技術層面上，一種重要的“脫鉤”工具是出口管制。2018年11月，美國商務部（DOC）歡迎公眾討論對新興技術實施出口管制。討論的新興技術包括生物技術，例如合成生物學和基因組工程；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例如深度學習和語音處理；量子技術，例如量子加密和量子計算；以及先進的監視技術，例如面部表情和聲紋技術。這些都是基於先進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尖端技術。此外，美國政府在2019年5月和8月把主要的中國電信公司及其關聯公司以及在同年10月把與中國AI相關的公司加入了受其出口管制的實體名單。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很明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範圍已從傳統的航空航天和國防部門擴展到了AI和信息通信技術。
作為安全問題，高技能人員的控制也引起注意。這是因為高技能人員是創造先進技術的技術創新的關鍵要素。在人們擔心先進技術和高技能人力資源通過外國直接投資（FDI）和併購而流失的背景下，出於安全原因，各國正致力於加強對內直接投資的監管。典型的例子是根據美國《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批准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改革。這些努力背後的現實是，目前由私營部門領導著先進技術的研發。儘管需要從外部獲得大量資金來進行當今的研發，但也存在安全方面的要求，以防止通過參與公司管理而導致技術外流。這些努力還旨在防止高科技初創公司被外國實體收購。此外，即使對入境簽證的限制有所收緊，防止通過高技能人力資源進行技術轉讓的措施也變得明顯。最近很明顯，中國工程師和研究人員被嚴格限制進入美國。這樣，技術優勢的政策就與開放式創新（相互依賴）和脫鉤（截止）的相反力量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技術霸權之戰的另一個方面是與技術有關的國際秩序和制度。管理技術的國際秩序和機構決定著國際技術如何開發、使用、轉移和管理，並影響著各個國家的權力和利益。因此，各國正在努力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塑造國際秩序管理技術。例如，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數字絲綢之路的概念，並將致力於開發和擴展第五代移動通信系統（5G）的標準化流程。正在全球範圍內推動5G標準化的中國企業領導層，有望對數字絲綢之路的形成起到補充作用。特別是在美國，人們越來越擔心中國將為5G制定國際標準。具有成本競爭力的中國公司也將在5G基站國際市場上發揮積極作用。不僅新興的亞洲和非洲國家，而且先進的歐洲國家都可以接受中國公司的5G基站。關於中國5G的技術和安全隱患尚未達成國際共識。
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之一的中國聯通宣佈，將於2019年10月在50個城市推出面向公眾的5G服務。（圖片Imaginechina/AFLO）
因此，中國正致力於通過擴展5G標準流程和在海外安裝5G基站來形成數字絲綢之路。以先進的信息和通信技術為後盾的數字絲綢之路的形成，將補充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併為國際秩序和管理技術機構做出貢獻，不僅體現了經濟和安全利益，還體現了價值和規範。當前正在各個領域探索國際制度安排，例如網絡安全、數據保護、反托拉斯和稅收。例如，數字數據流被認為與各個國家的經濟和安全利益直接相關，並且正在努力創建一個國際機構來管理數字數據流。歐盟制定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以從隱私的角度保護數據，而中國製定了國內法（《網絡安全法》），允許政府訪問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經濟和人民生活的數據。前者將個人隱私權視為社會的基本價值，而後者則將其視為社會穩定的次要考慮因素。此外，在拒絕政府控制的人與在互聯網治理中重視國家主權原則的人之間存在衝突。前者由西方國家提倡，而後者則由中國和發展中國家（77國集團）支持。以此方式，正在嘗試建立用於管理數據流和因特網治理的國際秩序，這導致了與數字治理有關的規範和價值的衝突。
因此，在涉及技術的國際關係方面，技術霸權競爭有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是技術至上的維度，另一個是國際秩序管理技術的維度。但是，這些維度不是相互排斥的。國際社會中圍繞技術的力量、利益和規範定義了國際秩序管理技術。同時，技術管理的國際秩序和機構影響著每個國家圍繞技術的力量、利益和規範。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正在為技術霸權展開激烈競爭。
日本現在面臨著艱鉅的挑戰。儘管日本著眼於中國這個大市場，但日本重視與美國的聯盟作為其安全政策的核心。但是，目前，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影響力正在增加，而美國的影響力則相對而言在下降。此外，一些歐洲國家尚未決定如何在5G等問題上與中國保持距離。亞洲和大洋洲的國家也正在國際社會中增加其存在，並不總是在這些問題上保持團結。儘管正盯著5G時代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發誓要阻止中國參與，但是在2018年巴布亞新幾內亞授權中國公司建造國內互聯網電纜。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國家都採用了中國的低成本、高性能電信系統。
在這種情況下，注意力已集中在日本的立場上。現在，行業對數字轉換（DX）的興趣與日俱增。先進的信息和通信技術推動的數字社會是一個萬物互聯的世界。日本在物聯網（IOT）必不可少的傳感器、機床和機器人技術方面實力雄厚。日本需要通過技術創新來展示其在數字社會中的存在。同時，日本政府於2018年改變了其有關政府採購電信設備的運營政策，並於2019年要求負責14個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私人公司和組織不要採購可能導致信息洩漏的電信設備。據報道，出於安全原因，日本對《外匯與對外貿易法》的審查旨在加強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監管。儘管這些措施並未直接涉及任何特定的國家或公司，但通常認為它們實際上是排除中國公司的措施。日本的舉動似乎與美國的舉動保持一致，美國在技術上一直與中國脫鉤。但是，日本越來越傾向於與中國進行技術脫鉤，這也可能意味著日本與中國的技術合作減弱。日本的技術創新也有可能放緩的風險。
國際秩序不僅反映了每個國家的力量和利益，還反映了其價值觀和規範。國際爭奪技術霸權既是爭取技術優勢的競賽，也是建立管理技術的國際秩序的競賽。日本將必須決定是隻與自由國際秩序（LIO）的成員建立價值鏈系統，還是繼續與渴望採用其他國際秩序模式的國家合作與妥協。在先進技術的世界裡，日本在自由國際秩序（LIO）中的地位正在受到關注。
以上內容節選自《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2019年戰略年度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