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考古2019︱夏商考古：驚豔三官廟，難得匠人塋
在中國考古學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夏商周考古與中國考古學同時起步，在特殊時間階段內，甚至是中國考古學的唯一工作重點。縱觀歷年的考古工作，夏商周時期的考古遺存發掘與研究，始終是學術界和公眾關注的焦點。2019年，夏商周考古雖然沒有震驚世界的大發現，但各地考古工作者兢兢業業，以不同的方式為夏商周考古的發展貢獻力量。無論是因基本建設的隨工清理，還是圍繞某一學術課題進行的主動性研究發掘工作，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以下我們將按時代先後，對2019年已經見諸各種新聞媒體的，長江、黃河流域涉及夏商周時期的重要考古發現略作綜述。由於發現眾多，難免掛一漏萬，而限於學力淺薄見識有限，這一盤點必然只能是個人窺管，權作引玉之獻。
夏時期
自周代以來，國人一直認為夏代是存在的，雖然近代一度出現過懷疑夏代存在的說法，但僅限於一部分學者。古史辨運動後，對“夏”存在的質疑得到了歐美學者的強烈贊同，他們認為，在沒有自證是夏的夏代文字出現之前，不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近年來，部分國內學者亦發出了類似聲音，不同意或拒絕探討夏文化，迴避甚或反對將“夏”或“夏王朝”作為一個時間的描述範圍使用。拋開因為各種原因和心態的分歧，這種現象，在考古學界內部，並沒有形成爭議，反而是集中體現在非考古學者為多的知識界。大部分的考古學者仍然基本認可，中原腹心地區二里頭文化階段相當於“夏時期”。若以距今4000年以降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考古學文化面貌的整體性變更為視角，則會發現在西起晉陝高原東至燕山南麓的廣袤區域內，大時代變革中物質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若寬泛些表述，以“夏”或者“相當於夏時期”，可以代表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亦即在距今4000前後先後從龍山時代晚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2019年，在“夏”時期的時間範圍內，較為重要的田野考古發現主要有如下幾項。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2019年的工作集中於陶寺宮城內核心建築IFJT3周圍，一年的發掘進一步確認了宮城內最大的宮殿建築ⅠFJT3之上包含至少1座大型主體建築，中部可能存在庭院，其餘或為其附屬建築。這組建築始建年代可能在陶寺文化中期，延續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階段。在宮室建築東部的附屬建築東南，新發現一座房址。新發現的建築規模不算太大，但室內為白灰皮地面，中間位置見有方形灶面，房址西北角放置有7塊牛肢骨，發掘者推測其性質或功用比較特殊。
石峁遺址的一系列驚人發現，年年刷新著考古學者的認知，在昨天的介紹中，彭小軍博士已經對石峁皇城臺的發現予以重點介紹，但從夏商周考古的視角，仍有三點個人想法需要補充。第一，皇城臺地點夯土臺芯外南護牆石牆內發現的石雕，目前尚砌築在牆體內，但從砌築的部位和構圖方式看，不排除他們有被二次砌築的可能。這些石雕的構圖，與二里岡時期的銅器獸面紋、夏家店下層的彩繪紋飾，都有相近之處，其源頭何在？三者之間有無傳承關係，是下一步研究中需要密切關注的。第二，與上一問題的連帶思考是，這批石雕的最初使用環境如何？原始加工地點是否就在石峁？皇城臺臺芯護牆是一次堆築還是存在修補？未建皇城臺前，皇城臺地點的堆積狀況如何，這些問題或許將是未來工作有驚喜出現的新增長點。第三，石峁遺址基礎的陶器細密分期和譜系構建研究工作，與周鄰已知考古學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尤其是石峁遺址的相對年代下限，仍然牽動著研究者的心。
在晉陝高原的南流黃河及河套地區，“考古中國——河套地區史前聚落與社會”課題統籌安排，2019年有另外兩處與石峁遺址年代可能略有先後的石城考古發現，也頗為引人矚目。其一是內蒙古清水縣後城咀石城，該城是目前內蒙古發現的規模最大的史前時期城址，面積約138萬平方米，由內城和外城構成，擁有較為完備的甕城、城門、馬面、瞭望臺等防禦體系，城內房址、窖穴、墓葬、臺基等各類遺蹟保存較好。
另一處，在黃河東岸的山西保德縣林遮峪遺址，2019年也重啟了龍山時期石城的系統發掘工作。據零散的網絡消息披露，該城在去年的考古工作中發現了石砌城牆、房子和墓葬等遺蹟。遺物顯示該遺址時代延續較長，文化面貌比較複雜，年代下限可能已經進入“夏時期”。
以石峁為中心，近年來北方地區石城考古的新發現不斷更新，越發證實晉陝高原在龍山晚期到夏時期聚落的建造有一定的同質化現象，呈現出某種模式化的特點。不斷積累的發現，將為探索中華文明演進道路上的“北方模式”增添新的材料。
沿黃河南下，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在2019年迎來了遺址發現60週年的甲子紀念。同時，去年該遺址仍然以宮城區及其周邊的佈局展開工作。2019年，二里頭遺址的工作處配合國家遺址公園建設外，田野發掘工作集中在宮城區南部。去年，新發現了8號基址南緣，由此確定8號基址平面近長方形，在修建過程中，曾挖斷宮城西牆，但未到宮城西南拐角。宮城區外新發現了道路2條、夯土牆6段。2條道路分別與宮城東側南北向道路、宮城南側東西向道路的走向一致，應該是上述“井”字形道路的延伸路段。新發現的夯土牆以及2012、2013年發現的作坊區以西的夯土牆，可能為宮殿區和作坊區以西區域的圍垣。上述發現暗示，在二里頭遺址“井”字形道路形成的“九宮格”外，可能存在其他的圍垣建築，換言之，二里頭遺址有可能存在多個圍垣建築，已知的宮城區僅是九宮格中的中心圍垣。這一發現，無疑為二里頭的佈局研究乃至中國早期都城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
遠在最東端的膠東半島萊陽東青埠遺址中，發掘了一處嶽石文化晚期的居址。該遺址內部的房址類型多樣，但不同類型的房址分佈有一定的規律，可能存在功能分區。本次發掘，將為膠東半島該時期東夷文化聚落研究增添了新資料。
再向南，安徽肥西縣三官廟遺址的發現是江淮地區夏商時期考古的重大突破，堪稱驚豔。該項目原為配合引江濟淮工程的基建考古工作，遺址為一處臺墩，但保存狀況十分破碎。但本次經科學發掘，共發現18件夏商之際的銅器，個別器物形態是首次發現。由於特殊的堆積方式，對於這批銅器的年代判斷有一定難度，學術界的認識尚有爭議，有的銅器與晉陝高原銅器群的相同器類有相似之處。但在中國考古學的歷史上，這是廣義的“華夏”世界單次發掘夏商之際銅器數量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在安徽境內經由科學發掘發現成組的夏商之際銅器。上世紀在肥西大墩孜遺址曾發現兩件二里頭文化風格的銅器，但並非科學發掘所獲。既往皖中地區曾經發現多處相當於中原夏時期至商代早期的遺存，但多數等級不高。三官廟遺址數量眾多的銅器顯示，該遺址周邊必然存在一個高等級地區中心性的聚落。同時，三官廟發現的陶器有較強的地方特色，很可能是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遺存。該發現有諸多新穎和奇特之處。比如，銅器中以兵器為絕大多數，且部分兵器有刻意損毀現象，基本都出土於房址外的紅燒土堆積之下，分佈較為分散。這種既非墓葬亦非器物窖藏的埋藏形式，在全國都是較為罕見的。個別銅器形態奇特，不排除當地自行生產的可能。這一發現作為江淮地區與中原地區強勢文化互動關係的具體反映，使華夏文明更顯豐富多彩。
肥西三官廟出土銅鉞
肥西三官廟房址
肥西三官廟遺址陶鼎
在更南方的洞庭湖區，澧縣孫家崗遺址繼續發掘，共揭露新石器時代長方形豎穴土坑墓116座。隨葬品與以往發掘土坑墓一致，僅見陶器和玉器兩類，彭小軍博士也已做了介紹。這裡想強調一點，孫家崗墓地的發掘證明在BC2000年前後，有一支與後石家河文化密切相關的遺存，分佈在整個洞庭湖平原，並向南深入沅水中游山嶺地區。這一認識，填補了洞庭湖地區從新石器時代末期石家河文化至商時期“澧水類遺存”“樟樹塘類型”等考古學文化類型之間的大段空白，但目前孫家崗遺址的年代下限與商文化進入之前，似乎還仍有缺環。
澧縣孫家崗墓地2019年發掘區
澧縣孫家崗玉璜
澧縣孫家崗玉人面
商時期
相較於夏時期發現的零散，2019年度商時期的考古發現則主要集中在都城和大型區域中心，個別小型遺址則顯示了手工業生產中心或商王朝治下的村落聚邑的社會發展面貌。
在鄭州，考古工作者在現代城市核心區見縫插針艱難地進行工作，由於科研意識明確，2019年也取得了極好的成果。鄭州商城遺址書院街歷史街區一期項目也是一項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所發現的遺存中，以近60處商代二里崗時期的長方形坑最為重要。這批長方形坑，形制較為規整，方向多東西向或南北向，集中分佈卻罕見互相打破關係，體現出一定的規劃性。同時，多處坑內發現了較多的人骨、動物的埋藏現象，伴隨著完整陶器、卜骨等遺物的大量出現。根據這一現象，可以初步認定這一組跡象是鄭州商城使用時期一處較長期、固定的祭祀地點。該遺存的發現，將為進一步探究商代早期，鄭州商城內城功能區劃以及商代祭祀行為和制度提供新線索。
在偃師商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人員，在偃師商城小城西北部緊貼著夯土城牆的區域內新發現了一處密集的倉囷區。這一區域新發現的遺蹟非常有規律，都是直徑接近10米的圓形基址，基址面有“十”字形或略呈“十”字形的埋柱溝槽。個別基址的“圓心”中有一個粗大的中心柱，周邊分佈有不甚規律的小柱洞。經過勘探，這樣的圓形建築基址在小城西北部從西向東共有8列分佈，每列5個到1個不等，排列整齊有序。類似的倉囷，曾經在同時期的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被發現。這種囷倉位於地面以上，下面架空，以中心柱為圓心被“十”字形柱槽（或隔牆）隔成四等分，而小柱洞可能是支撐糧倉的柱礎，這樣就可以起到防潮的作用。
偃師商城新發現的倉囷
偃師商城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中重要的研究對象，也是夏商時期佈局比較清楚、面積較大的都邑級別遺址，遺址內原先發現有大型宮殿建築群和軍事防禦色彩較為明顯的一系列設施，也曾發現過兩處府庫類遺蹟，這次新發現的倉儲區，越發顯示出該城的軍事、倉儲功能要比鄭州商城突出。這一發現，無疑為研究偃師商城的性質和功能，增添了新的角度。
商代晚期的殷墟遺址群，2019年度的發現也十分精彩。在洹北商城，新發現了佈局有序的鑄銅工匠墓地，目前共發掘了42座。墓葬內多發現有鑄造銅器使用過的陶範、銅刀、磨石等工具，特別是專門用陶範作為隨葬品，基本可以判定墓主人身份為鑄銅工匠。這批墓葬東西向排列整齊，不排除是家族手工業群體的墓地。手工業生產集團家族化，是中國古代延續時間較久的模式，但長期以來很難有考古實證。洹北商城的這一發現，為探索商代中晚期青銅器生產的基層組織、運營模式，提供了最為系統的絕佳證據。而確定的鑄銅工匠墓地的系統發掘，更是歷史上首次，意義重大。
洹北商城工匠墓地發掘現場
在年代稍晚的傳統殷墟宮殿宗廟區，2019年的工作更是突破既有認識。2019年度的發掘圍繞宮廟區西側和北側的水系進行試掘，基本釐清殷墟宮殿區水系構成和“池苑”遺址的範圍、分佈、大致淤積情況。同時發現了在宮廟區北部存在人工水道圍合的島。圍繞島與宮廟區，還發現了一系列夯土基址和夯土牆，這些發現為進一步明晰殷墟宮廟區的佈局、使用與廢棄年代，以及殷墟宮廟區的古環境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在本次發掘中，還發現了十餘片刻辭甲骨和一座祭祀坑，為理解原宮廟區西、北側的空白區域性質，提供了新的線索。
在傳統認識的殷墟保護區外圍，新發現的辛店遺址在2019年度持續隨工清理，通過大範圍的勘探調查，基本確定該遺址的範圍約有90萬平方米，範圍較大，遺蹟分佈密集。遺址發掘區的核心是商代晚期的鑄造遺存，發現的銅器鑄範反映該遺址能自行生產鼎、簋、尊、觚、爵、斝、卣、觥、盉等大型青銅禮器。遺址內還發現商代晚期墓葬近100座，墓葬內共計出土青銅禮器有40餘件，且種類豐富，這批青銅器上，多見“戈”銘文。這一發現，為探索殷墟時期都城的佈局、範圍，地方控制網絡等重大學術課題都是一次突破性的發現。同時，也為晚商都城的保護範圍與方式提出了新的方向。
安陽辛店遺址發掘的墓葬隨葬銅器
安陽辛店遺址發掘的陶範
距離殷墟稍遠的河南輝縣與濟源地區，也發現了重要的商代晚期遺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設發掘於2019年對輝縣東新莊遺址進行了發掘，新獲4座難得的保存完好的晚商時期墓葬。墓葬等級不高，多為兩套觚爵組合，但顯示出在晚商王畿區外的家族化居住態勢。輝縣在晚商時期是重要的王畿區外圍控制據點，歷年來以褚丘為中心，出土過多批重要的青銅器，“子龍鼎”亦傳出於此。小型墓葬的發現，往往是重要考古遺存的重要發現線索，絕不應忽視。
濟源柴莊的發現，是繼2018年山西聞喜酒務頭墓地之後，另一處商代晚期據點的發現。該遺址位於河南省濟源市天壇路街道，亦是由基建考古發現。從已經公佈於網路的消息可知，該遺址帶有環壕，年代下限可至西周早期，面積約30萬平米。環壕內西北部半地穴房址與小型墓葬混雜一處，年代多為西周早期。商周之際的大型帶墓道墓葬則位於環壕內中部。發掘的大型墓葬共有兩排，排列有序，但盜擾嚴重，尚無法確定族系名稱。在墓葬附近還發現有較大規模的夯土臺基與祭祀遺存。柴莊遺址地處軹關陘東端，與軹關陘西端的酒務頭墓地遙相呼應，戰略地位突出。這一發現為研究商周之際的地權關係與政治格局，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
在商文化分佈的南方地區，武漢黃陂盤龍城遺址繼續在楊家灣北坡進行工作。2019年度的工作中，發現商代地層中石頭堆積局部密集的現象，也發現有石頭堆積成片分佈的情況，且是人工營建的結果。本年度的工作雖然沒有能解決這種成片鋪石遺蹟的性質，但是卡定了這種大型的人類營建活動出現在盤龍城最晚一個階段，對於深化盤龍城聚落最晚階段的佈局至關重要。
在盤龍城以北的黃陂魯台山郭元咀遺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處商代晚期的鑄造遺址。發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的純銅塊、錫青銅塊、鍊銅渣及少量素面範，還發現了多處殘爐基和二次堆積的紅燒土，年代相當於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一期。遺址的文化面貌雖以商文化為主體，但卻表現出大量的地方文化特色，既有對盤龍城商文化因素的繼承，又有來自於其他區域商代文化因素的影響，為探討商時期當地盤龍城文化、鄂東大路鋪遺存的互動關係提供了新思路。
武漢大學發掘了阜南迎水寺遺址。該遺址也是一處臺墩型聚落，發掘是配合道路拓寬工程的搶救性工作。但發掘工作的主持人有較強的學術預判和意識，在較小的發掘面積內通過精細的工作獲得了豐富的各類遺存。發掘工作揭示出，在相當於商代中期時，該地很可能是較臺家寺遺址級別略低，但仍然能夠自行生產青銅器和骨製品的一處地點。遺址地處臺墩之上，以核心建築為中心，明確分割空間，合理佈局手工業生產區與生活區、廢棄物的填埋區。這對研究商代淮河流域基層村落組織樣態、經濟能力與行為以及社會組織分層，乃至商代銅器生產的組織管理模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在湖南，當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洞庭湖東岸的汨羅螺絲山遺址無疑是2019年的工作重點。該遺址的發掘，結合既往在洞庭湖東西兩岸發現的寶塔遺址、斑竹遺址以及黃材盆地的鐘家灣遺址、新屋灣遺址，基本構建起洞庭湖東西兩地商至西周時期考古學文化完整的年代序列，進一步明確了炭河裡城址的年代屬於西周。
在成都平原，三星堆遺址三號祭祀坑的發現消息終於有所披露。目前已知該坑大小、方向與二號坑十分接近，解剖部分已經發現了青銅大口尊。可以斷言，該發現未來一定將震驚學界，促進三星堆一、二號坑一些疑問的解決，甚至將大大推動成都平原青銅文明研究的進展。但後續的工作，如何認定該坑與既往發現的一號、二號祭祀坑的關係，通過更大面積的工作，確定是否存在數量更多的同類器物坑，以及這些器物坑是否和周邊遺存相關，是否存在環壕、圍牆甚至臺墩一類的遺蹟，從整體上理解這些“坑”與遺蹟的關係，可能才是更重要的。
在甘青地區，臨洮寺窪山發掘寺窪文化時期墓葬36座，新發現的切掌骨葬俗是既往較為少見的。而墓葬中發現的陶器組合，將會為寺窪與先周文化遺存的關係提供新的認識線索。
在2019年度的夏商時期考古中，絳縣西吳壁遺址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遺址是一處地處中條山北麓，與冶銅活動有密切關係的遺址，主體年代自二里頭文化時期延續至二里岡文化上層階段。該遺址面積約70萬平方米；中心區位於遺址東部，面積約40萬平方米，包括偏北的居址、墓葬區，以及中部偏南、面積達10萬平方米的冶銅遺存集中分佈區。目前發現了較多與冶銅活動相關的遺存，發掘者還通過實驗考古的方式，認定遺址內存在有製作燃料的木炭窯。遺址發現的大量銅煉渣、殘爐壁、銅礦石，以及少量殘陶範、殘石範、鼓風管、石錘、石砧等冶鑄遺物，說明附近曾存在冶銅作坊。該遺址很可能是一處以精煉純銅為主，兼製作小型工具的聚落。這項發掘工作是學界首次在鄰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帶發掘專業冶銅遺址，填補了冶金考古的空白，為深入探索早期冶銅手工業技術及生產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與控制、開發、利用銅這種戰略資源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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