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是明末的一个猛人，真正的猛人。
熊廷弼公像
一则其能力过硬，胆识过人，眼光够狠，着实是一位军事奇才；二则性格强势，脾气火爆，不为人下，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怼王之王”。
熊廷弼的死也是上述两点促成的，概括起来就是今天的两则至理名言：
一是路线之争；二是性格决定命运。
明末真正有能力可以力挽辽东局势不坏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熊廷弼。虽说是御史出身，口才了得，但做起事来也不含糊，丝毫没有不切实际的迂腐想法。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巡按辽东，得知辽东总兵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八百里地，顿时气愤无比，上述弹劾，然无济于事。随后他提出了在辽东屯田之策，受到了万历的嘉奖，巡辽期间，作风务实，杜绝空谈，手段雷霆，效果显著。
需要注意的是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提出了屯田策，稳定了辽东局势。
后来萨尔浒大败，形势危急，明廷经商议起用熊廷弼为辽东景略，负责军事。初担大任的熊廷弼信誓旦旦，意气风发，他上奏朝廷：
“然不守辽、沈，必不能保辽镇，不复开原，必不能保辽、沈……如敌以数十万金饵虎墩诸部入犯昌、蓟、宣、大，以缀中国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后长驱入山海关，或海道取登莱、天津势所必至也。”
此时的熊廷弼认为寸土必争，寸尺必守，不但要守，还要徐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他指出了辽地的症结所在，无论是蒙古海西诸部，还是朝鲜，若为敌人所用则后患无穷，除了辽东，其余边镇防守松懈，敌人一旦来攻则危及京师，这些观点无疑是先见之明。万历非常赞赏熊廷弼，特赐尚方宝剑以重其权，凡是熊廷弼所请皆一一准奏。熊廷弼来到辽东后，修守具，斩退将，揽人心，夜雪巡抚顺，祭祀阵亡将士，辽东士民无不感动，受此激励，危局复振。
剧照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用。万历崩，熊廷弼失去了靠山，一时间弹劾奏疏满天飞，而熊廷弼的性格比较刚强，遇佛杀佛，既然你骂我说我坏话，那我就顶回去，来一个，怼一个。不受委屈的人通常性子直，熊廷弼如此，结果招致人怨，得罪了一大批文官。
果然文官是不能得罪的，很快熊廷弼被廷议罢免，袁应泰接班。
然而袁应泰能力不足，不到半年时间就丢失了重镇辽沈，熊廷弼苦心经营的辽东被他彻底玩完。朝廷无奈，重新启用熊廷弼，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天启元年的形势已经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因此熊廷弼一改之前的强硬作风，开始主张弃守。而且新到任的巡抚王化贞与熊廷弼政见不合，王化贞乃叶向高弟子，东林党成员，背景深厚，而熊廷弼则不一样，支持者寥寥。
不久，后金渡河来攻，孙得功据城作乱，广宁失险，十四万兵马转瞬化为乌有，王化贞与熊廷弼皆被下狱。此前朝廷信任王化贞，凡所奏言，无不答应，而熊廷弼则冷眼旁观，嬉笑怒骂，怼内阁首辅叶向高，怼兵部尚书张鸣鹤，怼言官。总之，熊廷弼不服气，不为人下，谁替王化贞说话，我就怼谁。如今广宁失守，辽东彻底糜烂，朝廷以经抚不和，丧师失地之罪下熊廷弼大狱。
本来熊廷弼可以不死的，因为朝廷对他的处罚是“革职回籍听勘”，并无治罪之意。当时朝臣都认为广宁之失乃王化贞之责，熊廷弼罪轻。然而面对东林干将邹元标等人的鞫审，熊廷弼终被定罪，其罪状如下：
“若廷弼才识气魄，睥眤一世……迨其初出春明门，即徼有三方控扼之旨，识者已知其无意广宁矣……使广宁告急之日，廷弼肯卷甲疾趋，提一剑以戡祸乱，或坚垒固守右屯，收余烬以图恢复，转败为功，死且不朽。计不出此，先奔山海，即有盖世之气，亦不足以赎丧师失地之罪矣。廷弼试扪心一思：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时南京十三道御史王允成等，亦合疏言经抚同罪，国法不可不正，报已有旨。”
东林
这是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人会审之后的定罪之疏，文笔犀利，义正辞严。实际上会审起主要作用的是邹元标，此人也是一个“怼王”，曾经大骂张居正，讥讽万历皇帝，可谓铁骨铮铮的一枚“风霜之吏”。他为什么非要置熊廷弼于死地呢？答案就在熊廷弼二次督辽的《三方布置策》里：
“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建议，以为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熊廷弼是一个奇才，奇在哪里？
有高屋建瓴的格局，有随机应变的机智，有雷厉风行的手段，不墨守成规，也不刻舟求剑。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熊廷弼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懂得辩证法。他不一味强攻，形势变了，辽沈失陷，广宁还能守住吗？屯田不是资敌吗？别忘了，当初他当初可是坚定的强硬派，力行屯田，如今却要退守关城，变成了一个“投降派”，这让人怎么理解？
其实，熊廷弼最懂辽东，最懂后金，他的灵活务实作风当时无人理解，即使今天也有人不解。他的“三方布置策”真正的目的是退守山海关，以退为进，三方协同，再图大举。他的退其实就是弃守关外，这让东林党人抓住了把柄，弃就是最，罪大恶极，恢复都来不及，你居然弃守封疆，这不是“卖国贼”吗？于是，东林的“首席智囊”——孙承宗，他坐不住了，上书天启，治其罪：
“诸臣当概发远戍，无令久系长安（北京），以恣口舌。盖诸臣在长安，众多欲贷其死而未敢言。故凡边政之不便于诸臣者，便生议论。唯远去长安，则可以清长安之议论，即可以清边方之议论。且以沛皇上如天之仁，而朝廷之法自在。”
孙承宗幕僚茅元仪亦说道：
“熊廷弼之入狱也，自公发之。廷弼尝号泣曰，我被老孙所算……只以今日可守，则昔日之弃，其罪愈张，狱不可脱。”
在孙承宗看来投降是可耻的，放弃关外是可耻的，他一直主张以守为攻，是名副其实的“修城狂魔”，今日修一城，明日修一城，说不定即修到赫图阿拉了。所以，孙承宗坚决反对弃城弃地，以他为代表的很多辽东将领都是他的支持者，熊廷弼的布置策与其观点南辕北辙，不治其罪何以安人心？
凭借孙承宗和天启的特殊关系，孙的一道奏章彻底宣判了熊廷弼的死刑，墙倒众人推，熊廷弼得罪过的人联合起来堵住了他生还的可能。其实，当时也有不少人为熊廷弼脱罪奔走呼告，甚至推荐他再次经略辽东，只是孙承宗不能答应。
纪念公园
熊廷弼的死既与其性格有关，但更关键的是路线之争（出发点都是为公为国）。熊廷弼韬光养晦的战略别人理解不了，甚至被人误解为弃城弃地，以至于被安上了“投降派”的标签，其主张路线亦被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