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曆史學家林恩·亨特在《全球時代的史學寫作》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二戰”後最重要的四大史學範式之一。她的這個看法一方面是基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馬克思主義史學長期處於主流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西方乃至全球的深遠影響。對此，年鑑學派和英美史家也都有過類似的論述。例如，這方面的最新成果——由王晴佳和伊格爾斯主編的《全球視野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著重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歷史書寫在全球範圍內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中我們應該看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不斷地與其他理論互動借鑑，不斷地受到其他學派的思想滋養，這也促使當今的史學理論與歷史書寫要想回避馬克思主義幾乎不可能。但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因此面臨著更多、更復雜的挑戰。全球化的趨勢、後現代的來臨、宏大敘事的危機、種族問題的積累、階級與階層的流動等問題，使得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應對這些紛繁複雜的變化時，急需自我更新和繼續發展，以保持自身與時代之間的契合性。那麼，深入研究和了解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的最新成果與馬克思主義史學之間的關聯性，批判地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用以推進國內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建設和實踐研究應該說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研究基礎與學術價值
近二十年來，西方史學理論研究表現得相當活躍，越來越多的史學理論家、歷史哲學家、經驗歷史學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到討論中來。西方史學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歷史學自身的理論及其對歷史書寫的影響，更加積極地對歷史研究的性質、原則和方法做出新的反思。這些討論的重要性在於：直接觸及現代西方史學長期建立起來的歷史觀念、研究範式以及歷史書寫傳統。可以說，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發生了整體性變化，其中孕育著21世紀新的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
目前，國外對於近二十年史學理論問題的研究形成了以下三類比較引人注目的形式和立場。第一類，後現代史學理論家的理論建構，其學術旨趣在於解構現代西方史學理論體系和專業歷史寫作的基本框架與經驗原則，同時廣泛利用其他學科的理論方法建構後現代史學理論。其中包括海登·懷特對歷史敘事理論的研究，弗蘭克·安克斯密特對歷史表現理論、歷史經驗理論的研究，英國史學理論家凱斯·詹金斯對後現代史學理論譜系及其影響的研究、對歷史學性質與限度的反思等。第二類，穩健型的歷史哲學家和史學史家在客觀地審視後現代挑戰的利弊之後，嘗試探索西方史學理論發展的新途徑。其中包括以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伯克霍夫為代表的充分發掘後現代挑戰對於史學研究的建設性意義，並從中系統梳理出敘述與語境、歷史表現與真實、文本與修辭、歷史化時間、多元視角與歷史書寫等史學理論問題；以德國曆史哲學家約恩·呂森、波蘭史學理論家託波爾斯基為代表的對於彌合或超越現代與後現代史學理論的鴻溝、探索多種歷史書寫可能性的研究；以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為代表的對於“語言學轉向”與歷史研究關係的探討、對於歷史書寫的詩性與科學性的討論；以美國史學史家厄斯特·佈雷薩赫為代表的對於世紀之交後現代挑戰及其後果的研究等。第三類，經驗歷史學家從自身專業領域與歷史學科整體發展的實際出發重新反思史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其中包括以英國史家理查德·伊文思為代表結合後現代主義對於歷史事實、史料性質、歷史知識和權力的關係、客觀性問題的挑戰，提出歷史學的多重特性和學科發展的正當性；以美國宗教史學會主席伊麗莎白·克拉克為代表著重對於語言學、結構主義、敘事主義、文本主義等理論給歷史學帶來的啟示和發現進行了系統分析。此外，微觀史家卡洛·金茲堡，美國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維斯、林恩·亨特，英國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等也都從其專業領域論及當前史學理論問題與歷史書寫的關係等。
近年國內史學界也越來越重視對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研究，尤其對20世紀70年代以後影響歷史研究走向的史學理論比較關注。我們大體可以將本題內容相關的研究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有關後現代歷史哲學的整體性研究，涵蓋從分析歷史哲學到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歷史哲學的演變、宏大敘事的崩塌、語言學轉向之後的歷史語言觀念、歷史敘事理論、歷史隱喻理論、歷史語境等問題。第二，有關敘事主義歷史哲學和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研究，包括對以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為代表的史學理論家的思想闡釋，也有對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事實與解釋、相對主義與敘事主義、歷史學客觀性等理論問題的專門研究。第三，從歷史認識的角度，探討現代到後現代歷史認識的轉變，論及福柯、德里達等後現代史家和理論家的思想對於歷史認識所產生的影響。第四，關注到近年西方史學理論界出現的某些新變化，發現其中有關歷史記憶、歷史感、歷史理性和歷史時間等方面的研究。
比較國內外近二十年史學理論的研究狀況不難發現，國外已經從漠視、回應與分析後現代對歷史學的挑戰，發展到當前正處於融解和超越現代與後現代的鴻溝、探索史學理論發展的新途徑階段。而國內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還是相當薄弱的，較為缺乏在批判性吸收這一輪西方史學理論研究成果之後深入探究其對歷史書寫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對重建歷史學的理論基礎和學科發展正當性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因此，系統與綜合地考察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研究所出現的最新變化，特別是提出的新問題，對於21世紀中國史學和史學理論學科的發展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際意義。
二
發展趨向與突破點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理論在後現代挑戰之後所發生的趨勢性變化中形成了若干個理論上的突破點，比較系統地反映出後現代主義在理論層面所造成的主要影響及其提出的新問題。其中的核心涉及歷史學性質、歷史敘事、歷史表現、歷史經驗、歷史意識、歷史理性、歷史語境、歷史時間、歷史記憶等諸多方面。這裡，我們擇其要者簡論之。
重新反思歷史學性質問題是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發展中的核心地帶。針對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提出的以文學形式探討史學類型的路徑，我們發現當代西方史學界對於歷史學性質問題的立場可以劃分為重構主義、建構主義、解構主義三種基本類型。重構主義秉持經驗主義的傳統，強調歷史知識與過去實在相符合的客觀性與真理性，相信史傢俱有以歷史敘事的方式重建過去的技能，拒斥任何理論模式在歷史中的應用。建構主義主張歷史在根本層面上依舊是對過去的摹寫，但在經驗事實之外需要藉助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以期實現對總體歷史的建構，並達到宏觀與微觀的結合。而解構主義則指出了過去與歷史之間、真實與敘述之間、實在與語言之間聯結的脆弱性，全面質疑過去能否通過重構或建構的方式轉變為真實的歷史，主張以解構歷史編纂學的方式透析過去如何被編制為各種歷史。這一史學類型的劃分標準本身即蘊含了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理論立場與實際指涉，即反對經驗主義和認識論的理論預設，主張從文學形式或審美化、修辭化的角度來認識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因而將其定位於製造歷史知識的文學形式。這雖然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歷史學與文學之間的深刻聯繫，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否定了歷史學的科學屬性，不免有將問題重新簡單化的傾向。相對於其他學科而言，歷史學是一個內涵非常複雜的學科。當下如何將歷史學作為一套科學的知識體系、一門藝術或文學形式，以及所獨有的學科技藝與規範等多重屬性有機地結合起來，超越所謂重構、建構與解構主義的類型束縛，在史學實踐中開拓新的融會貫通之路，這也許恰好是當前歷史學回應後現代主義挑戰、確立自身學科合法性的正當途徑。
後現代挑戰之後在史學理論領域所造成的另一個趨勢性變化是從歷史認識論轉向歷史表現理論(或敘事主義歷史哲學)的研究，即從關注歷史認識的途徑和歷史知識的形成轉變為追究歷史是如何被表達與言說的。歷史表現理論強調語言與講述歷史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歷史的內容和本質，甚至會形成某種形式的虛構性與內容真實性之間的矛盾。但歷史真實仍然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因為這是歷史書寫據以成為可能的基礎之一，因而探索歷史表現與歷史真實之間的關係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由此，西方史學理論出現了有關史實的真實與史學的真實、真實性與主體間性、歷史敘事結構與真實性等方面的具體討論，其在總體上說明了歷史學自身的限度。當然，歷史表現理論還直接影響到上述從表現形式對史學類型與史學性質的研究，如何看待歷史學和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傳統的關係，如何處理經驗事實與應用理論模式之間的張力，如何審視語言、修辭等敘事形式對歷史解釋的作用，成為重新思考歷史學性質問題的關節點。其間也暴露出某些將歷史敘事完全等同於文學敘事、片面強調形式的重要性等傾向，但同時也使經驗歷史學家愈發意識到應該闡明歷史研究的技藝在理論層面的意義，展現歷史學科在知識、科學、倫理、審美等不同方面所具有的多重特性。對於國內史學而言，更為重要的是急需在此背景下重新發掘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歷史表現與史學性質問題上的基本立場與理論觀點。
後現代挑戰之後在史學方法論層面所造成的一個實際影響是對歷史文本話語結構、語境的分析成為當前歷史研究中較為流行與普遍受到重視的方法。儘管文本主義和語境主義本身含有很多極端的思想成分，但對於以文本為主要依據和研究對象的歷史學而言，從話語結構與語境論的層面解析史料似乎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代史家歷史書寫的基本途徑之一，這也是專業史學自身發展的結果。因此，系統探討話語分析和歷史語境理論的來源、思想內容及其應用的實踐性頗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家與經驗歷史學家的關注。從方法論範疇而言，可以思考作為解釋模式和方法論前提的歷史語境理論，並結合當代史學的某些研究範式討論其可能蘊含的實踐意義。語境論是專業史學通常所採用的解釋模式，原因在於它以歷時性的敘事結構編排材料，體現了歷史主義的精神，同時又提示出理解某種共時性關係的可能性。而從傳統史學、語境主義、文本主義三種不同的方法論前提出發，對語境問題的理解則展現出不同的預設方案和語境化歷史的差異性選擇。
歷史學是一門關於時間的學科，但歷史學家是以何種時間觀念藉以歷史化過去和進行歷史書寫的，這在以往似乎不成為問 題。因為自編年史傳統形成以來，歷史時間不言而喻地變成了一個同質性、單向度、線性發展、客觀中立的空置之物，歷史學家只需要向其間不斷填充內容就大功告成了。然而，在後現代主義挑戰之下，時間問題漸趨成為近年史學理論研究中一個較為集中的熱點。歷史時間觀念是伴隨著西方現代化的過程，在自然時間的基礎上通過複雜的人為建構而形成的，是現代西方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產物。它也成為現代西方史學專業化、科學化的基石。但是，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建構起來的歷史時間觀念背後所隱匿的化約主義、線性目的論、普世性價值及其權力結構也逐步暴露出來。在此背景之下，一些西方史家和理論家紛紛提出重新反思歷史時間觀念，這或許為我們探究歷史書寫中的時間問題和建構新的時間觀念提供了某些契機。
上述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在很多方面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目前而言，有的西方史家明確將後現代視作一個經典現代化之後的社會階段，與後工業社會、晚近資本主義相一致，是一個反思和糾正現代化發展的階段。因而，他們認為西方目前處於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普遍的後現代狀態之中，並且後現代性是他們所生存的條件，也是當前這些西方史家所經歷的歷史命運。在這類觀點當中，我們應該注意到兩個重要的方面：其一，後現代主義在本質上是針對現代主義的弊端所進行的反思和重新評價，批判的主要目標是西方普世意義的現代性；其二，不少後現代主義者的思想來源於馬克思主義，或者與馬克思主義有著極為密切的思想淵源，因而其觀點中含有大量批判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內容與傾向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在對於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史學的取捨上，西方史學界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其中德國著名史學理論家呂森主張走一條中間路線。原因在於他認為：一方面歷史學需要現代主義基礎上的科學訴求和確定性為導向；另一方面，又必須認識到後現代主義理論在歷史思考方面所做出的新的拓展與深化。據此，呂森提出了一個多維度、多層次且內涵豐富的學科範型概念，是他對歷史學科和歷史思維結構的理論構建。其間，呂森處理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之間的差異性與價值取向的矛盾性，並將二者共同融匯到人類歷史意識和歷史學科的發展進程中。
三
史學理論與歷史書寫的關聯性
在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史上，不乏某些理論流派由於脫離歷史書寫的實踐，而只能停留於形而上學的層面，最終愈發遠離歷史領域。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的發展則呈現出歷史書寫的理論化趨勢，甚而有“無歷史不理論”的表徵，理論與歷史之間的關聯性進入新一輪的互動高潮。
後現代主義挑戰歷史學的重要後果之一就是對元敘述的解構及其所帶來的“大寫歷史”的崩塌。從目前西方史學界的回應中可以發現，雖然經驗歷史學家對後現代史學理論的很多觀點仍持懷疑或批判態度，但在有關“大寫歷史”的問題上卻表現出較多贊同的趨向。究其原因，這恐怕與西方社會在整體上所處的普遍的後現代狀態有關。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身處後現代世界的西方史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書寫歷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很多西方史學理論家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恰恰透露出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對其思想理路的影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後現代歷史觀與唯物史觀的關聯性。
而對元敘述的解構漸趨導致歷史書寫放棄以現代性為中心的目的論和線性發展觀，傳統的思辨歷史哲學和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歷史日益受到批判。然而，宏大敘事卻並未因此而終結，全球史、環境史、科技史、文明史等跨區域、跨文化研究的興起似乎預示著新的宏觀歷史的產生，其間也孕育著一種非人類中心、非西方中心、非線性的多元文化歷史觀。微觀史、區域史、女性史、少數族裔史、公眾史、底層研究、新文化史、歷史記憶的研究也表現出“他者”化、空間化、性別化、非中心化、非同質化的歷史書寫趨勢，在史學研究的實踐層面建構著多重意義、多元視角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傳遞出多元文化之間的複雜性、矛盾性、交叉性。與此同時，近年西方史學界還出現了大量運用各種社會理論、文化理論、政治理論等理論工具重新書寫有關社會的、文化的、民族的、權力的、性別的歷史，在理論與歷史書寫之間呈現出更為複雜的雙向互動。
後現代主義在中國史領域還造成了某些新的問題意識和研究視角，諸如對線性進步史觀、西方現代化模式、以現代民族國家興起為中心的歷史、歷史真實、現代史學研究的範式等問題所進行的批判性反思。後現代方法也給中國史研究帶來了多種研究旨趣的變化，諸如從以西方現代性為標準的中國史走向以全球史為背景的多元現代性的中國史，從宏大敘事的中國通史走向建構地方性與總體性、邊緣與中心關係的中國史，從以主體民族為中心的中國史走向包括其他民族在內的多民族交流的中國史，從以男性活動為中心的中國史走向包括婦女史在內的性別視角的中國史，從以上層精英活動為中心的中國史走向包括下層民眾在內的多種群體互動的中國史，從以反映人的理性活動為中心的中國史走向包括非理性的情感世界在內的複雜心態變化的中國史等。但同時，我們也需特別注意到，在利用後現代主義作為中國史研究的思想資源時，必須確定自身所要堅守的限度和邊界。
近年國內史學界出現了有關“碎片化”的種種憂慮，似乎微觀研究必然導致史學的碎片化。同時，我們又發現，以全球史為代表的宏大歷史的日益興起，這就形成了大歷史與小歷史兩種截然相反的史學潮流平行發展的趨向。但從實際研究來看，以個體化、事件性、區域性、敘事化為特徵的微觀史學與宏觀歷史之間並非具有本質上的矛盾，相反成功的微觀史學研究似乎總可以從不同規模、多種維度或層次、各類語境中建立起微觀與宏觀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大小歷史之間常常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我們需要注意到西方史學界對有關微觀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的討論，尤其是對微觀研究所應具備的宏觀視野和基於現代性的“宏大敘事”所應思考的微觀維度。這其中可能將社會史與文化史相互融合，將結構性、長時段與全球化過程具體化。
在全球化時代進行歷史書寫，這是當前歷史學家所面臨的最為重大的課題。而“全球轉向”對傳統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又產生了何種影響呢?一方面後現代主義對西方文明優越性的質疑及其對西方標準的普適性批判，直接導致了對以西方史學傳統為核心建構起來的史學史體系的反思，以及對非西方史學傳統的態度轉變。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迅速傳播到全球，一個普遍的、理性化的西方似乎在這一過程中起到支配和統領的作用，它戲劇性地改變了非西方國家人們的精神與物質世界，同時也迫使他們重新思考如何保持自身文化傳統的特點——民族性。西方與非西方文化在更高程度和更大範圍內展開了新一輪的碰撞與交流。歷史學家在其中既擔負著維護本民族文化認同感的使命——建構民族史，也面臨著兼顧全球性視野的責任——建構普遍史。對於史學史的研究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學傳統與歷史學科的全球化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張力，而解決的最佳途徑是進行歷史思想的跨文化研究，即超越自己文化界限的感知和相互理解，“從而促成一種跨文化的交流”。其最終可能意味著全球史學史的撰寫，旨在從跨文化的視角考察近現代史學在全球範圍內的變化，揭示各個文明的歷史意識所經歷的變化及其相互關係。
總之，近二十年西方史學理論的發展及其在歷史書寫中所引發的種種變化，可以看作是史學理論與史學實踐、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大小寫歷史之間的關係問題在新的思想視域下的深入反思。史學理論再次成功地使得經驗歷史學家受到觀念上的震動，儘管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仍竭力保持一種與理論的疏離態度，但這又觸動他們重新思考在經驗事實和理論洞見之間如何建立起某種結構性關聯，重新認識在學科邊界如何探索新知和保持開放性心態的能力。在以後現代主義為代表的各種理論熱潮的衝擊消歇之後，其合理和積極的成分在一定範圍內融貫於新一輪的史學發展中，內化於歷史書寫中，而我們所獲得的是新的理論自覺意識和突破知識疆界的創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