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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香又在家门口作势开骂了，而我和星古也同时跪倒在香台前接受着惩罚。
母亲不时扬起的竹鞭，每一次下落都会在我的背上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
星古比我惨，大娘不停的用拇指粗的木棍抽打着他。即便他已经蜷缩在地上号啕大哭了，也仍然没有丝毫的手软。
这无疑预示着我们偷红薯的事迹败露了，我和星古的每一次哀嚎，都是母亲们在告诉财香——“小孩我们有在教，别乱骂人。”
乡下就是这样，都怕被人骂“有娘养没娘教的！”
这是十二月的江南，快要入冬的季节，秋已过，天渐凉。每个人的身上都穿起了厚厚的棉衣，但这里毕竟不是北方，所以还冷得让人瑟瑟发抖。
南方的冬天来得比北方晚，但要比北方更猛烈些。这种猛烈不是说温度有多低，而是那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寒气，湿冷湿冷的感觉能够让人在大夏天都情不自禁的嘶起牙来。
对于大人来说，冬天是休息的季节，田地里已经长不出粮食来了。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才刚刚是玩乐的开始。
红薯是南方特有的产物，这种东西生吃一般，有股泥土气。但是放到火里去煨上个十几分钟，一拿出来，喷香四溢。
按正常来说，一般的南方人家都会在三四月份开春的时候种上个两三分红薯地，等到年末快入冬时刚好挖出来就能吃。
但这一年不知是怎么的，我家和星古家都没种，这可把我们俩给馋坏了。天天在田地里跑来跑去，看着遍地的红薯苗，却没有一颗是能够光明正大挖的。所以，在恐惧与欲望的斗争中，欲望战胜了恐惧，支配着我们前去“偷红薯”。
可是偷谁家的呢？正是十二月的天气，正是吃红薯的好时候。家家户户都知道地里的红薯熟了，邻里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挖了谁家的万一被抓到了都不好。
和星古在田地里兜兜转转了好几圈，终于在仔细斟酌下确定了目标——财香家。
财香家的红薯地位于河边菜地园的高堤上，是一片小山坡，每年发大水的时候就她家的菜不会被河水冲走，也算是一块好地方。
之所以瞄准了财香家的红薯地，一是因为财香平日里最对我们不好，经常在我们到地里玩耍的时候赶走我们。（怕我们经过河堤踩死她的菜）二是因为财香家的红薯地旁有一小片竹林和杨树林，一挖到红薯就可以躲起来不叫人发现。
基于以上这两点的考虑，我和星古又叫上了斜对门家的庆儿来分得一杯羹。毕竟大家平日里都在一起玩，多一个人少做点事。
庆儿年纪不大，胆小，跑不快，所以便留他在桥底烤红薯的据点挖坑、烧火。我和星古对这种事情熟门熟路，自然是前去“拿取”红薯。
安排好庆儿后，我和星古小心翼翼地从桥底绕回到堤岸上。然后若无其事地从财香家门口经过，看到财香在家择菜。晃悠几圈确定财香看到了我们后，便踱步进到星古家。然后立马把前门一闩，从后门开溜，一路小跑到财香的红薯地里。
刚在红薯地里站稳，隔壁的焦阿婆便挑着两个尿桶晃晃悠悠地从小路上走过。看到我和星古气喘吁吁的站在坡地上，便定了定步子问到：“华华，你们两个这是在干嘛啊，喘这么粗的气。”
我和星古对视一眼，星古答应到：“没干什么，我们在玩‘piapia仗’（一种小孩子模仿打游击仗的游戏）。”
焦阿婆看了一眼我们，又瞄了一下我们脚下的红薯地，和蔼得笑了一声说：“那你们要注意安全啊，这地里的土滑，别摔跤了。”然后就又挑着两个尿桶晃晃悠悠的从小路上走了。
星古有点紧张，扯了扯我的衣角低声说：“还挖不挖。”
我看了眼远处的焦阿婆，又环顾了下四周说：“挖！他奶奶的！”
拨开一大堆杂乱的红薯苗，顺着最粗的那根往下找，找到底后轻轻提两下判断有没有货，有多少、多大。如果是有的，那就扒开一点土，用力提一下，扒开一点土，用力提一下。重复几次等到差不多泥土全都松了后，用力一拽，带出一大包的土。然后再在地上轻甩两下，抖干净上面的土块后，就露出了一连串的红薯来。
我和星古连拔了五六颗苗，然后挑了几个最大的红薯包在怀里，再把剩下的小红薯放进口袋。将没用的苗往旁边的竹林一扔，急急忙忙的就钻进树林里往桥下跑去。
庆儿早已将柴火烧成了碳，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看到我们回来了，接过红薯就要往坑里扔。我和星古赶忙制止他，然后一人拿几个跑到河边，用水洗去上面的泥垢。再把大的丢进碳火堆，把小的放在木架子上烤。
等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期间也加了几次火。上面小的已经开始冒烟了，下面大的还不知道情况。庆儿按耐不住首先拿了一个小红薯剥了起来，我和星古用洋芋叶铺在地上，然后把小红薯一个个摆好。再把烤干的木架子点燃，丢进火坑中。等到木架子全部烧成碳了，再用土把坑填满，吃起了洋芋叶上的小红薯来。
十几年前的中国乡村物质匮乏，一点烤红薯也可以吃得让人感到满足。正是十一二岁长身体贪吃的年纪，家里自然是没有钱让我们去商店里买五颜六色的零食。所以我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去满足那五谷杂粮的胃和一个又一个五颜六色的童年。
等到开胃菜“小红薯”吃完后，我们就把土刨开，将煨的皮焦肉嫩的“大红薯”拿出来，装好。由庆儿拿到大柳树下（附近所有小孩子的据点），由我和星古对“第二现场”进行销毁。
三个小孩一齐到达大柳树下，又唤来了几个平日里玩得好的伙伴，一人一个正好六个分完。
我和星古坐在柳树枝上荡腿，庆儿和其他三人用洋芋叶铺在土阶上坐着。平日里活蹦乱跳的几个人都被着香味给迷住了，微风从河对岸掠过河水吹过来，吹拂在每个人的脸上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好巧不巧，正当我们躲在柳树下快吃完的时候，财香刚好倒垃圾经过了。看到我们人手一个红薯后笑着说：“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又跑到谁家偷红薯了啊。”
这里的孩子本来就不喜欢她，莫名其妙的被说了一句更是恼火，于是那三个不知情的大声说：“你吵什么吵，又没吃你家的。”
财香一听就来气了：“哎呀！人嘛小小的，嘴巴嘛钳子样，看偷到了我家的红薯不打断你们的腿。”
我和星古一听心头微微一抖，庆儿也不知道这红薯是哪里来的，所以跟着顶嘴似骂到：“关你屁事，又没吃你家的。”
财香毕竟也是大人，心里虽然气愤，但也不好怎么样，便作罢离去。
我和星古知道大事不妙，财香到土地里看到少了的红薯苗估计就能猜到个十有八九。而且还被焦阿婆看见了，这顿打估计逃不了。
在家吃晚饭的时候，财香果然来了。她先到了大娘家，我在家里隔着二十几米远都听到了星古的哀嚎。
大娘一边抽打星古，一边让他跪在香台前对着毛主席不许动。母亲听了星古的惨叫，想到我今天鞋上全是泥，习惯性的问道：“是你自己坦白还是等财香来告状。”
母亲话音刚落，我就主动从墙角挑了根竹鞭，然后跪在香台前，对着毛主席一五一十的说了。
财香人未到语先来，尖锐的声音在空气中得意的喊到：“华华他妈啊，你家华华啊......”
母亲不等她说完就高高的扬起竹鞭，在空气中带出一条弧度，擦破空气甩出声响后击打在我的背上。每一下都是那么的响亮，我一声不吭，因为母亲总是会将竹鞭挥打的比我的叫声大。
我就静静的跪着，一动不动。星古那边的叫声一下比一下响，我知道这是他的战略。他是声音越响，打得越轻。
焦阿婆闻声从隔壁跑来赶走了财香，又连忙拉住母亲挥动的手。
星古的哀嚎还在继续着，我端跪在毛主席面前看着母亲掉眼泪。焦阿婆没有多说什么，拍了拍我就离开了。
过了很久，也许是片刻。星古那边已经不再传来声音了，母亲才轻声开口说：“华华，你现在也这么大了，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
我轻轻“嗯”了一声。
“这一次你主动承认错误我就算了，也不再打你。但是如果有下一次，星古的声音你听到了吗。”
我又轻轻“嗯”了一声。
“做人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要有原则有底线。不管是干什么，偷东西就是不对！”
我继续“嗯”了一声。
母亲不再说话，虽然财香还在自家门口对着别人说刚才那阵哀嚎和鞭挞的原因。但是所有人都听见且看见了母亲和大娘告诉他们的——“小孩我们有在教，别乱骂人。”
这一件事后的一两个月里，我和星古都被禁止了出门。到了来年的三月份，这时已经过了吃红薯的好时候。在某个出了太阳的早晨，母亲和大娘几乎同时叫醒了我和星古，然后在河边的菜地里种下了比往年多两倍的红薯地。
大家都没有去提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就连隔壁的焦阿婆挑着尿桶路过的时候还笑着对我们说：“哎呀，华华和星古都这么‘发肯’（勤奋努力的意思）啊！”
财香还是在地里低头忙活着，路过的人不管老人小孩都没有和她说上一句话的。唯独我们路过的时候，母亲和大娘开口说：“财香，今年过冬的时候来我们地里挖红薯啊。”
财香不好意思的笑了，我和星古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