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嫉妒心是无可否认的，至于男女双方，究竟那方嫉妒心较强呢?这点未经准确的统计，谁也不故轻率地断定。
中国人向来把所有的人事都归诸于是上天的启示，在婚姻方面也一样，而以《通典》所说的“开始时有一个男人(帝喾)和四个女人(后妃)”为出发点。
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一个日本人问中国人，中国过去为什么不实行一夫一妻制。
结果，中国人反向日本人说：‘中国所认可的婚姻制是成套的，就象一套茶具一样，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茶具，是只有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的组合呢?
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对于婚姻的看法，就是这种成套的思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看不到歌颂男女恋情的情诗或小说，注重现实生活的中国人，认为让一个女人同时担负着妻子，情人，母亲、育儿、女佣这许多角色的工作，是不合理的。基于一个人担任一种职务的立场，而想出一套体系的婚姻制度，在古代，家中女人的人数愈多，就表示家业愈大。
同时，这种制度也是权力与功利的象征，它实行的范围上自皇帝，下至士大夫或中产阶级。所谓士大夫阶级包括在朝在野的知识分子，他们即使无所事事，也能拥有妻妾，而被称为匹夫匹妇的庶民，他们就只好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
如果说嫉妒是独占对方的意思，根据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女人嫉妒的心理似乎较男人为之强烈。
他曾说过如下这段值得我们深切体味的话：随着蓄妾制度的产生，女人的嫉妒心理也为之增强，在蓄妾合理的社会中，嫉妒是女人用以自卫的利器，她们利用这种本能的力量，防止丈夫蓄妾。
明朝学者有许多批评女人善妒的著述，谢肇制的随笔《五杂俎》就是其中之一。
书中曾提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凡妇女性不佳者有妒、吝、拗、懒、拙、愚，酷、易怒、多疑、轻言、崇拜邪教、溺爱，其中以妒最甚，故妇人不妒、足以掩自拙。但是他又称赞美人说：有人说妇人的才智不足论，应以色为主，这真是千古名言。
在一次聚会中，一位拥护女权者，以逆说法为妻子的强烈嫉妒心辨护，他说：娶了位会约束自己的妻子，能因此培养出耐性，也才不致于放纵情欲。所以有人说；到了老年，才知道妻子妒心强的功劳。结果，在座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反驳。
谢肇制又说，妇人的地位愈尊贵，嫉妒心电愈强；而嫉妒心愈强的女人愈长寿，如果娶了这种妻，也只有认命地和她厮守终生了。
古时，有位名将因为妻子的善妒而懊恼不已，于是雇了刺客前去行刺，但只伤到妻子的手指，以后又连续行刺了几次，终于失败，最后只好和地终生相守了。
对于善妒的女人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呢？
宋明帝处分臣下善妒的妻子之方法，是杖罚二十，并赐臣下美妾，这对情形轻微者而言，不失是一种妥切的处置。但是明太祖的处分法却极为严峻，他杀了名将常遇春善妒的妻子，还把肉腌泡盐中，赐予群臣。
既然男人对善妒的女人如此的束手无策，则在后宫三千嫔妃争奇斗艳的情形，就微妙得令人难以想象了。
如果真如林语堂所说的，嫉妒心是古代女性对抗以男人为本位的婚姻制度的利器，那么，势必引起男人起来对抗，儒教所谓的妇道就是他们藉以钳制女人思想的方法之一。
儒教以妇德约束妇女，所谓妇德是指妇女应具贞洁、服从、诚实等良好德行。他们极端地划分男女之别，归宁的女儿，不准和自己的兄弟同坐或同桌吃饭。
奇怪的是，女人居然也会助长这种不公平的约束压制妇女。
继哥哥班固写完汉书的班昭，竟还写了《女戒》，用以赞美妇女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就是未出家前服从父坶，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去世后服从长男，班昭做此文的目的，究竟在背叛妇女或是拥护妇女呢?
儒教国教化始于汉朝，在此之前，妇女的贞节并未被重视，那种人尽可夫的观念，也实在是荒谬至极。
用妇道压抑女人的嫉妒心，始于东汉。东汉顺帝有宠妃四人，有一名大臣上奏提出选后的标准，应以家世为首，其次德行，其次年龄、容貌。
结果，梁商之女因为具有“后妃不能心存嫉妒，才能福泽子孙”的见解，而被选为皇后。但是，却因此引起梁氏外戚的专权，导致东汉崩溃的主因。因为妇德而造成外戚跋扈专横的局面，这实在是始料未及的事。到了唐朝，女人就再也不理会这种无理的约束，武则天称帝，统御环宇，这对一心想压抑妇女的男人，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打击啊。这件事我们后文再详加讨论。
后宫就象一座到处充满刺的蔷撷花园，除了争奇斗艳的嫔妃之外，就只有管理琐碎事务的宦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