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氣蓬勃
大學四年級下學期有過短暫的擺地攤賣書經歷，還被首都師範大學保衛科罰款20元。
那是1993年秋冬時節，北方開始變冷，正是“考研”同學發奮的關鍵時期。
住同一樓層、同屆不同班的老鄉吳章學找我，說他高中同學在人民大學出版社幫著銷售考研輔導材料，可以打折給他賣，賣不掉的還能還回去。他一個人賣不好意思，想拉我參加，問我可願意。
當然願意，反正時間多的是。當時應該還沒有開始準備畢業論文，我不考研，女同學和小師妹們也都不需要我打水、買飯、操心。雖然每天泡在202自修教室，讀的卻是我自己感興趣的書，與考試無關、與功課無關。
當時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門
一天晚上，我們倆到中國人民大學，找到他的顯得比我們成熟得多的高中男同學，取了一些書回校，似乎是100本。
這是一本考研的綜合性輔導材料，一位名家主編，定價20多元。
隔壁330寢室的同學卿泳正在準備考研，他說這本輔導教材不錯，從我們這買了一本。這是我們銷售成功的第一單，給了我們信心。學校學生不多，我們這一屆只有四個班，畢業時人數不過210人，準備考研的同學非常少，我們重點在周邊的幾所高校。
北京外國語大學
第一站，去北京外國語學院（1994年改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簡稱“北外”），開端良好。
西三環北路將“北外”分為東區和西區。我們倆在中午食堂開飯前趕到“北外”東區，選“北外”學生食堂北邊空地，在地上墊個什麼東西，將書一本本擺好，就等吃過午飯的“北外”考研兄弟、姐妹來問。
“北外”美女學生多，看她們花枝招展地從書攤前翩翩經過，我們眼睛從來沒有那樣清澈和坦然過，心思全在攤上、書上。
路過的人多，停下來瞅一眼的人少，翻翻書、問價格的人更少。有位兄弟來問，嫌價格貴，我們解釋不貴，去書店也是這個價格，我們專程送來了。有人買，賣出幾本。
我們回到學校，在宿舍樓西側的賣麵條帳篷裡，美美地吃了一碗熱乎乎的牛肉麵。
北京大學
第二站去北京大學。吳章學說，北京大學晚上有考研輔導班，我們去輔導班門口賣。好主意。
那天晚上，我們又趕到北京大學，問清楚考研輔導班教室位置，就到教室邊上擺起來，等著下課。
一位老師模樣的年輕美女過來，不讓我們擺，說我們這樣會影響她們辦班，如果我們不走，她就要喊保衛科來找我們麻煩。
好吧，我們批評一通北大保守、排外、不開放，灰溜溜地離開。
中央民族大學
第三站去中央民族學院，比較順利，沒有人阻攔。
中央民族學院在1993年11月30日改名“中央民族大學”，不記得我們去的時候有沒有改名。
第四站去首都師範大學，這也是我們去的最後一站。
首都師範大學也分為東、西校區，學生宿舍、食堂在西校區。我們在他們學生吃晚飯前趕到西校區，在宿舍樓西邊的空地上擺好書攤，圍過來的學生還真不少。一位騎自行車的中年男人過來，停下，沒有下車，兇兇地對我們說：“你們趕緊走，不走我喊人來！”
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看他那麼兇，就沒好氣地對他說：“我們是賣書的，又不是幹壞事。”
他很生氣：“好，你們不走！”騎車而去。
首都師範大學
一位男生想買，身上沒帶錢，要我們跟他一起去寢室拿。吳章學跟去，我看著書攤，對問詢的人解釋。
這時，來了兩、三個壯漢，二話不說，直接彎腰搶我們裝書的包，將地上的書往包裡裝。我有點害怕，問他們是什麼人，怎麼回事。
壯漢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副科長叫你們走，你們不走，現在書全部沒收！”
我不知道怎麼辦，想和他們吵架卻吵不出口，對道家思想及其他傳統文化思想的研習改變了我身上太多的東西。正在著急，吳章學取了書錢回來。我們跟到保衛科。保衛科問我們身份，我們說是學生，說出校名。
保衛科人很嚴厲地對我們說：“書要沒收。你們想拿回去，叫你們學校保衛科開證明來。”學生證不管用。
合肥小景
我們沮喪地回校，第二天上午到校保衛科，找到平時被我們稱為“探長”的保衛科長，擔心他會怪我們。
沒想到，“探長”不僅沒有怪，還很和藹。他帶著溫暖的微笑，安慰我們說：“咱們學校學生，咱們肯定護著。”他給我們開了證明，蓋上公章。證明文書除了證明我們是學生外，還說，學校已經對我們進行過批評教育，希望關照等。
我和吳章學又趕到首都師範大學保衛科，保衛科人收下證明，罰了我們20元錢，將書還給我們。不記得有沒有開收據，好像沒有。
我和吳章學氣得不行，感到屈辱，又沒有辦法。
合肥小景
周邊高校還有北京理工大學，我們也不想去了。吳章學將沒有賣完的書送還他的同學，短暫的地攤賣書生涯結束。
除去成本和首都師範大學保衛科的罰款，我們只賺了幾十塊錢，兩人分分，添了份經歷和體驗而已。參加工作後不久，看到一熟人工作單位發行的可讀性刊物有好多剩餘，我第一反應就是，到大學去，擺個攤子賣。
（2020年6月13日）
（作者：吳釗，常用網名“遠人”，安徽肥東人，現在合肥市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