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士1
中、西医病名区别大了：中医是以人体气血运转机理为根据定病名。明白的一看就知道，简单明了。
西医最早是以外表看得见的症状和后果定病名，为了简化易记用发现人命名。最近几十年现代科学发展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展和命名。总的原则说西医是以结果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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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30岁的胡适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断出糖尿病，虽然西医用了各类西药治疗了很久，都没有起效，反而使病情日益严重。
直到后来出现了慢性肾炎，小便见血，心脏肿胀等并发症，西医终于束手无策，告知胡先生已经无力回天。
绝望之中，他的一个朋友劝他转投中医。可是胡适对中医很不以为然，认为不科学，后经朋友反复劝说，勉强答应一试。
于是就请了当时的名医陆仲安先生来诊治。没想到陆先生一看，说，这事儿简单，“饮以黄芪汤，如不愈，唯我是问！”
考虑到胡适并发症已经非常严重，危在旦夕，根据中医“扶危救急先扶阳”的原则，陆先生开方时加重了黄芪用量至300克。
然后胡适前后喝了三个月，所有的病症都消失了，最后还去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痊愈”。在事实面前，胡适认为“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被中医救回了命，但又怕公开后打自己的脸，于是只好私下给陆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
信中说到，陆先生的治疗方法，已经引起了西医的注意。西医已经把黄芪拿去做实验了，希望可以在黄芪中找出克制糖尿病的成分。而且还写到：
“我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实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药学者在化学实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到这一日。
当下文化语境下的中医处境
从胡适的“中医很糊涂，但能治病”，到今天流行的“中医让你糊里糊涂地活着”可谓是一脉相承。这里面暴露出来的是，在这个以西方科学为主导的社会里中医的尴尬处境。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国民政府就曾通过余云蚰等人，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后经中医学界的奋起抗争而作罢。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国家大力宣扬科学的重要性，而全民性的科学教育，更是将科学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里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目前全国所有的中小学实行的都是西式教育，学生学习的是西方文化中的数理化和英语，而少许传统文化知识则是被当着无关紧要的内容教授给学生。
西式的文化教育培养的必然是信奉西方文化的国民，这些已经被西化了的现代人逐渐遗忘了传统，只能用西方的文化意识来看待周围的事物。
要知道，中医是中国的固有医学，它的母体是以本土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天然与西方文化亲近的西医相比，中医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
在中国固有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中医也慢慢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母体，从而处在异质的科学主义文化环境里。
这直接的后果就是，与建立在机械还原论科学上的西医相比，中医已经不能让西化的国人正确的认知与理解了
于是大家看不懂中医的阴阳五行、不清楚中医的诊断方法、不知道中药的君臣佐使，把这一切都斥为落后，并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
像胡适之一样，认为中医治病，听不懂，看不明，简直就是“糊里糊涂”不可理喻。
现在很多人，到了医院诊所脱口而出的都是西医的病名。
即使找中医看病，问医生什么病的时候，医生也会以西医的病名告之，如：高血压、糖尿病、发烧、胃炎等等。生怕你听不懂什么肝阳上亢、消渴症这些孤僻的名词。
久而久之这些中医术语变成了只有中医大夫才能听懂的“暗号”，大夫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又把这些“暗号”翻译成现代人听得懂的西医名称。
而一讲诊断，就该是这样化验，那样仪器，这样指标，那样数据；一谈治病，就要是一病一药，一药一病。
像胡适先生一样，认为中药的君臣佐使是落后，只有披上西方化学实验的外衣，提炼有效成分，做分子药，中药才能得以脱变为“科学”。
甚至是中药几千年来无数人的临床实验也是不“科学”的，药物要先喂老鼠，再喂兔子，以此得出的科学数据，才更有临床意义，让人信服。
这样的认知，只是出现在100多年前的西方洋人身上，而今天却普遍地发生在了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身上。
一个智慧的民族被西化到已经不能理解自己文化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广州汝元
中医病名和西医病名的区别是很大的。中医的治疗宗旨是从病源治
症。症是根源，病是体現。西医治病方法就是治病，治所見到的病情。所以人们常说：西医治表，中医治本。中医是从根上治疗，根除病情自然会消。如果只从表面上治，有炎消炎，病根未除，炎症便会有返复。这些就是中医所说的病名和西医所说的病名就不会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