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4年的“文永之役”和1281年的“弘安之役”，這兩次元朝發動的東征日本的戰爭，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關於戰爭失敗的原因，以往有不少的史學家認為突發的颱風是主要因素。除了七百多年來日本人鼓吹的“神風”幫助其戰勝外敵入侵此類令人難以完全信服的說法，其實是有更多的深刻原因的。《孫臏兵法》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我認為元朝東征日本失敗的原因可以從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的不利因素來進行分析。
“天時”因素的制約
島國日本地處海洋之中，屬溫帶海洋性季風氣候。由於受到大陸和海洋氣候的雙重影響，氣候變化較劇烈，颱風頻繁，雨水豐沛。根據日本的颱風觀測記錄，每年的七至九月是西日本的颱風多發季節，而東征軍顯然是對日本海域的氣候缺乏足夠的瞭解以及清醒的認識，兩次東征日本，第一次東征“文永之役”選擇十一月渡海作戰，第二次東征“弘安之役”選擇七八月間渡海作戰。東征軍在日本登陸之後始終未建立起穩定的作戰基地，艦隊只好選擇在西日本沿海海域停駐，於是埋下遭遇颱風的後患。在當時的科技水平和造船技術，颱風對船隻安全是非常巨大的威脅，必須事先停泊在港口躲避風浪。元軍事先毫無準備，也不瞭解日本沿海的地形，所以“弘安之役”中，導致了“縛艦為城”的東征艦隊“震撼激撞，舟船且盡，軍士號哭溺死海中如麻”這樣的慘況。不識“天時”，元朝選擇在錯誤的時間，在未搞清楚日本海域氣象條件的情況下貿然跨海作戰，終因大自然的不可抗力，損兵折將，遭受了極為慘重的損失。
有一種觀點認為，元朝第二次東征日本，東征軍艦隊在遭遇颱風之時之所以損失如此之大，還因為艦隊中江南軍的船隻“不僅有新造船、海上勢力船舶，可能大部分是范文虎管轄下的舊南宋水軍戰船”，而其中的小型戰船、登陸艦大多是用於內河的戰船。這樣的戰船吃水較淺，抗風浪能力弱，並不適用於遠洋航行。所以即便東征軍艦隊沒有碰上威力巨大的颱風，只是碰上海上的較大風浪恐怕也會遭受很大損失。
“地利”因素的制約
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除了“天時”不利，不佔“地利”也是東征失敗的重要因素。孫子兵法有云：“夫地形者，兵之助。料敵制勝，制險隘之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由此可見，地形等“地利”因素很大程度上也會影響戰爭的勝負。
眾所周知，蒙古人是“馬背上的民族”，之所以能夠橫掃歐亞大陸，靠的是當時天下無敵的騎兵戰術，這一戰術最適合陸地尤其是平原地形作戰，蒙古人在大陸上的西征、滅夏、滅金等一些列所向披靡的戰爭，無一不印證著這一觀點。然而，在陸地上作戰和在海洋上作戰完全是另一回事，海戰完全不是蒙古鐵騎的強項，“在那些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下，騎兵和習慣於寒帶草原生活的蒙古將士，首先就會被環境所屈服”。連雄才大略的忽必烈都錯誤地認為：“日本則朝發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則豈不可行乎？”將兇險莫測，困難重重的跨海登島作戰想象地竟是如此輕鬆簡單，完全暴露了蒙古人不習海戰的一大弱點。日本孤懸於海上，以茫茫東海作為天然屏障，這也大大限制了蒙古鐵騎東征日本的兵力投送和後勤補給。
元朝東征軍對日本的地形缺乏瞭解而且疏於偵查，也使作戰處於非常被動的局面。以“弘安之役”為例，當東征軍選擇在博多灣登陸時，事先並沒有考察清楚日本的守軍已經在灘頭陣地修築了石壩，即日本人所謂的“元寇防壘”，日本人憑此防禦工事而守，而東征軍由於跨海作戰又沒有攜帶諸如“回回炮”等重型攻堅器械，無法搶灘登陸。蒙古人所擅長的迂迴作戰、以戰養戰等等戰術在陌生的島國地形受到種種限制，幾乎無從施展。即使在今天，跨海登島作戰都是一個困難的課題，而在700多年前，以蒙元當時的海軍實力、造船水平、後勤補給等能力，遠渡重洋去進攻日本這樣的島國，實在是一個以己之短攻敵之長的不智之舉。元朝禮部尚書劉宣對忽必烈上言：“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動眾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眾猥多，彼兵四萬，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此可謂真知灼見。
“人和”因素的制約
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影響戰爭勝負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因素。
（一）等級制度民族壓迫，將領不合指揮不利
蒙元政權為了維護蒙古族作為統治民族的最高地位，對當時統治下的全國各民族大致劃分為以蒙古族為最高的四個等級。而且“他們的軍隊，亦分為各等級。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正相當於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級。兵籍守秘密，漢人莫知之。”以民族劃分人民等級的政策使得元朝的統治下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同樣，在軍隊中依民族而劃分等級也難以避免地嚴重削弱其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東征軍中的蒙古軍，由於處於最高等級，裝備精、待遇好、地位高，優越感非常強烈，於是造成了對低等級軍隊的傲慢與輕視，對由南宋新附軍——“南人”構成的江南軍尤其如此。忽必烈即曾說：“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東征日本臨行前，忽必烈甚至特意叮囑東征軍將領：“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合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東征將領的內部不合為忽必烈所察覺而擔心，可以推斷，東征軍不同等級將領之間的矛盾較普遍的存在，東征軍內部並不團結。
果然，忽必烈戰前的擔憂成為現實，“弘安之役”中，東征軍的部隊間指揮協調出現了重大問題。東征軍各路大軍原本約定在日本一岐島會師，然而由范文虎率領的江南軍卻沒有按期到達，最終導致貽誤戰機。雖然有主帥阿拉罕病逝的客觀因素影響，但更是由於江南軍主要是由原南宋降卒構成，本就是經歷過國破家亡的敵對軍人，“新附”的軍隊，忠誠度得不到多少保障，即使真心歸順，恐怕也很難得到蒙元統治者的完全信任，再加上受到高等級蒙古軍的歧視與掣肘，士氣與戰鬥力更是大打折扣。
（二）宗親叛亂人民起義，四面樹敵兵力不足
中統五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戰勝阿里不哥，在爭奪汗位繼承權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當年改元為至元元年。蒙古宗王乃顏、窩闊臺汗海都、察合臺汗篤哇等蒙古王公不願接受忽必烈的統治。乃顏“看見自己雄兵在握，便包藏禍心，於1286年制訂了篡奪皇位的計劃。為此，他暗地裡派人去勾結另一位擁兵自重的宗王海都。”海都“援立篤哇為察合臺汗。兩人相互勾結，朋比為奸人，公然置元庭命令於不顧，騷擾天山南北諸地。”叛亂諸王公趁忽必烈對外用兵的時機，互相呼應，興兵作亂，試圖推翻忽必烈依漢法建立的元朝政權。面對威脅自己統治的叛亂，忽必烈“在滅亡南宋之後，便幾乎傾全力以資應付在阿爾泰山以及天山一線屯駐大軍，派親王、忠臣鎮守，元朝的絕大部分兵力都被牽制在這一條漫長而人煙稀少的防線上，其負擔之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國內人民的抗元鬥爭，同樣嚴重威脅著元朝的統治，持續不斷的內憂間接支援了遭受元朝侵略的包括日本在內的海外諸國。忽必烈在位期間，國內人民尤其是江南人民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規模壯大。連綿不斷，此起彼伏的人民起義鬥爭沉重打擊了元朝的統治秩序，令其疲於應付。
蒙元是一個“馬上得天下”的軍事帝國，縱觀整個蒙元歷史，戰爭不息，一條軍事征伐的主線貫穿始終。忽必烈在位期間，尤為如此，東征西討，四面出擊，幾乎是無歲不徵。正如錢穆先生所言：“元代入主中原，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世祖的三十餘年幾於無歲不用兵，南定南宋，又規海外。”過分的窮兵黷武，使得蒙元四面出擊，到處樹敵。戰線拉得過長，戰場鋪得太大，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日本戰場的作戰能力。在東征日本的同時，忽必烈於至元十一年（1274年）命令丞相伯顏大舉伐宋，之後又陸續發動了征伐占城、安南、爪哇等國的戰爭，過長的戰線使得蒙元本已有限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對其東征日本起了很大的牽制作用，難以投入足夠的兵力。“文永之役”中，蒙元在南宋尚未滅亡的時候分兵渡海，勞師遠征，僅憑東征軍三萬多人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想征服同樣剽悍善戰的日本，兵力遠遠不足。“弘安之役”中，東征軍人數雖然拼湊出了十多萬人，但其中的江南軍卻是由南宋降將范文虎統帥的十萬南宋降卒。過多的戰場對蒙元東征日本兵力的牽制，戰鬥力的削弱是顯而易見的。
（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義戰爭不得民心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元朝發動的東征日本的戰爭，毫無疑問帶有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一場不義的戰爭，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元朝國內顯然都是不得民心的，我認為這也是戰爭失敗的關鍵原因。不少元朝關心民眾疾苦的官員都對忽必烈一意孤行的東征日本之舉持反對意見。
遭受“蒙古襲來”這一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侵略戰爭，在保家衛國的感召下，日本人民士氣更加高昂，空前團結。“文永之役”中，面對登島的強大東征軍，日本幾乎動員了所有可以動員的國內力量，進行堅決的抵抗。高麗人民和江南人民作為蒙元的僕從，被強制綁上東征日本的戰車，被迫提供港口、錢糧、兵員、戰船，對參加這場不義戰爭的態度深惡痛絕，進行消極抵制。日本學者井上清曾經提出，“強制的高麗人和漢人建造的船隻很不堅固，陸戰方面無敵的蒙古軍在海戰方面不得不依靠對元朝懷有著怨恨的宋朝降將的指揮。”這些消極因素都為之後東征軍遭遇颱風襲擊，艦船損毀嚴重，范文虎等元軍將領撇下墜海士卒，自撿好船逃命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元朝結束了長達四十多年的滅亡南宋的戰爭，剛剛實現了中國大統一，戰爭創傷尚未癒合。久亂思治，廣大人民非常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以發展生產，恢復被戰亂破壞多年的經濟。而忽必烈為了實現統治者個人野心，逆時代潮流而動，繼續四處用兵擴張，發動侵略日本等國的非正義戰爭，對內橫徵暴斂，壓迫人民，使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御史中丞崔彧鑑於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尖銳的階級矛盾，上書勸諫忽必烈罷徵日本：“江南盜賊，相挺而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生變。日本之役，姑宜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可惜這樣的正確勸諫並不為當時執意攻取日本的忽必烈所採納。反動的侵略之舉不僅得不到人民支持，反而會受到敵視和抵制。失去本國後方的有力支持，失敗在所難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