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政治家范仲淹：不愧為一代儒官
作為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比包拯年長十歲，同樣是古代為官者的楷模，他為世人留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句。范仲淹一生清正廉潔，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歷任地方和軍政要職，也曾在朝中擔任右司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職，從政三十餘年，始終以匡世濟國為己任，踐行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精神，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王安石讚譽其為“名節無疵”，司馬光稱讚其為“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在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范仲淹集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教育家於一身，文武兼備，出將入相，傳教和辦事二者兼備，道德文章和大忠偉節一再為後人所稱頌，足見其人格魅力所在，不愧為一代儒官。
自27歲考中進士後，范仲淹開始了漫長的入仕生涯。范仲淹曾到廣德、泰州、楚州、蘇州、杭州等多地為官，每到一處，他主要抓好四件事，即興修水利、辦學育人、保土安民、資政存史。他為官始終清正廉潔，憂國憂民，勤政為民。如他在泰州任職期間，當發現沿海一帶海堤多年失修，導致百姓紛紛外逃，則提出了修復海堤的設想，在當時共調集了4萬多人，長達4年的時間，終於修築了一條150多里的海堤，造福了當地百姓，人們為了紀念范仲淹，將這條捍海堤稱為“范公堤”。他在蘇州任知州時，到任時正值蘇州大水，災民無數，民生堪憂，他便全力投入安頓災民、興修水利中。在杭州任知州期間，他為官清廉，體恤民情，以改善民生為己任，處事幹淨。曾有人建議他在西湖邊造房以作頤養天年之用，但范仲淹斷然拒絕，他直言指出，西湖乃天下之西湖，如與民爭利佔為私有，一旦去職後將如何為人。
范仲淹是慶曆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認真總結從政思想，與歐陽修等人一起，向皇帝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明確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主張，史稱慶曆新政。慶曆新政成為王安石變法的先導，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范仲淹獨特的入仕經歷，使他對民政和軍政都相當熟悉，因而他的改革主張善於將治軍之道與治國之道相融通，善於從百姓民生出發，勤政為民。
范仲淹在入仕期間，靜以修身，儉以養廉，培養了一大批通儒。對於儒家濟世情懷的追求，使他敢於犯顏直諫，因此常常獲罪，多次被貶官。在范仲淹看來，“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儒者不可廢道，他認為要做一個忠君之臣，首先就要做直言之士。正是因為范仲淹大膽直言的性格，也使得他留下了“五膽忠臣”的稱號。
范仲淹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他的散文名篇《岳陽樓記》，他這樣寫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就是范仲淹的憂樂觀，始終心繫天下，克己奉公，從不把自己的升遷得失放在心上，而是有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和濟世情懷。難怪大詩人元好問曾給予范仲淹這樣的高度評價：“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
范仲淹終年64歲，在他的臨終遺表裡，無一語談及私事，有的還是對朝廷的忠貞不渝，對天下蒼生的感念，他惟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慾，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這正是范仲淹一生憂樂天下的寫照。張中曉在《無夢樓隨筆》中，曾這麼評價范仲淹的憂樂情結：“凡人之情，己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己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范仲淹之憂樂，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正是這種理性之憂樂，正是這樣儒家的憂患意識，成就了一代儒官范仲淹。（沈小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