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3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長江入海口，高高聳立的打樁機發出隆隆轟鳴聲，寶鋼這個新中國第一個現代化大型鋼鐵聯合企業破土動工。
寶鋼打下了改革開放“第一樁”。然而，改革開放之路並不平坦。1981年春圍繞寶鋼一期工程是否“下馬”、1982年秋圍繞寶鋼二期工程是否“上馬”，各方爭議不斷，寶鋼甚至一度陷入停建、緩建的困境。
爭議驟起 寶鋼工程生波折
寶鋼工程是改革開放後上馬的第一個重大工程項目，成套設備和技術從日本引進，對標對象為國際一流鋼鐵企業新日鐵。“改革開放之初，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都迫切需要打開國門，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大規模引進外資，上海寶鋼工程的建設和發展，成為這一過程的生動縮影。”第九屆上海市政協委員、寶鋼集團公司金屬學會原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馬鄂雲說。她是寶鋼首批建設者之一。
1978年，投資過熱現象引起各方警覺。1979年4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決定用三年的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時。寶鋼的投資規模十分龐大，寶鋼工程預計總投資200億元，按當時人口計算，人均為20元，居當時大型引進項目之首，自然首當其衝。
1980年，全國人大代表對寶鋼建設進行了質詢；同年12月，中央財政領導小組決定對寶鋼建設進行論證，一時間討論紛紛。主張“上馬”者認為，寶鋼建成後會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且已和國外簽訂了一系列合同，引進設備正源源抵達，現在“下馬”勢必影響國家聲譽；“下馬”者則認為，寶鋼投資過大，超過了國力的許可程度，而且要六七年後方能建成投產，時間太長。
“上馬”與“下馬”，雙方爭執不下，難以定奪。市政協常委、時任寶鋼指揮部基建處副總工程師朱世琳是寶鋼的第一批籌建者，當聽到有人提出“下馬”的主張時，他心情格外沉重。“當時我當然不主張下馬，這並非出於個人感情，而是基於這樣的思考：國家應早日結束每年進口數百萬噸鋼的局面。”他用政協委員提案的形式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釋疑解惑 委員力挺再上馬
市政協一直關注寶鋼的建設和發展。
受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委託，1979年3月8日、15日、22日，市政協國際問題研究委員會先後三次舉行利用外資為寶鋼建設提供服務的專題討論會，為寶鋼打開外資利用渠道建言獻策、提供支撐。
時間剛踏進1981年，“寶鋼下馬”論調漸起。1981年1月中下旬，國家計委在寶鋼召開會議，要求貫徹調整方針，論證如何搞好調整、減少損失。會上，著名力學專家、時任寶鋼首席顧問、後為第六屆市政協主席的李國豪（1913—2005）坦誠建言：“寶鋼一期工程不能下，二期工程也不能下，這是寶鋼的兩條腿。原來設計兩條腿，是一套。現在是要想法把一套搞好，不能只搞半套。一條腿不能走路，技術、經濟上不合理，是錯誤的。” 李國豪的話擲地有聲，會議達成共識：對寶鋼工程採用“緩中求活”的方案。
這年的春天來得遲。就在寶鋼基建暫停、一期工程遭遇“下馬”危機的關鍵時刻，市政協組織經濟界、金融界委員對寶鋼工程開展委員視察。通過具體分析，委員們得出寶鋼建設只能“上”不能“下”的結論。
第一，寶鋼期工程已經投入103億元，如果再投入15億元就可以救活103億元。繼續“上馬”是合算的、合理的。如果“下馬”、停建，70多萬噸設備、材料運到現場必須修建大量的倉庫、堆場，用大量的人工和機械，5年內需要花費10億元，這就帶來很大的浪費；第二，國家急需特種鋼材，現在依靠進口。因此，認為一期工程要“上”，二期工程也應該“上”，因為一期工程只能生產盈利極少的中間產品，二期上去後生產成品利潤高，每年可有20億元的利潤，有十三年到十五年就可把投資全部收回；第三，如果“下馬”還要賠款。已經和外方簽訂了合同，違約要賠款。算了一筆經濟賬，認為繼續建設所花的錢少，將產生的經濟效益卻很大，非常合算。政協委員還提了一些其他建議，如怎麼自力更生，有的設備儘量依靠國產化，節約資金等。
委員們的意見建議，對幫助社會各界提高認識、推動國家正確決策，起了一定的參考作用。
1982年9月，寶鋼一期工程終於完成。對於是否再上第二期工程，各方意見出現分歧，一時難有定論。此時，市政協再次組織委員視察寶鋼，提出委員建言。委員們認為，二期工程還是應該上。寶鋼綜合效益會更好，而且產品用途很多，可提供工業急需的鋼材。委員的建議受到當時冶金部的重視，1983年，寶鋼二期工程成套設備列入國家“七五”“八五”期間的研製任務。
1984年，寶鋼二期工程順利“上馬”，一個現代化、國際化大型鋼鐵企業從此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