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我國最早的法律條文及判決出現在周代銅器金文上。那時的法律已經略見雛形 ，但基本還是以禮教為核心。至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法家、儒家、道家、墨家各種學說相互攻擊，各個諸侯國也持不同的學說而治國。
直至秦孝公啟用商鞅變法，秦國才將其他六國未能完成的以法家治國的理念推向了成熟。後來商鞅被車裂，但秦法未改，這是秦國能最終統一中國的重要原因。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秦法助秦始皇統一中國，但統一之後秦朝的法律變得更加嚴酷，以至於此時的法律失去了保護百姓利益的作用，成為了秦朝維護暴政的工具。因此，統一的秦朝只維持了十四年便轟然倒塌。
統一中國的秦始皇
漢初懲秦法之弊，統治者崇尚“黃老學說”，以無為思想治國。這對於大亂之後生產的恢復有一定作用。
至漢中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大批儒家知識分子通過學習儒家經典而步入仕途。他們在判決刑獄時，往往引用經學最為依據，而不再以法律條文做為指導思想。這種決獄方法叫做“引經決獄”。以下就來談談具體案例及其影響。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
“引經決獄”的發起者是公孫弘和張湯。
漢朝初期，法律制度不是很完善，凡是有重大事情，就援引《春秋經》等儒家經書判決是非錯對。最早的如張湯，他在擔任廷尉時，凡有重大案件，都想依附古經書的義理。他曾請博士弟子中學習過《尚書》、《春秋》的人來擔任他的屬官，讓他們處理疑難案件，提出處理意見報請朝廷定案。
影視劇中的酷吏張湯
公孫弘最初只是一個小小的獄吏，至四十歲時才學習《春秋》，六十歲時才為博士。漢武帝經常問一些問題，讓博士們應答。公孫弘每以經書義理作答，從而平步青雲 位至丞相。
此外，兒寬在擔任廷尉掾時用古書義理判決疑案，上奏朝廷時總是能得到批覆應允；張敞擔任京兆尹時，往往徵引古代事例來商討國家大事。三公九卿也都很信服。
由於這些人的推崇，經學與刑法的聯繫逐漸緊密。以經書義理斷獄，說明經學開始滲入到刑法體系當中。這既是經學對刑法的改造，也是儒、法政治的合流。
史書中所載的以經斷獄具體事例
1:漢宣帝時，有一個男子奔赴朝堂，自稱是衛太子（漢武帝之子、漢宣帝的祖父，被逼起兵失敗後自殺）。當時滿朝文武都不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到達朝堂後，馬上下令抓捕了他。 有人認為是真是假還不知道，雋不疑引用《春秋》事例說“從前衛國的公子蒯聵違背了父親衛靈公的命令出走逃亡。他的兒子蒯輒在衛靈公薨後繼承了衛公之位，是為衛出公。當時衛出公沒有接納父親蒯聵，〈春秋〉肯定了他。衛太子冒犯先帝，已經成為了罪人。”
漢武帝曾孫：漢宣帝
宣帝和霍光聽說這件事後肯定了雋不疑的做法，並說“三公九卿應當用經學闡明大道理。” 2:匈奴發生了嚴重的騷亂，議論的人們想發兵消滅他。蕭望之說“〈春秋〉記載，晉國士匄侵略齊國，聽說齊侯去世，便帶領軍隊還國。君子稱讚他不征伐有喪事的國家。如今應當派遣使者憑弔慰問，那麼四方的少數民族聽說此事後，都會信服大漢王朝的仁愛和正義。”後來呼韓邪單于向內地歸屬。
3:朱博、趙玄、傅宴等人上奏哀帝，說“何武、傅喜雖然罷官退職，仍然應當革除他們的爵位。”彭宣檢舉上奏“朱博、趙玄、傅宴等人想要束縛限制官職尊貴之臣，從而專斷國家的權利”。
漢哀帝不能決斷，於是下詔讓三公九卿來討論。龔勝援引了春秋時，魯國的叔孫僑如想要把持國政，向晉國誣陷出使於晉國的季孫行父，晉國拘捕囚禁了季孫行父。《春秋》重視並記載此事的事例，認為傅宴等人的職位成為禍亂的根源，應當依法懲處他們的罪行。哀帝於是消除了傅宴受封的戶邑，趙玄因連坐而受罪。
同性戀皇帝：漢哀帝
4:同樣是漢哀帝時，他的寵臣董賢將武庫的兵器遣送到自己的官邸，毋將險上奏“〈春秋〉的道德規範，家中不藏造兵器，是為了抑制臣下的威嚴。孔子說‘〈雍〉詩為什麼要用在三家大夫的祭祖廟堂上呢？’臣下請求收回儲藏兵器的倉庫”。
5:賈捐之和楊興想迎合漢元帝的寵臣石顯。於是二人上書舉薦石顯，但被石顯所中傷，關進牢獄等待判決。
漢元帝命王禁與石顯共同叛理此事。二人引《尚書》“饞毀的言論和貪殘的行為”、《禮記·王制》“順從錯誤言行且加以潤飾”，兩段話而請求按照法律來裁決。賈捐之被處死，楊興減免死刑一個等級，髡鉗為城旦。
漢元帝統治時期，漢朝走向衰落
上述這些案例都引證了古書的義理來判決事情。可以說在漢朝時期，這是非常普遍存在的，並被人們認可的。
情與法自古就是相互矛盾的，“以經斷獄”是將人情定於法理之上。
漢代的官員不參考引用相關的案例，在沒有法律依據的前提下，援引經書的義理來調和不同意見，決斷事情，這並不是理想的統治策略。由於經書的義理複雜繁多，個人對其理解是不同的，這實際上是在助長官吏的牽強附會、任意斷事。
對於司法來說，主觀性太強，一個官吏就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而任意定罪。以經義為文飾，妨害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古代殘酷的刑罰
儒家思想講“禮教”、“人情”。但自古“人情”與“法理”就是相互矛盾的。
通過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看到人的主觀因素往往決定著司法的判決結果。這就容易造成“人情”決定法律的結果，而不是“法理”在判決案例。
法治社會，“人情”決不能凌駕於“法理”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