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学生时代阅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作品，被他雄浑苍健的文字和悲凉怜悯的气魄震撼的不得了，在余先生的笔下，历史、文化之类严肃的词语，加上了一层美学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凭借自己的想象加入的戏剧性（我想这与他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出身是有关系的），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变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然而在随后的了解中，我也看到了许多对余先生的攻击和指责，把这些指责和攻击总结起来，共有两点：一，对余道德人品的质疑；二是对余作品中一些错误的指摘。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对余的道德问题有如此强烈的关注与好奇呢？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的塑造有关。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骂人最简单、最粗暴的要数骂祖宗，而最恶毒、最阴险的就是骂人品了。儒家提出“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人们应当按照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而要远离小人。然而人性是何其的复杂，不然怎么会有所谓“伪君子”、“真小人”之类品种繁多的称谓。再加上时代的变化，
金钱、利益占据了最高的话语权，道德一词变得畸形和暧昧：获得利益的人把道德天天挂在嘴边，认为自己正是因为坚守了道德才获得了成功，而没有获得利益的人认为获得利益者正是因为抛弃了道德才得到了利益。道德成为了成功者的秘宝和烟雾弹，成为了失败者的安慰剂和鸡肋……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具备“道德”这个品质呢？我们可以用“利”这个概念来简单的区分：损人利己者——小人；损人不利己者——傻×和有反社会人格的人；不为利己也不损人者——隐士和艺术家；利己而不损人者——正在成为君子的人；利己利人者——君子也。需要说明的是，“损人”这个词中的“人”字，可以指具体的人，也可以指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一种精神。同时，损人也可以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对于无意者，我们应当保持宽容，而如若他接二连三地做出一些“无意之举”，那我们就要跟他好好掰扯掰扯了。
余先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余杰在2000年《文论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青年作家余杰说：“余秋雨在文字中扮演的是一个万能的‘神’的角色，对他人指指点点，而自己绝不与读者‘同呼吸共命运’”。也就是说余杰认为余先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通俗地说，余秋雨有点儿太“装”了。这种“装”或许是精英分子的通病，但如果仅仅是因为余先生有点儿“装”就全盘否认余先生的艺术成就，未免就太过偏激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倡导的是平等的交流，而不是相互诋毁和谩骂。
当然，除此之外，围绕着余先生还有许多争议，包括在一件沉重的历史事件中余先生的一些过错，但由于笔者不是什么亲历者，对此无从判断，只能再次感叹人性的复杂。说回正题，要衡量一个作家的好坏，根本上还是要看他的作品。
余秋雨先生的著作种类繁多，有戏剧学的专业著作，如《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他也写过小说《冰河》，或许是因为他的散文太过优秀，遮盖住了小说的光芒，人们对他的小说褒贬不一。说回余先生的文化散文，笔者认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不仅是因为其卓越的艺术价值，同时也与中国经历的文化转型有关。
现代散文诞生于20世纪初，《新青年》在1918年开辟的“随感录”是它第一个响亮的呼声。20年代“语丝体”散文的流行，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中较早的文化散文的雏形。三四十年代也出现过一些优秀的文化散文，比如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然而，在当时战乱的中国，它们虽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冷落甚至遗忘。建国后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的所谓“散文三大家”成为散文界的主流代表人物。杨朔说他的散文是“当诗一样来写”的，为60年代的诗化散文作出了探索，“杨朔体”散文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散文三大家：杨朔、刘白羽、秦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散文在强调艺术特质的同时不惜粉饰生活，进行廉价歌颂；70年代似乎成为一个真空地带，目前仍存在“文学史写作”与“潜在写作”的分歧论争；80年代，散文在寻找主体性的同时，回归到这种文体的本源要求之一——讲真话。这个时期的代表是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文化反思是政治反思的深化，散文创作也随之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诱发了一些人片面追逐金钱和物质享受的思想，产生了人生价值观念的错位和迷茫。这一现象使文化界和精英阶层开始反思。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期，散文家开始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宏观的考察，思索散文本体论的问题，探求散文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关系。散文界开始了一次新的“语言的转向”。
于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应运而生。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现代散文的一次重大突破。他对文体进行了革新。改变了散文崇尚的“以小见大”的写作方法，以一种宏大的气魄选取大场景、大题材，表现大的主题，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为背景，以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为基础，随物赋形，谈古论今，美不胜收。有别于以往散文中记录的小事小情、生活感悟，余秋雨更加关注历史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类的困境等重大的命题。它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传统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古迹或者人文风情中寻求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文化人格的构成；二是当代的文化意识，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表现当代人的审美意趣、文化心理，以及对生命、宇宙、人类的文化感悟；三是作者的文化品格，作者把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化思考之中，表现出鲜明的精神个性和文化品格。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适应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企盼。在上世纪90年代乃至如今，在现代意识的审视下，哲学、主义的抽象使人迷惑惶恐；历史的冷漠和严肃，给人们以距离和陌生感；散文的具象和抒情，阻碍了人们走向深刻和深远。余秋雨曾说道：“与读者在艰辛的人生长途上小憩时的悄声对话和共同思考”，“想从中国历史非常沉重、枯涩的故纸堆里，寻找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足以在海内外广泛普及的历史视点”。所以文化散文所尝试的是理性化的感性、具象性的抽象，这样也有利于读者的接受与欣赏。避免了陷入哲学的迷惘、史学的乏味、散文的煽情之中。
正像费孝通先生所表述的，“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上，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后工业时代势必发生一个文化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现代人在平庸而忙碌的生活之中，难能有前瞻性地去思索人类文化的前途，他们喜欢享受“快餐文化”。而文化散文则是一种思考的记录，它让读者们了解到时代的焦灼状态，引导他们在“悦”读中延伸思想的维度。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常常被人认为是“散文时代”。随着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火热，大批的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副本”不断涌现。然而当某一种流行文体达到鼎盛的时候，它的困境也会随之而来。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也迎来了自己的终结。
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散文在写法上过于整齐，有些作品铺排过甚、辞藻堆砌严重，并且充斥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说教者的意味。还有人认为文化散文的文本结构太单一，是“故事+诗情语言+文化感叹”的生产流水线。有的批评说文化散文是感伤的哲学，或说作品的走俏是时代的特殊文化氛围和文化界的哄抬以及作者自我推销的结果。还有人指出文化散文中史实的瑕疵，或者批评其思想内涵的保守与学术素养的缺陷。尽管这些评述不无道理，但是又让人感觉有些片面。关于文化散文的缺点，问题最大的还是文体模式的僵硬和老化。散文是一种以个体的方式来表达它对公共领域思想文化的关注的文体，要求创作者要有独特的思考和敏锐的眼光。尽管文化散文在90年代进行了“语言的转向”，但是到了新世纪，它却没能够再一次完成它的语言方式的转换，仍然停留在它最初的话语策略上。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中心与表达方式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写作不再是作家的专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网络将大众带入“共同狂欢”的场域，人们更容易被新的视听形式所吸引，比如类似于“百家讲坛”“人文大讲堂”“世纪大讲堂”等形式之类的“新国学”的兴盛正说明了这个不争的事实。文化散文乃至整个文化创作界，在面对这一新的文化转型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尽管余秋雨本人也参与到了新媒体中，如他曾参加凤凰卫视的人文节目以及在青歌会中担任评委等，然而这些方式并未吸引大家对文化的关注和兴趣，反而是使余秋雨本人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人们评价余秋雨太过高傲，显得不尊重选手。当然余先生的导师式的讲话方式和思维有待商榷，但当把时间拉到当下，如今活跃在网络上的“明星”“艺人”，又有多少人是懂点文化，有点人文素养的呢？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文化的悲哀”吗？
如果说在90年代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多元化，时至今日，这种文化的多元化业已变得混乱，青少年文化、“偶像崇拜”文化固然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但如果不加以引导和约束，恐怕会出现很多问题（如今所谓饭圈文化的泛滥就是一大难题），许多人误把自我的放纵当成了自由，甚至出现了价值观的扭曲，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面对这种现象，我们亟需主流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充分利用网络来发展起真正的文化，在新的文化的转型期做好准备，把文化真正的沉淀下来，提升个人的文化素养，而不是像王小波先生说的那样，仅仅把文化当成一种“时髦”。
参考文章:《“二余之争”与对文化散文的评价》杨杰琼，吴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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