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河南安陽發現迄今範圍最大的商代晚期鑄銅遺址，已發掘的4000平方米區域內，發現多處集溶銅、澆鑄、打磨加工為一體的獨立鑄銅作坊，並出土一批大型商代晚期青銅禮器和鑄造陶範、陶模。考古證實，河南安陽辛店遺址是迄今發現的範圍最大的商代晚期鑄銅遺址。
《殷商史》一書中提到，殷商時代的青銅器的造型、裝飾紋樣和鑄造技術綜合繪畫、雕塑及工藝美術於一身，以其器類的繁多、造型的變化、紋飾的精麗、銘文的優美以及鑄造技術的獨到、禮器功用的特殊，在世界文明史上佔據重要地位。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研究已成為中國考古學、美術史以及古文字學的重要分支。
殷商時代青銅鑄造
殷商時代鑄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銅器，乃是古代中國先民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傑出貢獻。大批青銅器物的出土，不光再現殷商青銅時代的風貌，還展示出殷商匠人於青銅冶鑄技術方面所達到的高超水準。探討殷商青銅冶煉及鑄造的工藝，對揭示古代社會生產的發展水平極具重要意義。過去治冶金史者對考察青銅鑄造工藝多有偏重。隨著鑄造作坊的發現、採冶遺址的發掘、研究方法的進步、探索手段的更新、模擬實驗的進行等等，為深入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研究成果填補了冶金史上的某些空白。
青銅頭盔——殷墟侯家莊西北岡1004號大墓出土
殷商青銅器的主要金屬成分是銅與錫，銅與鉛或銅與鉛、錫的合金，一般稱為錫青銅、鉛青銅或鉛錫青銅。從測定結果看，各個時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並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青銅爵經測定含銅92%，含錫7%。另一件青銅錛則含銅98%，錫只佔1%。湖北黃陂盤龍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青銅禮器中，有的含銅81%—88%，含錫5%—8%，含鉛1%—6%；有的含銅71%，含鉛則高達21%—24%。河南安陽殷墟西區出土的40多件青銅器，無論是禮器或兵器，都有銅、銅錫、銅鉛、銅錫鉛等四種情形，不過，就青銅禮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鉛代替錫的趨勢就愈明顯。殷商青銅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測定表明，各地鑄造銅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銅礦脈，如鎮江附近殷商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銅塊中，就含有較大比重的鉛和微量的銻，與中原青銅器的銅料不含銻及含鉛量低的情況有明顯不同。
殷商時代青銅器的製作為範鑄。殷商時代的都邑遺址內發現有鑄銅作坊遺址，作坊遺址內出土有數量可觀的陶範、坩堝塊、木炭、小件銅器的銅錠、銅渣等。這些作坊遺址的發現表明，殷商王室及諸侯所用的青銅器大多是就地生產的。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殷商早期鑄銅作坊內，熔銅的坩堝系用草拌泥製成。陶範與銅器一致，均為素面。出土銅爵據電子探針測定，含銅92%、含錫7%，銅錫比例與河南鄭州二里岡期青銅器的配比接近。鄭州商代遺址發現的兩處鑄銅作坊，分別在城南的南關外和城北的紫荊山北地。熔銅工具除有草拌泥製作的坩堝之外，還用外敷草泥的陶質大口缸或大口尊。不過從大型青銅器的發現來看，應該有使用熔銅爐的可能。不少陶範上都刻有花紋。這兩個作坊除了生產青銅禮器以外，南關外鑄銅作坊中出土有不少青銅钁，紫荊山北地的鑄銅作坊內則有不少刀、鏃，因此它們
被認定是鑄銅手工業中出現分工跡象的反映。河南安陽殷墟的苗圃北地，則是古代規模較大的鑄造場所。此地點發現了體積較大的熔銅爐、大批陶範及與鑄銅有關的工具和用具。苗圃北地鑄銅遺址出土的熔銅爐如果依據殘壁的弧度推算，直徑大約在60—70釐米。另外還有一種土坑式的熔爐，其直徑達到1米，深也有0.5—1米。以如此大型的熔爐熔銅，與當時鑄造大型青銅器的情況是相適應的。在苗圃鑄銅遺址還發現有與鑄銅相關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範窯以及道路、工作臺面等遺蹟。作坊遺址出土的陶範數以萬計，其中一部分陶範尚可以拼對成套。從陶範的型腔可知，它們有鑄造禮器的，也有鑄造樂器、工具、兵器、車馬器及其他裝飾物品的。
青銅兵器——殷墟侯家莊西北岡1004號大墓出土
在銅器鑄造方面，由於在鄭州和安陽都發現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鑄銅遺址，而且銅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鑄造痕跡，由此可以對當時的鑄造工藝作出一定的判斷。鑄造青銅器的模具有陶範、石範和金屬範幾類。陶範的原料主要是黏土和砂子，一般是就地取材。由於陶土耐火度高，易透氣，來源又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使用，成為中國青銅時代鑄造工藝的一大特點。造形簡單的工具用單範或雙合範就可以鑄造，一範可以多次使用。青銅容器則需要複合範鑄造，一套模具只能鑄造一件器物。石範在夏縣東下馮遺址、清江吳城遺址等地都有發現，數量不多，而且是鑄造刀、鏃等小件器物的模具。至於金屬模具是用銅範，日後發展有用鐵範。
殷商時代鑄造一件青銅器物需要經過塑模、翻範、烘烤、澆注等一整套的工序。把即將準備鑄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範，在泥模或外範上雕刻所需的花紋，然後在泥模上削出範芯或者另外再製作範芯，範芯與外範之間的距離，就是澆注後銅器器壁的厚度。為了防止陶土乾燥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縮裂和變形，在陶土中黏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適。外範和範芯在陰乾、晾曬後，組合放入烘範窯中烘烤，使之脫水和定型。經常是出窯後趁熱進行澆鑄。大型的器物需要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澆注。一次澆鑄完成的，俗稱
渾鑄法。
比較複雜的器形則先鑄附件、後鑄器身，或先鑄器身，然後將附件鑄接上去，稱為分鑄法。殷商銅器已經使用分鑄法，而一般採用合範方法鑄造，範的多少則視器形而定。殷商早期的銅爵是由兩塊腹範和一塊裡範、一塊底範以及一塊芯座合範澆鑄的。而到了殷商晚期，銅爵則需用16塊外範。殷商中期除能夠鑄造大型器物外，已經能夠用分鑄的方法，將一些器物的附件預先鑄好，再和主件鑄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樑就是另行鑄造的。殷商晚期鑄造技術則有更高的發展，像著名的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就是整體鑄造的，而鼎耳是在鼎身鑄成後再在其上安模、翻範、澆鑄而成，根據它的體積和重量估算，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公斤以上，冶銅時必須有較大的熔銅爐，並且有可能採用經地槽流注的方法進行澆鑄。通過對殷商青銅器中銅、錫、鉛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與《考工記》所載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的“鐘鼎之齊”大體相近。從殷商時代銅工作坊規模之宏大、鍊銅技術之高超、器物製作之精美、種類之繁多、花紋之複雜、制範技術之純熟，都可看出殷商生產技術及青銅器鑄造的水平。
殷商時代晚期還發展了銅鑲玉的技術，例如婦好墓出土的玉援銅戈即是將玉戈援納入銅內的陶範中鑄成。藁城等地發現的鐵刃銅鉞也是採用這種技術鑄成的。
此外商代遺址中還曾出土金塊及小片金片，可知當時已有黃金並有熟練的冶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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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銅器出土研究
殷商銅器的發現應該很早，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敘》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所謂“鼎彝”，就是古墓隨葬的青銅器。到北宋時期，金石學發達，青銅器的著錄即始於此，《考古圖》中著錄的得自鄴郡河亶甲城的幾件銅器，大概就是河南安陽殷墟所出土的。有清以來，發現日多，清廷內外都有不少收藏，也見於各種圖錄。清代末年，盜掘之風日熾，殷商銅器大量擁入市肆，外國人也趁機收購，遂使很多重要的銅器流散到海外。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發掘安陽殷墟。1929年成立考古組，具體領導殷墟的發掘工作。從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共發掘15次。其中關於殷代帝王都城即小屯村的發掘12次，關於殷代王陵即西北岡的發掘3次。此外關於小屯村附近，殷墟範圍內各遺址的發掘，還有12個地方。
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在殷墟侯家莊西北岡1004號大墓
這十年的殷墟發掘，在我國現代考古學上極為重要。它不但結合文獻記載和小屯文化的層位關係，確定了這一帶乃是商朝後期自盤庚遷殷至紂之滅273年間的都城，而且還發現了殷王朝的宮殿遺址和帝王的大墓。殷墟發掘出土的商代銅器，也可以確認屬於殷商晚期，從而成為研究商代銅器的基礎。以後，隨著商代早期、中期遺址的發現，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建立起殷商銅器的發展序列，從而加深了對殷商銅器的認識。今日已發現的商代銅器的分佈範圍，包括北自內蒙古、南至湖南、東起山東、西達陝西的如此廣袤的地區。其中以中原河南發現最多，也最為重要，這裡乃是殷商王畿所在，而周邊地區的商代銅器，則是殷商時代各個方國的遺存。
清代以降，金石學家對傳世的商代銅器作過考釋與研究。先是羅振玉收集商代銅器銘文編成《殷文存》，續有容庚對商代銅器做綜合研究，編寫《商周彝器通考》。李濟先生在臺灣整理殷墟發掘的報告和研究工作，李濟總編輯的《中國考古報告集新編，古器物研究專刊》有李濟、萬家保著的《殷墟出土青銅觚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銅斝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銅鼎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對殷墟出土的青銅器之器形、紋飾和鑄造工藝進行了分析研究。此外萬家保另有《殷商青銅盔的金相學研究》，張光直、李光周、李卉、張充和有《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黎東方也有一《西周青銅器銘文中之年代學資料》，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則編輯《商周青銅器紋飾》。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460多件各類銅器，鄭振香、陳志達編寫的《殷虛婦好墓》，則對此墓所出器物詳加介紹。此外，在商代銅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鑄技術方面，也都有專題研究。對商代銅器的形制、紋飾、分期和銘文考釋也發表過不少論著。
婦好鴞尊
商代青銅器可分作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晚期所出銅器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當於成湯時期。但早期青銅器發現得比較少，器形有爵、斝、戈、刀、鏃、錐、錛、鑿等。青銅禮器僅有一二種，胎質較薄，鑄造粗糙，既無花紋，也無銘文。也有銅牌以綠松石鑲嵌出紋飾，顯示出早期較高的技藝水平。
中期以河南鄭州商代遺址和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所出的青銅器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當於仲丁至盤庚遷殷以前。中期青銅器出現較多，禮器的種類也有增加，有鼎、鬲、觚、爵、斝、卣、罍、盤等，此外還有兵器、工具。此一時期的青銅禮器胎質仍薄，花紋也簡單，只有單線條的花紋帶。但已能鑄造出像鄭州遺址發現的高達1米的大方鼎樣的大型器，已表現出相當高的鑄造技術水平。
晚期以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青銅器為代表，年代則由盤庚遷殷直至商末。這是殷商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期，大量銅器被發現，年代也較為可信。此一時期的青銅器有很多新的器類，器形也有明顯的變化，青銅禮器一般比較厚重，花紋也較繁縟，並且開始出現銘文。
“戍嗣子鼎”銘文
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銅器上至今尚未見有銘文。大約到商代晚期時，青銅器上才開始出現銘文。早期銘文僅有少數幾個字，而且大都是族徽圖像、人名或是父祖名，如婦好之類。到殷商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出現，最長有三四十字的，內容大抵是因受賞賜而為父輩作器。出於安陽後岡祭祀坑的“戍嗣子鼎”上有銘30字，是殷墟科學發掘以來所知殷商青銅器銘文最長者。傳出于山東梁山的“小臣艅犀尊”有銘27字，內容記帝辛十五年，王來徵人方，賜小臣艅貝，其關係到殷商末年商王朝同人方間的征伐戰爭。有明確紀年的銅器關係到殷商青銅器的編年，是很重要的研究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