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陶行知超越明代的王阳明是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那么就无法解释他是如何超越杜威的，虽然杜威比陶行知早出生了三十几年，但他们总归是同属于一个时代，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有过交际。
更确切的解释应该是，陶行知是以王阳明的“心内求法”为道，以提取改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术，结合当时中国教育现状，通过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教育思想。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王阳明是明代思想家、哲学家，做为儒学的一门学派，他也是“心学集大成者”。他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提倡“心内求法”，反对程颐主张的“格物致知”方法，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但他的这种思想是基于万事万物，广泛但不聚焦，理重要是，王阳明当时身处政治环境当中，当时的教育还是在科举制度下的一种政治教育。
陶行知在知与行的基础上加上了“教”，即是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更加具体化，适应于教育范畴，不仅如此，他还提出“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王阳明与陶行知不但都是思想家，同时也都是伟大的爱国人士，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究其思想形成的源头都是在自身下功夫，王阳明主张的“心内求法”是基于个体，陶行知在此基础上将它的应用范围进而扩大到全中国的教育体系当中。
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与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
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陶行知在1915年赴美留学时，与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相识，其间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对陶行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杜威具有批判精神，其核心思想是在批判传统教育的“知行分离”和“认识论”的基础上，主张“知行合一”，主张在学习中创新模式，他指出不做“知识的旁观者”，要做知识的探究者。在这一点上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异曲同工的。他还提出六大教育理论即:教育即生活、教育无目的论、教育即社会、教学论、道德教育论、儿童中心论等。杜威创新教育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对欧美社会深刻变革的认识的基础上的。
陶行知也本着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杜威的“学校即社会”的基础上得出“社会即学校”。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结合当时社会背景，他还提出“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超越是良好借鉴，超越也是理性的批判。
陶行知先生原名陶文浚，通过其改名可以看出，核心思想就是“知”与“行”的天然合一，这也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杜威的“知行不分离”暗合道妙。陶行知正是在效汲取了适应于当时背景下的有效教育思想，批判了传统守旧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这更像是一种思想的传承和应用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