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承繼大統後，力主偃武修文，加強文治。其中，以史為鑑，積極地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就是李世民文治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李世民的“以史為鑑”觀。
李世民秉持的“以史為鑑”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古為師，二是以古為戒。
1、以古為師，就是學習古人。對此，李世民並不主張完全照搬古人的東西。時代的不同和政治局勢的不斷轉化，必然要求治政方法隨之發生變化，如果墨守成規，過分泥古，只能走上倒退的路子。不能想象已高度發展的君主集權制，若再變為體現古代淳厚之風的部落首領禪讓制會是什麼樣子。
為此，李世民所提倡的“師法古人”，主要是學習前代帝王的治政態度。在這一點上，李世民最推崇的是漢文帝。
漢文帝（劇照）
漢文帝奉行“無為而治”，不勞民傷財，不興師動眾。在政治上，漢文帝沒有進行過什麼重大改革，似乎是無所作為，可他那種近似淡泊無慾的治政態度，卻折服了朝野，使經過“諸呂專政”、“宗室塗炭”後的西漢朝廷迅速地安寧平靜下來；使歷經戰亂後的社會經濟得到了穩步發展。
因此，漢文帝成為了漢朝歷史上最為人推崇的一位皇帝。
李世民所欲師法的正是漢文帝的這種治政態度。所以，每當有什麼舉措時，李世民便常常拿漢文帝來進行比照，猜測漢文帝遇到此種情形會如何處置，然後便加以仿效、落實。
李世民曾對著作佐郎鄧隆說：
“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歷代矣。”
李世民與鄧隆（圖像）
由此可見，李世民的以古為師並非倒退復古主義，而是學習古代賢明君王的治政態度、安民手段，古為今用，借古人的治政思想精髓啟迪、助推貞觀朝政的創新發展。
2、李世民提倡的以古為戒，是與以古為師並重的。李世民認為，歷朝歷代的末代皇帝，大多數在治政上都是過失多於明斷。或者失之殘暴不仁，激起民憤；或者失之昏庸懦弱，導致政務荒廢，被人推翻。
丟了江山的隋煬帝（劇照）
李世民還認識到，長達數百年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王朝及隋代，幾乎每個王朝都是短命的。
因此，李世民的以古為戒，主要是以這些丟了天下的末代皇帝為戒。
貞觀十四年，李世民曾對房玄齡說：
“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闡惡。足以為將來規誠，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不令帝王親自看之。”
李世民與房玄齡（劇照）
可見李世民認為，前代史書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後代大有好處。
孔子說：“三人行，必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改之。”李世民也正是以這個態度去對待歷史的。先進的，他學習借鑑；落後錯誤的，他以之自警。由此可見，李世民對既往歷史是有著非常明確的態度的。
二、貞觀朝修撰了八部正史。
最實際的“以史為鑑”，莫過於學習歷代帝王的嘉言懿行。李世民要做有道明君，不做昏昧無道之主。那麼，他實現意願的方法之一，就是“遊心前史”，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
由於李世民喜歡讀史，重視以史為鑑，所以貞觀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況。
貞觀初年，李世民指示魏徵、虞世南、肖德言等，刪編《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節本，分析歷代皇帝的治政得失之處，以便於目標明確、有針對性地總覽觀閱。
魏徵（劇照）
貞觀三年，李世民詔令恢復自伍德四年起即開始的修史工作。當時，李淵雖下詔命蕭瑀、陳叔達、封德彝、崔善為、魏徵等人修撰史書，但由於資料嚴重缺乏，加之修史人員被動地捲入東宮與秦王府之間的權力之爭，導致修史工作未能在李淵執政期間完成。
李世民為了更好、更快地修訂史書，制訂了“學士分修，事具於上”的有分有合的修史制度。從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貞觀一朝共修成了八部正史。分別為《北齊書》、《周書》、《梁書》、《陳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除《南史》、《北史》是李延壽父子私家所撰，其餘六部都是由李世民下詔官修的。
所修《晉書》（圖像）
三、李世民修史“修”出了不一般的自己。
由於李世民的注重“以史為鑑”，貞觀朝修撰了中國歷史上迄今為止的二十四部正史的三分之一。而且，《北齊書》等八部史書都是經典作品。這一修史盛況，以前不曾見，後世也未再出現。這是李世民對中國史學做出的重大貢獻。
李世民（劇照）
由於李世民的注重“以史為鑑”，使得
唐太宗與其他一些名重史冊的封建帝王相比，具有了一些獨到的賢明之處。如，與秦始皇相比，嬴政焚書坑儒，失之殘酷；與漢武帝相比，劉徹窮兵黷武，失之驕橫；與宋太祖相比，趙匡胤無奈契丹，失之乏略，等等。這樣一比較，雖不能說明李世民就是無與倫比的千古一帝，但至少能揭示出“貞觀之治”存在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