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对曾国藩家族而言，很是一派兴旺气象。
曾国藩身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省苏、皖、赣和浙江四省军务，朝廷把东南大局都委托给他了。是年正月初一，内阁奉上谕：“曾国藩着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他有了“中堂”的名分了。他的两位弟弟，也是战场顺遂，凯歌频奏。九弟曾国荃领吉字营于上一年即咸丰十一年克复安徽省会安庆，打通了武昌至金陵之间最关键的节点。随后挥师东下，直薄金陵城下，开始围攻天京。满弟曾贞干率领恒字营配合曾国荃，会合水师收复了芜湖。朝廷对能征善战的曾氏兄弟不吝以官位笼络。四月三十日，奉到上谕：“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着交部从优议叙。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曾贞干，着赏给迅勇巴图鲁名号，以示鼓励。”六年前即咸丰六年底，曾国荃募兵入江西时，尚是一个贡生。
曾氏家族的烈火烹油之盛，自然会引起朝廷和官场的猜忌。清廷需要曾氏兄弟为它打仗，表面上恩宠有加，但另一手却是加紧提防。按照皇权的逻辑这也很正常，曾家大哥是东南最高军政长官，手下猛将如云，有地盘，有财税权。他的一个弟弟曾国荃的吉字营本就是朝廷倚仗的劲旅，现在又添了另一个弟弟曾贞干独领一军。还未到不惑之年的曾国荃性格豪迈强悍，又劳苦功高，难免说话办事得罪人，不但满蒙亲贵，即使是曾国藩幕府中人物，以及湘军里其他重要将领，对其也颇多非议。特别在军饷供应方面，诸将总认为曾国藩对自己两位弟弟偏心——这也是难免的。其中水师统领彭玉麟亦是性格直率刚烈，和曾国荃简直是针尖对麦芒，而要规复南京，没有水师的配合是万万不行的。
九帅曾国荃之霸蛮横强，大家都知道，不敢公开指责他，便拿性格柔和宽厚的曾贞干做靶子。曾贞干在没有禀告上司之前，擅自扩招了三千名兵卒。添兵就得要上峰增加饷银，而当时湘军的粮饷大部分由大后方鄂、湘两省筹集。是时能够协调复杂关系、对曾氏兄弟推心置腹的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已病逝，接任的李续宜领兵在外打仗，政务亦非其所长。湖北官场完全由湖广总督官文说了算，他是朝廷派来坐镇两湖，监视湘军的。于是，从湖北官场传出了许多对曾贞干的指责与批评。
这引起了曾国藩的警惕，他一直担忧“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总能在个人声望和家族势力高光时刻看到危机。因此在五月十五日他给国荃、贞干两位弟弟写了一封长信予以提醒和规劝，重点是针对九弟国荃的。
他先批评曾国荃傲慢，不善于和其他将领特别是彭玉麟搞好关系：
“雪琴（彭玉麟的字）与沅弟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处，亦有未当处，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
在这里大哥批评弟弟只看到彭玉麟的缺陷，说话声色俱厉，容易伤人，其实你本人也是这样的呀。很难看清楚自己的缺陷，大概是普遍的人性弱点吧。接着曾国藩语重心长地讲了一大段话，来告诫两位弟弟在家族鼎盛时更得如履薄冰：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沅所统近二万人，季所统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半年以来，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于人以概之。霍氏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自概之。.........”
“概”是用来刮平斗斛盛粮食时冒出部分的尺子。曾国藩举霍光家族和诸葛恪为例，希望两位弟弟保持谦抑，不要等到别人来想办法朘削曾家。在信中曾国藩还特别提到曾国荃在钱财上不注意，被众人非议。那时候曾国荃“老饕”的诨号大概已被叫响了。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菲薄，其根实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从吉安开始，到安庆，曾国荃每攻下一座大的城池，都要回一趟湘乡老家，然后在家买田、建豪宅，大方地送钱给亲戚和族人。这是典型的发战争财，在当时虽是军旅高官的常态，做得太过分，还是不免于物议。以清廉自律的曾国藩对老弟这种做法，早就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再说了，曾家兄弟在外面如此发达了，老家的亲朋好友虽不想沾光？曾国藩不送钱给他们，曾国荃等于自己背着骂名，替大哥尽这种义务。在中国，做大官不仅是为自己，也为光宗耀祖，为照顾亲戚而做的。如果亲族沾光不到，那骂得会更难听。
曾国荃收到曾国藩这封信，对大哥的这番教导大不以为然，在六月回了一封长信，一一辩驳，而且有些话说得很不好听。
老九也是文章高手，他先不说为自己，而是拿众人攻击满弟曾贞干说事，替最小的弟弟出头。“季乃昆弟中性情最忠厚者，其所遇也最苦。吾辈当体谅其心迹，使之得以展布其才，舒畅其气，方为克尽友于之道。世人以恶憎弟之强悍，乃迁言及于予季，弟亦何忍不陈于至亲长者之前乎？”
这段话曾国荃直说一些人奈何不了我，只得迁怒于曾贞干，拿最老实的满弟出气。我必须把这事说明白。接下来，曾国荃几乎是指责大哥不理解他和满弟的委屈，话中带刺：
“弟等并不各逞意见，亦不较雌雄，但觉天之生人，才智均不甚相悬殊，惟运气有高下之判，而成败荣枯、穷通毁誉即因而付之外间。如是推而放诸四海皆如是，即约而准于一家，亦未尝不如是。”
曾国荃认为世上的人，聪明才智相差不悬殊，只是有运气的差别，运气决定着人的成败和别人评价。意即世人势利，运气好的人，大家喜欢捧着他，运气坏的人，大伙儿踩他。不仅仅人世间如此，缩小到一个家，也是这样呀。此段话隐含着对大哥的不服气，曾国藩二十八岁中进士，进翰林，三十八岁做到侍郎，运气太好了，世人尊重，父母为之骄傲。但心底里曾国荃以为大哥的才智未必就比几位弟弟强多少。
接着曾国荃拿战死在三河的六哥曾国华做例子，替曾国华抱不平，实则抒发自己的怨气：
“试忆愍烈公（曾国华的谥号）存日，岂非雄才大雅之俦乎？在省、在都、在乡、在鄂、在江之时，究无不可堪之举动，然而世之排挤者何尝须臾遗余力哉？只以未隽一科、未博一官，无由见其设施，不幸赍志而没。今试数其排挤之人，亦尚有具在者；试考究当时之言论，果尽出于公道乎？否乎？以我旁观之所闻，则难免为之不平耳。又尝推求其所以被人挟制之故，初则自用之意气太重，继而将世俗之荣华看得珍重。其未得也，不免有求而欲得之意；其既得也，又不免计较身阶。不骤之心，所以孜孜皇皇，委曲徇人，人且得而侮之。夫事至求人，其气便馁，便予人以排挤轻视之路，知命之君子之弗为也。
“若弟与季弟，他无所长，视为官与秀才相去不远，颇能安命，颇能知足。季弟不过阅历尚少，所谓险阻艰难、人之情伪，犹能尽尝而未尽知也。然大致所处不谬，实亦难得之才。若弟固有弟之所谓自成一说者，还我分际，则默尔而不能言。彼无知之辈，失我分际，我亦默尔而不言。至于自命不凡者，不权衡我之分际，而妄以相加，我亦何能间执谗慝之口？然人亦无由禁我不平之鸣也。
“渡江两月以来，所接兄信诰诫之词甚多，而体谅之情究少。曾母疑其子杀人于市，三告之后，信以为真，本亦人情，况訾论弟者，皆今日之理学名臣乎？在兄约束弟辈，不欲贻他人指摘之口实，隳坠家声，是不得不明责婉劝。而在弟见兄惯听浸润之言，凡摘我短者，兄与之交结如故，且有时而加浓，或为之笃信于目前，或为之扬名于身后，人与我以难堪则略之，我与人偶有不顺则述其称屈。弟以为大儒而又出自门内，此论一定，所关终非细故。是不可以不辩。自知量褊识浅，莫此为甚，皆由学问未深、意气未化之所致也。冒昧之罪，夫何可辞！”
这番话第一段说死去的六哥在老家、在省会、跟着大哥在京城、在湖北和江西，处处受到人家排挤。这当然和曾国华为人孤傲、说话刻薄关系甚大。但曾国荃怼自己的大哥时，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是因为国华六哥不走运，科场上没有功名，而又没有当一官半职，便受人排挤、挟制之气。后来有机会出来募兵了，又患得患失，委曲求全，仍然让人轻视。
第二段讲自己和曾贞干不会像六哥那样受人鸟气，把做官看作和以前一届秀才差不多，安命知足，不在乎别人的好恶。别人尊重自己，对待自己有分寸，我默而不语；而无知的人，对待自己失去分寸，我也不说话，不当回事。而有些自命不凡的人，故意对自己妄加指责，我虽然不能控制他们散布谗言的嘴，但别人总不能禁止我为自己辩解，说出不平之声吧？
第三段指责大哥偏听偏信。举曾母多次听到自己儿子杀人的谣言，也信以为真的典故，更何况给大哥进谗言的多是所谓的理学名臣。大哥每次来信都是训斥自己，很少体谅自己。那些指摘我短处的人，大哥仍然和他们好得很，有时候比以前更亲密了。大哥相信他们说的话，还在背后夸奖他们。
曾国荃认为这是大哥胳膊肘往外拐，此时，壮年气盛的他，焉能体察大哥一片苦心呀。这封回信应该对曾国藩心灵的冲击颇大，特别是他这样讲究孝悌之义的儒臣。伤心归伤心，当大哥的不能和倔强的胞弟一样，曾国藩在六月二十日给曾国荃再回信一封，解释其苦衷诚心。
“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而不宣？
“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人，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向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这些话翻来覆去就是一个意思，大哥为了弟弟好，为了家族长久的利益，请桀骜不驯的老九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功劳越大，越要小心。
一个人的性格、脾气要改变太难了，在后来围攻天京的艰苦日子里，曾国荃仍然和其他将领特别是彭玉麟闹得不可开交，彭甚至明白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严肃军纪。——这也真是直筒子性格，和一百年后另一位湘潭籍的彭大将军一样的直率。当大哥的再怎么训斥弟弟，心里总是向着弟弟的。曾国藩一直在人际关系上为曾国荃擦屁股，当然曾国荃也争气，能治军，能打仗，没有让他大哥失望。同治五年他在湖北巡抚任上，参劾湖广总督官文，惹出了大风波，得罪了满洲权贵集团包括很照顾湘军的恭亲王。这个跟头他栽得很惨，归隐乡里数年才得以复出。自此后，曾国荃似乎变了一个人，虽然坚韧爽利的办事风格还在，但对官场一套玩得很娴熟了，圆融通达胜过已经去世的大哥。刘体仁在《异辞录》中如此评价晚年的曾国荃善于应变，“同时将帅，善处功名者，毋若此翁者。”
杰出的人物，总能不断学习，不断纠错，到老亦不停止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