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印度人，去过中国和日本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日本人的地铁上很多人静静地捧着书读，而中国的地铁上则到处是看手机的人。
忧心的国人会问：我们的读物，是否正在被电子屏幕所替代？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的，可能不是好书，而是读书的欲望。
香港著名作家董桥曾说过：“文字是肉做的。”除了说文字是有生命之意，我觉得对于贪恋文字的读书人来说，美好的读物不啻于一盘“美食”。
遇见“美食”，才有欲“食”之。
在杨绛先生眼里，厚厚的书籍是丈夫钱锺书的“情妇”，也是自己的“情敌”。
于是，在呵护钱先生的同时，杨绛自己也在不断地完善自我。
杨绛先生说：“我是个爱书的人，看得到钱先生，也就看得到书中的字里暗香，才会怦然心动”。
对大师级的恩爱伉俪来说，书籍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对书的遇见，讲究缘分，杨绛在《序》中说：“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甚至‘随遇而读’。”
随遇而读的，还有“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下放时，有次路过当地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忍不住进去看了看，居然在那里看到清代钱大昕所著的、涉及经史、地理、典籍等诸多领域的《十驾斋养新录》和清代俞正燮汇集经史、医理、方言等成果汇编的《癸巳类稿》，以及两册《容斋随笔》，惊喜不已，连忙买下。
付款后，店员对他说：“这些书都落了很厚的一层灰了，也不知道是谁进的货，如果不是您来了，可能永远也卖不出去。”
汪曾祺读书面的广而杂可见一斑，他说，“我主张抓到什么就读什么，读得下去就一口气读一阵，读不下去就抛在一边”。
于是，不管是方志、游记、读书论、画论，还是节令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甚至《梦溪笔谈》、《宋提刑洗冤录》，都成了汪曾祺的读物，近乎“饥不择读”。
读书广的文人，还有著名作家周作人。
论学问，汪曾祺可能不及周作人。周作人不但涉猎极广，还对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民俗研究等有深入研究，甚至有开拓之功，简直是被埋没了的“通才”。
对此，作家张中行曾说：“在我熟识的一些前辈里，读书的数量之多，内容之杂，他（指周作人）恐怕要排在第一位，多到什么程度，详说确说，他以外的人做不到。”
而今，书多了，现代人开始有“选择困难症”。
不过，这大抵是一个借口，因为若想读书，必须眼中和手中有书，方能品出书的好坏，以期进入最佳的阅读状态。
看到一本书，怎样才有阅读的欲望？
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畅销书《书欲》一书的作者南希·佩尔，在其畅销书《书欲》中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看五十页才决定看不看下去；过了五十岁用一百岁减掉年龄，是决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五十六岁的人读四十四页，六十三岁的人读三十七页，到了一百岁，瞄一瞄书的封面就知道值不值得看；而嗜书上瘾者，跟贪杯的人一样，比百齡老人还阔气，连封面都懒得看，干脆要哪一位作家写哪一种书。
哈哈，热爱读书的人，就是这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