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公共管理和政治學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叫作政府回應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這個話題其實早就有了，但從實證層面研究則是北美那幫搞計算社會科學，特別是注重實驗方法的學者們搞出來的，比如金和潘。
具體做法很暴力，註冊一大堆不同的賬號，設定個人身份(老人，殘疾人之類的)，去給政府的網絡留言板留言，諮詢民生問題。然後，統計分析政府是不是能及時回覆，會不會給出建設性的諮詢意見(比如把民政局xx科室的電話貼給你)。
大多數研究發現，這幾年中國地方政府的回應性還真的挺好的，回覆率一般都比較高。而且有些地方還能做到公開回復，就是你諮詢的問題和政府的回應都能被別人看到。
以前各種粉圈撕逼事件刷屏的時候，我就常常疑惑，為什麼偶像本人沒有任何反應呢？這次肖戰團隊不出意料的拿出了工作室聲明作為回應，我就想起以前各種發律師函的偶像們，腦子裡迸發出“回應性”這個名詞。我突然感覺，公眾人物，或者限定到明星這個群體，他們的“回應性”也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話題。當然，這裡面是有一些先驗的價值判斷的：在我看來，一個好的公眾人物是應該有較高的回應性的，就和政府一樣。
這種回應性並不是指粉絲給偶像送個禮物，偶像回個明信片；也不是指偶像答應粉絲換個髮型，然後真的去燙頭。這些都是無關痛癢的領域。
公眾人物回應性的關鍵，在於他要能直接回應“公共事務”，特別是針對他本人的“公共事務”。舉例來說，張召忠，他能接受記者的採訪，觀眾的提問，真誠的回答他本人對b站鬼畜的看法。韓紅也能接受採訪，表達自己對公益行業的看法，回應外界對韓紅基金會的質疑。所以，張召忠和韓紅，作為公眾人物的回應性就很好。
那什麼是不好的回應性？比如在網上曬出各種律師函，各種工作室聲明，但本主並不以任何形式對涉及他的公共事務進行任何回應。這種回應性甚至不如陳冠希的發佈會和吳亦凡的《大碗寬面》。
令人疑惑的是，低迴應性成了新生代偶像運營的一個原則。按照粉圈的邏輯，張召忠和韓紅這種行為就叫親自下場，是一種極端愚蠢的行為。
偶像不回應，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偶像們有嘴，有手，有身份證，有手機，怎麼著也能找到一個途徑對涉及自己的公共事務進行回應。不回應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公共事務往往伴隨著不確定性，偶像親自回應會導致沒有餘地，商業風險極大，這是資本方所不容的；另一方面，是因為當代偶像，特別是以社交媒體維持粉圈的偶像，一個重要的賣點就是讓粉絲替他們說話。
粉絲的這種衝鋒打榜、控評發言、維持秩序的行為是當代偶像售賣的商品。這就和咱們花錢玩狼人殺一樣，喜歡的就是這種替別人做主的感覺。
如果今天的小鮮肉們都像姜文那樣有個性，都像張召忠那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偶像本身也是賣不出去的。公眾人物的事，也是一種公眾事務，我購買的，就是我能在新浪微博上參與一個公共事務的權利：我打榜了，我買雜誌了，我刷豆瓣了，所以我能替哥哥說話，我有資格。
作為一個買賣，這公平交易，童叟無欺。
但這種買賣，怎麼玩也很難出圈，因為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替別人說話，大多數人更愛說自己的話。
律師函和工作室聲明是撈不到任何路人緣的。想明白了，讓公司的資源給安排一期圓桌派，面對竇文濤和馬未都，開誠佈公聊聊這些事。再不濟安排一期吐槽大會，親自說說身上的那些梗，雖然做作，但也算有個回應性不是？
真人，對這個世界一定是有看法的，對別人的理解和誤解也一定是更有看法的，這個看法，不是工作室聲明和律師函能夠替代的。
有人說，粉圈的各種怪現象都是粉絲自己的行為，和偶像無關。
其實，如果偶像能像一個真人一樣自己說話，提高回應性，粉圈是不會有什麼怪現象的。替別人說話，肯定會說錯話，但是讓粉絲替偶像說話的人，那個始作俑者，難道不正是偶像自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