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調控的“下半場”

有人說,一部人類經濟史就是一部貨幣史。

有反對者認為,上面的說法太過絕對,但有研究表明,貨幣政策甚至能影響人的激素水平。比如,一個人在2000年的時候工資只有1000元,但到了2020年,工資水平達到了5000元。如果他不瞭解經濟學,很可能會認為工資上漲是因為自己工作能力的提升,而不會考慮到這可能是通貨膨脹的原因,從而歡心滿滿。這種感覺在經濟學中被稱為“貨幣幻覺”,如果當人們處於這種狀態中,就願意去消費,進而刺激生產,帶來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

但對一個經濟體來說,貨幣政策只是一種手段,用得好,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用不好,可能反而會起到反作用。相對而言,國內的貨幣政策調控經驗是“稚嫩”的。一方面、我國的中央銀行制度建立時間不長,一般認為1995年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是央行調控國內貨幣政策的起點;另一方面、國內各項改革制度雖然都在推進,但整個金融體系的建設仍有短板,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會打折扣。

但總的來說,國內央行貨幣政策的目標是清晰的。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法》,“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簡單來說,中國貨幣政策目標是什麼?我認為簡單來說就是兩個穩定:一個是國內物價穩,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當然,要實現上述兩個目標,需要掌握大量的模型和數據,而且學術界也有很多爭議,但這些都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本文的目標也很簡單,就是探討國內的貨幣調控是否發生了變化?實際上,我們分別以2008年、2018年兩個時間作為觀察節點。

在2008年之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很快,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不斷增加,但國內通脹壓力很大。這種情況下,央行面臨的情況是,名義GDP增速高於實際GDP,央行處在較為被動的地位,(因為外匯不斷湧入,央行收走後需向市場投入人民幣),所以在這個階段,央行努力降低M2增速,以實現控制通貨膨脹的任務。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採取了非常規的政策,擾亂了貨幣政策節奏。簡單來說,世界經濟都對廉價貨幣上了癮,欲罷不能。雖然,美國和中國都在前些年進行了貨幣政策收縮的嘗試,比如美聯儲的加息,中國的去槓桿,但最終都是因為全球整體經濟過於疲軟而被迫中止。

進入2018年之後,國內的貨幣政策面臨全新的挑戰,即M2增速始終低於名義GDP增長,這是貨幣政策傳導不暢的重要表現。特別是到了2015年,國內經濟出現了貨幣供給 M2增加,但經濟增速下降,通縮壓力上升的局面,同時期,人民幣貶值壓力陡升。也就是說,對中國經濟來說,從2012年開始,單純通過印鈔來刺激經濟效果越來越差,甚至會起到反作用。

理解了上述的變化過程,我們再來細讀前兩天央行行長易綱在《中國金融》上文章,“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就要求貨幣政策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完善跨週期設計和調節,更加註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金融良性循環,提升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就不難體會出央行貨幣政策思路的轉變。

那麼貨幣政策正在如何變化?從規模上看,要綜合運用並創新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從結構上看,要有效發揮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精準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達性”;從價格上看,要繼續施策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

一句話,就是國內貨幣政策由以往的“依賴央行資產負債表收放”的上半場,逐漸進入到“依靠金融改革創造適宜貨幣金融環境”的下半場。唯一不變的,也許是在政策變化的過程中,央行依然是負責調節貨幣的“總閘門”,肩負著重要責任和歷史使命。


新金融記者 張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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