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安懷雨
編輯：周雪玲 張緯傑
時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發表在《外交事務》上的文章中指出，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由來已久。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為了戰勝侵略東南亞的日本帝國付出了巨大代價，同時戰後初期東南亞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以及美國提供的一整套投資、貿易體系。
另一方面，中國在地理上離東南亞更近，華人也在東南亞許多國家中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說戰後東南亞的經濟增長最早是由於美國帶動，那麼近三十年則更多是拜中國崛起所賜。因此，兩者對東南亞可以說同等重要。
但麻煩之處在於，中國崛起讓中美之間開始產生結構性矛盾，一旦這種矛盾昇華為對抗，那麼東南亞可能會被迫面臨“選邊站”問題，這是東南亞國家的噩夢。所以，從東南亞視角出發，李顯龍認為中美競爭最好侷限在“多邊框架”內，不要搞到非得選邊站的地步。其實，從某種意義上看，這不僅僅是東南亞的心態，而是中美博弈下其他亞洲國家的普遍心態——有話好好說，千萬別逼我站隊。
以下為原文內容，部分有刪改：
“近來，人們言之鑿鑿，說下一個世紀將是亞太世紀，我卻不同意。”中國領導人在1988年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這樣說道。
經過幾十年非凡的經濟成就，如今的亞洲已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在未來十年內，亞洲的經濟規模將超過世界其他經濟體的總和，這是自19世紀以來還從未有過的現象。然而，即使是現在，一個亞洲世紀並非必然，也絕不是命中註定。
亞洲的繁榮是因為二戰後的“美式和平”為亞洲國家提供了有利的戰略背景。但現在，中美關係陷入困境，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正在形成的國際秩序的深刻議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關心這些問題，因為我們處於各大國利益的交匯點，必須避免兩相為難的境地或是被迫做出偏向一方的選擇。
亞洲的現狀必須改變。但是，新格局意味著進一步的成功還是危險的動盪？這取決於美國和中國各自的和共同的選擇。這兩個大國必須提出解決方案，不僅要維持在重要領域的競爭，也要避免損害其他領域的合作。
在亞洲國家看來，美國是在該地區擁有重要利益的常駐大國，而中國是一個近在咫尺的大國。亞洲國家不願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如果任何一方試圖迫使亞洲國家選邊站——即華盛頓試圖遏制中國或者北京試圖在亞洲建立專屬勢力範圍。中美將開始一場持續數十年的對抗，並將亞洲世紀置於危險之中。
01. “美式和平”的兩個階段
20世紀亞洲的“美式和平”有兩個明顯的階段。第一次是從1945年到1970年代，也就是冷戰的最初幾十年。當時，美國及其盟友與蘇聯集團到處爭奪影響力。中國儘管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加入蘇聯陣營對抗美國，但其經濟仍然侷限於國內，較為孤立，與亞洲其他國家幾乎沒有經濟聯繫。
與此同時，在亞洲的其他地方，自由市場經濟正在騰飛。日本一馬當先，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這些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緊隨其後。
在這個階段，美國使亞洲的穩定與繁榮成為可能。美國倡導開放、綜合和規則明確的全球秩序，提供了政治保護傘，使地區國家可以展開合作與和平競爭。美國的跨國公司在亞洲大量投資，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理念。華盛頓促進自由貿易，並向世界開放美國市場；因此，亞洲與美國的貿易不斷增長。
上世紀70年代的兩件大事開啟了亞洲“美式和平”的新階段：
1971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亨利•基辛格對中國進行了秘密訪問，這為中美消解敵意、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經濟開始起飛。70年代末期，貿易壁壘逐漸消除，國際貿易迅速增長。越戰和柬埔寨戰爭結束後，越南和其他中南半島的國家也開始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經濟發展上，開始追趕亞洲其他國家。
長期以來，許多亞洲國家一直把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視為主要的經濟夥伴。但現在，他們更願意抓住中國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中國的貿易和旅遊往來大幅增長，供應鏈緊密結合。幾十年前，中國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無足輕重，而現已一躍成為該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經濟夥伴。中國在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顯著提高。
儘管如此，“美式和平”仍在繼續，中國地位的根本性變化是在該框架內發生的。中國並非在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這也並不是它的目的。事實上，中國採納了“韜光養晦、以待時機”的指導方針，將農業、工業和科技部門的現代化建設置於軍事建設之上。
東南亞國家因而得以兩全，與中國建立經濟關係，同時與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保持著緊密聯繫。他們還加深了彼此之間的聯繫，並在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東盟）基礎上創建了一個開放的區域合作框架。
東盟在1989年成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94年組建東盟地區論壇以及2005年以來一年一度的東亞峰會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這些進程無一不有中國的緊密參與。每年，中國總理都會前往東盟國家與領導人會面，清晰闡述中國對該地區的看法，並提出加強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合作的建議。
中國在該地區的力量不斷壯大，還推出了自己的倡議，包括“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倡議加深了中國與鄰國的接觸，當然也增強了中國的影響力。
但是，由於該地區區域結構足夠開放，中國的影響也並不是排他的。美國仍然是重要的參與者。通過《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和《建造法案》等倡議，美國鞏固了地區安全與穩定，並加強了經濟交流。
東盟還與歐盟、印度和許多其他國家建立了正式的對話機制。東盟相信，這一聯繫網絡為促進成員國在國際上的集體利益提供了更有力的合作框架和更寬容的空間。
到目前為止，這種模式運行良好。然而，“美式和平”的戰略基礎卻發生了根本轉變。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經濟、技術研發能力和政治影響力都呈指數級增長，中國對世界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已是明日黃花。
中國是一個陸地強國，也渴望成為一個海洋大國，它一直在對其陸軍和海軍進行現代化改造，目標是將其軍隊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戰鬥力量。中國越來越希望保護和推進自己在海外的利益，確保在國際事務中得到應有的地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與此同時，美國在許多方面仍是超級大國，而且正在重新評估其大戰略。美國在全球GDP中所佔比重已然下降，它是會繼續承擔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重任，還是會轉而追求狹隘的“美國優先”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利益，目前尚不明確。在華盛頓就其在全球體系中的責任提出根本問題之際，美中關係正受到越來越多的審視。
02. 中美面臨的關鍵抉擇
美國和中國都必須做出關鍵的抉擇。美國必須決定，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生存威脅並通過一切可能手段遏制其崛起，還是接受中國作為另一個世界強國。如果選擇後一種，美國必須竭力培育潛在的合作和健康的競爭關係，並且避免惡性競爭破壞這種關係。理想的情況是，美中競爭將在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多邊規則和規範框架內進行。
對於美國來說，這樣的調整漫長而痛苦。尤其是在華盛頓，越來越多的人堅信與北京的談判已經失敗，應當採取更強硬的方式來維護美國的利益。
但是，無論這對美國來說有多困難，在當前的國際規則和規範體系內，努力回應中國的訴求都是非常值得的。在當下的體制中，所有國家都有責任和義務，加強信任，協調衝突，併為合作和競爭創造更安全穩定的環境。
如果美國轉而選擇遏制中國的崛起，很可能使兩國走上長達數十年的對抗之路。美國並不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大國。美國有很強的韌性和優勢，其中之一是它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能力。在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九名華裔中，有八人是美國公民或後來成為美國公民。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進的技術。它遠非弄虛作假的波將金村（譯者注：波將金，沙俄時期公爵，為應付女皇巡查而搭建了許多造型悅目的假村莊，刻意營造當地開發頗上軌道的假象），也早已脫離了蘇聯標誌性的、搖搖欲墜的計劃經濟。這兩個大國之間的任何對抗都不太可能像冷戰那樣，以一方和平消逝而結束。
中國必須決定是否要努力成為一個不受規則束縛的超級大國，憑藉其自身的實力和強大經濟佔據主導地位。但中國此舉必然有遭到美國和其他國家堅決抵制的風險；也可能會加劇緊張和怨恨，從而影響中國地位和長期影響力。
這是一個真正的危險：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加拿大、美國以及其他亞洲和西歐國家的人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不樂觀。儘管中國努力在海外建立軟實力，例如通過孔子學院網絡以及中國的國際報紙和電視節目來緩解負面情緒，但形勢仍不樂觀。
或者，中國可以承認自己不再是從前的貧弱之邦，接受世界對它的更高期望。中國想要繼續享受在規模較小、發展程度較低時贏得的讓步和特權，在政治上已經不合理了，如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慷慨條款。
一個更強大的中國，不僅要尊重國際規範和準則，更要為維護和更新自己賴以繁榮發展的國際秩序承擔更大責任。當現有規則和規範不再適用時，中國應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制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安排。
創建新秩序的道路並不平坦。強大的國內壓力制約著兩國的外交政策選擇。目前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幾乎沒有什麼突出的外交政策內容。即使有，主流觀點也都是在探討“美國優先”。在中國，領導層的首要任務是保持國內穩定；在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軟弱和屈辱之後，展示出一個古老文明覆興的信心。
因此，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中美兩國在處理雙邊關係時，一定會基於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甚至希望雙贏。兩國之間並不必然走向對抗，但也不能排除對抗的可能。
03. 亞太地區的新動態
中美競爭態勢會在世界各地上演，但亞太地區仍是舞臺中心，美國在這一地區一直有著重要的國家利益。抗日戰爭中，美國在太平洋戰場付出了巨大的人命和財產代價，險些失去三位未來的總統。它曾兩次在朝鮮和越南作戰，為其未來的盟友爭取時間來鞏固社會和經濟發展。
美國慷慨、開放的政策極大地造福了亞太地區，這種政策源自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想和“山巔之城”和“萬國燈塔”的自我形象，但也反映了美國明確的利己主義。一個穩定繁榮的亞太地區首先是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的堡壘，後來又成為美國戰略體系中的重要一環。
對美國企業來說，亞太地區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和重要的生產基地。自然而然地，美國幾個最堅定的盟友都在亞洲，比如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還有一些長期合作伙伴，比如新加坡。
中國在該地區也有切身利益。在東北亞，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的陰影依舊籠罩。東南亞是能源和原材料的來源地，是經濟夥伴，還有重要的海上交通線。中國認為，馬六甲海峽必須保持開放，以保護中國的能源安全。但中國與美國的一個關鍵區別是，中國視亞太地區為其“近鄰”(借用俄羅斯的說法)，其對自身安全至關重要。
中國認為，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中美兩國。但也表示，亞洲的安全應該讓亞洲人來操心。一個根本問題是：中國認為，太平洋足夠大，美國和中國能在其中和平共處，“朋友圈”交疊；還是太平洋足夠大而能分裂成為兩半，兩國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
新加坡和其他亞太國家毫無疑問傾向於第一種解釋。儘管我們人微言輕，無法改變未來走向，但仍深切希望不要被迫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美國軍事力量的存在對亞太地區的安全依然至關重要。沒有它，日本和韓國將被迫考慮發展核武器。兩國都是核門檻國家，已經多次公開討論過該問題，尤其是在朝鮮核能力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幸運的是，這種發展仍只是假設，但其前景既不利於東北亞的穩定，也不利於全球的防核擴散努力。
自二戰以來，美國第七艦隊成功保障了東南亞地區安全。它確保了海上航線的安全和開放，促進了貿易，也刺激了經濟增長。儘管中國的軍事實力不斷增強，但仍無法取代美國維持和平的角色。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在南中國海與該地區的幾個國家存在領海和領土爭端，這些國家更容易將中國海軍的存在視為主權申索。
另一個阻礙中國接管目前由美國扮演的安全角色的障礙在於，許多東南亞國家都有不少的華人，他們與佔多數的非華裔主體民族的關係往往很微妙。這些國家對於任何中國對他們國內的華人有過度影響的看法都極為敏感 。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些敏感因素將繼續限制中國在東南亞事務中的角色。
新加坡是東南亞唯一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事實上，除了中國之外，它是世界上唯一擁有這種人口結構的主權國家。新加坡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建立一個多種族而非單一華人的民族認知。同時，新加坡小心謹慎，以免被誤解。
因此，新加坡直到1990年才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成為除文萊之外最後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東南亞國家。
誠然，新加坡和所有其他亞洲國家都希望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他們希望得到這樣一個大國的善意和支持，並與其共同發展。全球供應鏈——無論是飛機、手機還是醫用口罩——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緊密聯繫在一起。中國龐大的經濟使其成為大多數亞洲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包括美國在該地區的每一個盟友，包括新加坡和幾乎所有其他東盟國家。
美國要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主要供應商，幾乎是不可能的，就像沒有中國市場的美國不可想象一樣。中國是美國商品的第三大進口國，僅次於加拿大和墨西哥。然而，中國也無法取代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
全球金融體系嚴重依賴美國金融機構，人民幣也無法在短期內取代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儘管其他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出口超過對美國的出口，美國跨國公司仍然是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亞太國家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
中國的大公司已開始在海外投資，但中國還需要很多年才能擁有與美國公司同等規模和技術水平的跨國公司。這些跨國公司將全球生產鏈連在一起，將亞洲與全球經濟相聯，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
基於這些原因，亞太國家不願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他們想與雙方都培養良好的關係。他們承受不起疏遠中國的後果，並將盡最大努力不讓任何爭端損害它們與中國的整體關係。
與此同時，這些亞洲國家視美國為在該地區具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當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宣佈“亞太再平衡”戰略時，亞洲國家褒貶不一。讓他們感到欣慰的是，雖然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分擔成本，但同時也提出了“印太戰略”，並表露了建立美軍印太司令部的意圖。
但這些亞洲國家也認識到，美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在世界各地都有廣泛的關切和緊迫的優先事項。他們清楚地知道，即使緊張局勢加劇甚至是發生衝突，也不能認為美國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希望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來保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他們還希望美國明白，其他亞洲國家促進與中國的關係並不必然意味著與美國作對。(當然，如果這些亞洲國家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也希望從中國得到同樣的理解。)
04. 包容性區域架構
美國和中國並不是該地區唯一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大國：其他參與者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日本。日本的經濟規模和複雜性可以為該地區做出很大貢獻。
在首相安倍晉三的領導下，日本比以往更加積極。例如，在2017年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後，日本採取了行動。它促使其餘11個成員國完成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該協定彙集了太平洋兩岸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亞太地區邁向自由貿易的一步。
印度也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力。在總理莫迪的領導下，印度宣佈了其東方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實現了巨大的戰略轉變。 其他國家期待看到這一政策付諸實施。東亞峰會將印度包括在內，因為其他成員國希望印度經濟增長能帶來到更多區域合作的價值。
印度也是最早談判建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國家之一。這是一項自由貿易協定，旨在整合亞太地區所有主要經濟體，就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連接了北美國家那樣。經過廣泛談判，印度去年決定不加入RCEP。剩下的15個與會國正在積極推進RCEP，但是印度的不參與帶走了一些重要的價值。
正如大多數亞洲國家所認識到的那樣，這些協議的價值不僅在於它們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它們是亞太國家相互合作、相互發展、共同塑造地區架構和規則的平臺。
這種區域安排必須是開放和包容的。不應刻意排斥任何一方，不應破壞現有合作安排，不應形成對立集團，不應強迫國家選邊站隊。這就是為什麼CPTPP成員國為美國再次簽署敞開了大門，也是為什麼正在努力建立RCEP的國家仍然希望印度有一天能加入的原因。
這也是亞太國家支持區域合作倡議的基礎，如日本、美國等國家提出的各種印太構想，以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許多其他亞洲國家認為，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是適應中國在本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建設性方式。“一帶一路”建設如果實施得好，再加上嚴格的財政紀律，可以加強區域和多邊合作，滿足許多發展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的迫切需求。
一些項目因缺乏透明度或可行性而受到批評，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倡議的所有項目將給各國帶來不可持續的財政負擔，或阻止它們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聯繫。這樣的結果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發展新的地區安排並不意味著放棄或排擠現有多邊機構。這些來之不易的多邊安排和機制將繼續為所有國家，特別是小國，提供合作和促進共同利益的框架。但是，許多現有的多邊機構在當前的經濟和戰略現實面前顯得疲弱無力，迫切需要改革。
例如，自1994年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結束以來，世貿組織越來越難以達成有意義的貿易協定，因為任何協議都需要得到164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而這些成員國的利益和經濟理念存在巨大分歧。自去年以來，世貿組織的上訴機構由於缺乏法官而陷入癱瘓。這是所有國家的損失。各國應建設性地改革這些組織，而不是削弱其效力，繞過合法程序。
05. 殷切希望
美國和中國作出的戰略選擇將塑造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大國競爭是一種自然現象，但求同存異才是正確的治國之道。
新冠疫情是一個再清晰不過的警示，攜手合作才能克敵制勝。疾病不受國界限制，控制疫情迫切需要國際合作以減少其對全球經濟的損害。即使中美關係處於最佳狀態，團結一致抗擊疫情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不幸的是，疫情反而惡化了中美關係，兩國互不信任，都居高自傲，互相攻訐。情勢肯定會繼續惡化，尤其是疫情已經成為美國大選無可避免的關鍵議題之時。我們只希望嚴峻的形勢能使人們集思廣益，讓人們聽到理智的聲音。
此時，亞洲國家正忙於應對疫情和其他許多障礙，以期改善公民生活，創造一個更加安全和繁榮的地區。他們的成功——以及亞洲世紀的前景——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和中國能否克服分歧，建立互信，並努力維護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秩序。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問題。
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由美國著名的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主辦，為美國國際事務及外交政策研究領域最權威、影響力最大的學術雜誌之一，於1922年出版。1947年7月，冷戰之父喬治·凱南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就首發於此。
來源：
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 Foreign Affairs, 2020.06.04
作者：Lee Hsien Lo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