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知否》和《大江大河》后，正午阳光再次以古装+现实主义题材混合双打，于4月初接连推出了《清平乐》和《我是余欢水》。
《我是余欢水》作为一部升级的网播都市剧，以12集的体量和中年社畜的残酷故事抓住了观众的情绪；而另一边，作为根正苗红的古装正剧，《清平乐》草蛇灰线、细微处着笔，将历史缓慢叙述。
这两部剧中的中心人物，余欢水和宋仁宗赵祯，看似处境经历迥异：一个是被生活推到绝境、没有明天的底层小人物，另一个则是被时代推至至高之位、名留青史的君主。
然而两相对照便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同样苦：一边是被生活困住的小人物的命运，一边被仁义道德困住的天子的人生。
两部剧其实是选取了一个共通的视角，通过叙述个体的困境，引发一种别样的思考。
《清平乐》改编自历史小说《孤城闭》，小说以内侍梁怀吉的视角切入，写尽宋仁宗的长女赵徽柔（福康公主）生于帝王家、爱而不得的一生。
而改编后的《清平乐》，视角上移，从宋仁宗赵祯讲起，将自己疼爱的女儿福康公主嫁出去的他，同样也被仁义礼法所牵制，赵徽柔的不幸也只是他身处高位却处处受困的一次展现而已。
这样改编，绕开了格局尚小的儿女情长，通过展现一位君王跌宕起伏的一生，来还原一个波云诡谲的朝堂，展现一个忠奸莫辨的官场，和描绘一个千姿百态的宫廷众生相。
结合了权谋、爱恨、历史等要素，此剧的历史正剧气质初显。
然而开播一周，《清平乐》却迎来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反馈。
说它好看，好在兼具表面的华丽雍容和精心设计又不显山不露水的繁复细节，满屏的高级感扑面而来。
说它不好，在于当其他剧集都在追求美剧一样的快节奏、强情节的时候，它却逆势而为，宏观架构、微观叙事，缓慢的节奏和松散平淡的剧情，导致美感有余、魅力不足。
对于历史迷来说，《清平乐》经得起他们的科普、挑错、分析、考据。
对历史缺乏了解的普通观众，也能够领略繁华喧闹的市井之貌，令人垂涎的汴京美食，在流动的影像中体验宋朝的历史风貌。
然而只想茶余饭后看个乐的观众们，《清平乐》的故事又极其考验人的耐心。
最实在的观众，是一看到这剧69集的长度就知难而退。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对没有耐心看剧的观众一概苛责。
无论再怎么强调它的厚重与正剧向，既然是一部电视剧，就是重在讲故事，而不是历史纪录。
在采访中制作人侯鸿亮曾说，《清平乐》虽然是古装，但其实是在用现实主义精神来展现的古装题材。
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展示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精神，回应时代的需求。
服化道上，《清平乐》处处用心，台词十分讲究，从政治格局、人文风貌、饮食服饰到礼仪细节，主创们都是细细打磨，为的就是构建起一个令人信服的“时代”。
说到大宋，其实大家并不会陌生。
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欧阳修，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晏殊。
它同时也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苏轼，并且是砸缸的司马光，断案的包拯，变法的王安石。
在剧中，这些“大众名流”们也一一登场，并向观众展示他们的另一面。
比如即将被贬黜出京的晏殊，他既有在雨夜吟咏《浣溪沙》的忧思，亦有提前收拾行装、等待贬黜旨意降下的潇洒。
《清平乐》在人物的塑造上，确实是下足了功夫。
剧集一开始，也是从著名的历史典故“狸猫换太子”讲起。此时的赵祯仍然处于太后干政的阴影之下，得知自己生母之事后，又与太后互生嫌隙。
但《清平乐》没有遵照更奇情更吸睛的话本拍一个太子被换成狸猫的故事，反倒是脚踏实地地讲“母子宫斗”。
在位42年，作为宋朝在位年最长的一位皇帝，赵祯以“仁”治国，被后世称为“仁宗盛治”。
而在此之前，他要经历成长，经历无可奈何，经历困惑和苦难，最后成就一代君王，他还要掌控局势，放眼八方，识人辨心。
而想要还原他这波澜壮阔的一生，无非就是要讲两个故事。
一是齐家。前六集由孝引出了赵祯与刘太后的权力斗争，作为君王的孝道与作为人子的孝亲在此刻产生了冲突。随后刘太后退场，后宫又变为主要的舞台。
二是治国。赵祯从幼子到君王，他的能力和理念要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
同时，尚礼的律法、执礼的朝堂，要求他做一个抛弃私欲的圣者；街头巷尾对皇室八卦的流言和评书，又将他打回成人。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永远在考验着他。
儿女情长与家国天下，两边能否保持有机平衡，是考验剧作的一把称。
再说到争议最大的剧作节奏问题。
其实这部剧好也好在缓慢的叙事，它能够带领观众进入一个更加丰富全面的情境。另一方面，它败也败在缓慢的叙事。
且不提简简单单一个太后干政的故事，前前后后“拖”了六集。细看剧情，缺乏高低起伏、张力不足的问题确实存在。
比如梁家家破人亡这一件事。这是本剧中十分有亮点的一条故事线。
从药渍果子这一个小事拍起，梁家人为了生计违反规定开店，被人欺压也不敢报官。民生疾苦在这一件小事中展露无遗。
知晓此事的赵祯已有为“仁”之心。
这个故事的最后却来了一个反转：
因为皇家的喜爱，药渍果子在贵族之间流行，导致药值千金，贫苦人民无钱治病。即便有赵祯的保护，梁家依旧家破人亡。
这场戏重要，在于其讲的是赵祯的成长。
他明白了“执国如执称”的残酷法则，不仅要有为“仁”之心，还要懂为“君”之道。
这一段是通过朝堂上的辩论和朝堂下赵祯的愧疚自罚呈现的。
朝堂之上，剧作对赵祯与韩琦之间的争锋辅以了大量的台词对白，从施政政策，到韩琦的个人抱负，再娓娓地转到梁家旧事。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其实
削弱了赵祯知道真相后的冲击力。朝堂之下，他迎来了一次内心转变。这种转变，先是通过下人之口侧面讲出他的痛苦和愧疚、讲他为了惩罚自己而不吃饭；随后又是赵祯拒绝青梅竹马的关心、对她发怒，正面展现他苦闷的姿态。
观众能够明白其中的缘由，但却很难让人对他产生同理和共情。毕竟
通过对话台词话语呈现的，永远不及画面来得更有冲击性。对比另一场戏，刘太后行将就木，这本是赵祯摆脱干政阴影的时刻。而此时，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对着旁边空无一人的椅子问了一句：
“大娘娘的意思呢？大娘娘觉得如此可行？”
比起长篇累牍的前者，这一段设计得隐晦又动人。
所以其实并不是这部剧注水拖节奏，而是讲故事手法不太高明。从梁家一件小事引出民生疾苦和旧政不合时宜，顶得上朝堂上千百句引经据典。
以细节构建时代也好，讲好故事也罢，两者之间也需要一把称。
而我们透过镜头观赏大宋风物的同时，更期待的也许不是那个时代如何如何，而是于时代之下，看见其中的人事变迁、人情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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