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楊度，源於一句詩：“市井有誰知國士，江湖容汝作詩人。”
此詩名為《和濟南韓虔谷》，是一首唱和詩，寫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的年底，楊度藉著與濟南名士韓虔谷唱和的機會，在詩中將自己的苦悶一併帶出，雖有經天緯地之才，經世濟民之志，可這市井之中又有誰知道自己的抱負呢？
作為清末民初不可忽略且充滿爭議的人物，楊度身上有太多值得我們探究的地方。
楊度，1875年生於湖南湘潭，他的家庭是一個軍人家庭，從曾祖父到祖父，以至於他的父親，都投身於湘軍之中，而他日後的師父王闓運，也與曾國藩有一段淵源。
這個王闓運也很有說頭，世人稱之為“湘綺老人”，博學多才，為晚清一代大儒，當年曾向曾國藩進言，勸其擁兵自立而未遂。楊度在其門下，學的是帝王之術，攻讀經史子集，特別用功，希冀有朝一日，能將自己所學施展於天下，造福於百姓。
之所以說楊度具有爭議，源於他日後在袁世凱變更國體、恢復帝制之中的所作所為。
袁世凱於楊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正是當年袁世凱與張之洞的舉薦，他才得以成為朝廷命官，後來袁世凱被趕回家養病之時，京城百官同僚中，也唯獨楊度與嚴修前去車站送別，讓袁世凱大為感動。
僅僅因為關係密切和知遇之恩，楊度就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嗎？其實不然，回顧楊度早年，他不僅學習帝王之術，而且也是一個憲政鼓吹者，例如在日本避難留學之時，寫成的《金鐵主義說》，以及日後為清朝考察諸臣寫成的兩篇憲政文章：《中國憲政之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據說，這兩篇文章被帶回北京後，呈給慈禧太后，深得歡心，1906年1月，清廷就下旨：“預備仿行憲政。”
故而，在袁世凱想要變更國體之時，楊度也是滿心支持，不僅僅是袁世凱得到滿足，而且也正符合楊度的心思，實現自己昔日所學與宏圖抱負。
但是，倒行逆施之舉自然不會成功，老袁僅僅做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嗚呼，臨死前曾大呼“楊度誤我！”
楊度誤了老袁嗎？答案是否定的，楊度留學日本之時，窺探日本的制度，拿來與中國和沙俄對比，他意識到，體制問題才是核心問題，相較於中俄兩國的專制主義，日本的君主立憲才會利於國家發展。回到袁世凱稱帝的行動中，楊度的本意就是說，我們要搞君主立憲，但老袁卻會錯了意，以為可以復辟帝制。所以，楊度非但沒有“誤他”，反而是在“拉他一把”。
後來，張勳也想復辟帝制，楊度給他和梁啟超的通電就說明了一切：“凡所設施，皆前清末葉不敢為而乃行之於今日共和之後，與君主立憲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禍國家，並禍清室，實為義不敢為。即為兩公計，亦不宜一意孤行，貽誤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這是當年張勳宣佈復辟之後，楊度對此做出的反應：君主立憲可以，復辟帝制絕對不可行！這就是楊度的態度。
黎元洪接手北洋政府之後，當年著名的“籌安六君子”，今日卻成了臭名昭著的“帝制禍首”，先是被政府發佈通緝令，而後就是輿論導向，人人皆言誅殺，當時的局勢對於楊度來說，可謂非常兇險。
大起大落之間，也在一步步消磨楊度的堅持，最後，他去了天津，做了一名寓公。那段時間的他，異常痛苦，只能把心思寄託在佛學和碑帖臨摹之上，以此分散精力。
最令人詫異的一點，便是他的共產黨員身份，而他的介紹人，是著名的潘漢年，批准並直接領導他的，則是我們敬愛的周公。
當時，楊度身在上海，經過好友章士釗的介紹，成為青幫大佬杜月笙的“掛名秘書”，同時還有另一個身份：中央特科情報人員。
我們現在無法知曉楊度為我黨提供了什麼重要情報，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以他的名士身份，對一些營救行動非常有利，所以，這才是我黨發展楊度成為黨員的重要原因。
而楊度，也是樂於奉獻的，比如他加入“中國互濟會”，並且賣掉房子捐款支援。這樣的楊度，才是真的國士！
作為一代名士，早年師從國學大師學帝王之術，而後信奉君主立憲，即使當年是“籌安六君子”之一，深陷輿論之中，他也依舊沒有改變自己的志向，無論他的身份如何，信仰如何，他的目的只有一個：拯救這個危難的國家，造福於人民。
他自詡國士，一生就在踐行作為一個“國士”該做的事，並且矢志不渝。這一聲“國士”，他當之無愧！
1931年9月17日，楊度於上海寓所內駕鶴西歸，享年56歲。
最後，用他的著作《金鐵主義說》中的一句話結束本文，以此緬懷：“金者黃金，鐵者黑鐵；金者金錢，鐵者鐵炮；金者經濟，鐵者軍事。欲以中國為金國，為鐵國，變言之，即為經濟國、軍事國，合為經濟戰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