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从西北前线召回朝廷，进行过一场历时一年四个月的改革，这就是“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官僚权贵的利益，遭遇到很大的阻力，最终，新政彻底失败，各项改革也被废止，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革新派成员都被排挤出朝廷。
在这场改革之中，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件，一个是欧阳修的《朋党论》；另一个是“石介富弼谋反案”。新政的失败，这两件事都成了直接的导火索，而点燃这两个导火索的人，则是前任枢密使夏竦，是他完成了对“庆历新政”的致命一杀。
夏竦
夏竦的奏章，击中仁宗的软肋。
庆历四年四月，也就是新政正式推行后的七个月，宋仁宗收到一份前任枢密使夏竦的奏折。在奏章中，夏竦称朝廷已经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形成了以枢密使（相当军委主席）杜衍、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谏官欧阳修为首的朋党。他的理由是当年范仲淹多次被贬，其中就有一次是因朋党之嫌疑，可是，当时蔡襄竟写一首诗《四贤一不肖》，称范仲淹、余靖、尹沫、欧阳修为四贤，给他们四人献媚；后来，范仲淹、欧阳修都身居高位，就把蔡襄调入了谏院，从此，谏院官员都成了范仲淹一党，朝廷舆论彻底被范仲淹掌控。
现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已经形成了小集团，他们的势力相当庞大，杜衍、韩琦、富弼都有军事调动权；西北前线的尹沫、狄青等人又有军事指挥权，他们都是范仲淹一党；范仲淹有官员任免权，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又有监督百官之权，如此一来，范仲淹一党只要看谁不顺眼，就可以随意捏造理由、罗织罪名弹劾并罢黜，然后任用自己的人。一旦天下有变，范仲淹一党就可以发动军事政变，阴谋叛乱，危害朝廷等云云。
在宋仁宗看来，夏竦的话太危言耸听了，范仲淹、杜衍、欧阳修等人的人品都是首屈一指的，宋仁宗还是信得过的。但是，当年周世宗也非常相信太祖皇帝不会谋反，对太祖的人品也信得过，可事实是，只要权力在手，就算本人不想造反，部下也会逼着你造反。
其实，对于范仲淹等人的弹劾，并不只有夏竦一份奏折，中书省已经收到数百份弹劾范仲淹结党的奏折，宋仁宗都不以为然，但是，夏竦的这份奏折分量却极重，击中了宋仁宗的软肋。即使夏竦的弹劾有夸大之嫌，但范仲淹却也有几分结党之实。
对于此，宋仁宗显得忧心忡忡，为了打消疑云，宋仁宗就把范仲淹召来，当面询问：“自古以来都是小人多结成朋党，难道君子也结成朋党吗？”宋仁宗这么直接一问，是希望范仲淹做出否定的回答。毕竟，朋党都是党同伐异，不问是非，是个贬义词，一旦被认定为朋党，就会危害朝廷，如汉末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之争”。
当时，让宋仁宗没有想到的是，范仲淹却承认君子也会结成朋党。理由是当年自己在边关的时候，看到一种现象，一些勇敢的将士会结成一党，一些怕死的将士也会结成一党，朋党也有正邪之分。
范仲淹之所以这么回答，不是不明白这样回答的危害性，当初他就是因为“朋党”被逐出朝廷，之后又因为担心这一点有屡次辞官。现在推行新政，在一些官员的任免问题上，范仲淹与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都有过交流，确实是有结党的事实。范仲淹是个正人君子，因此，就向宋仁宗承认有结党。不过，他强调，虽然自己有党，与小人结党不同，是为了国家社稷谋福的君子党，不是小人党。
很明显，宋仁宗对范仲淹的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唐朝的牛李之争，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开始争斗的时候还会保持原则，到后来就没有底线了，都是不问是非攻击对方，为了反对而反对。小人结党，是国家的灾难；君子结党，难道就是国家之幸？
欧阳修的《朋党论》，让仁宗改革之心渐冷。
事后，欧阳修知道了这个事情，就为好友范仲淹抱不平，向宋仁宗上了一份奏折，即《朋党论》。“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欧阳修认为，小人贪图名利，利益相同时，他们会结成一党，；但当利益散尽之时，他们就会彼此疏远，或者互相残害。而君子却不同，君子行事，都会遵守道义，实行的乃是忠信，爱惜的乃是名节。就凭这些，君子聚拢在一起，就会始终在一起。所以说，小人无朋，君子有党！
欧阳修最后还说，周朝是君子结党最兴盛的朝代，可周朝却可以享国八百年，希望陛下明白，君子结党，不厌其多。
对于此，宋仁宗就命人把欧阳修的《朋党论》，念给满朝文物百官听一听。有的人认为欧阳修说的好，小人无朋，君子有党，真乃金石之言。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你们自己是君子，其他人都是小人？大家都争吵个不停，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为了平息这件事，宋仁宗就当众把这件事定性了，说“朕相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心为国，必无私念。”当着百官的面，力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表明上看，宋仁宗铿锵有力地表态相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但这未必是真心话。因此，就在这事结束后的几天，宋仁宗下了一道诏令，说河东地区粮食运输不继，西线军区粮饷供应不足，在加上晋州地区曾经发行过铁钱，百姓使用很不方便，民怨极大，而且税收也连续多年收不齐等问题，需要有人去解决一下。就委派欧阳修为钦差大臣，前往河东地区，把问题解决好。
尽管宋仁宗语重心长地对欧阳修说，不要因为离京就对朝廷事务不挂心上，只要看到了什么问题，就可以立即向朝廷上奏折。但是，事实就是欧阳修被调出了京城，革新派在朝廷的力量被削弱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说明宋仁宗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公认标榜自己为君子结党而不满，他这一微妙的心理变化，都被夏竦捕捉到了，夏竦敏锐地察觉到皇上对范仲淹改革的热情降温了。
一起所谓的谋反案，杀死了新政。
夏竦宦海沉浮几十年，懂得什么叫帝王心术，也知道一国之君的软肋。再仁义的帝王，只要臣子敢染指皇权，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掉臣子。为了置革新派于死地，夏竦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石介富弼谋反案”。
当时，范仲淹刚推行新政，集贤院时任太子中允的一个叫石介的官员，曾写了《庆历圣德诗》，公开颂扬新政人物，指斥时任枢密使的夏竦是大奸臣。后来，他又给富弼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范仲淹、富弼等人能够效仿古代大贤伊尹、周公一样辅佐君王，成就一代伟业，这封公开信在京城流传颇广。
富弼
夏竦有一个小妾，叫萧娘，是为才女，她能临摹任何人的笔迹，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夏竦就让她把石介写给富弼的信，重新照抄一遍，但把“伊、周”改成了“伊、霍”。一字之改，含义全变。伊尹是商朝开国宰相，商汤去世后，辅佐幼主太甲。可太甲年幼无道，伊尹就流放了太甲，自己摄政。后来，太甲改过自新了，又重新迎回了太甲。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辅佐新即位的周平王。周公是儒家公认的大贤，伊尹、周公并称，是石介希望富弼、范仲淹能够成为一代良相。
可是，霍光是汉朝的权臣，汉武帝去世后，汉昭帝年幼，霍光执政，还把外孙女嫁给了汉昭帝当了皇后。汉昭帝早逝，无子，霍光就拥立汉武帝之孙刘贺为帝，但刘贺荒淫无度，即位27天就被霍光给废了。之后，霍光又拥立汉武帝之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很害怕霍光，有一次他祭拜祖庙，霍光在后面陪同，汉宣帝很不自在，惶恐不安，感觉背上有芒刺一般，这就是成语“芒刺在背”的出处。当霍光死后，汉宣帝就把霍家抄家了，并把霍光打为随意废立皇帝的权臣、奸臣。
也就是说，夏竦改动版的石介书信，等于是在教唆富弼、范仲淹等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好把持朝政。为了把事情做得更真一些，夏竦又仿造石介的笔迹写了一封废立诏书，写完之后，就找宦官蓝元震呈现给了宋仁宗，说是在京城民间搜集来的。
宋仁宗看到后，大怒，即刻传令要派出侍卫去抓捕富弼、石介二人，命令下达后，宋仁宗又清醒了，就赶紧派人停止行动，待事情核实清楚了再抓不迟。宋仁宗是不会相信富弼会谋反，但是，笔迹却完全相同，心中的疑虑并未打消。
宋仁宗的这一暧昧态度，很快就在宫内宫外流传开了，朝廷官员都私底下说富弼、石介涉嫌谋反，宋仁宗要抓捕他们。事后，虽然宋仁宗默不作声，朝堂之上也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是，范仲淹和富弼却从宋仁宗冷冰冰的眼神中感受到，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们了。
范仲淹预感到处境险恶，虽然自己知道是有人捣鬼，但也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一旦案子坐实，他自己、富弼、石介都有灭九族之祸。而且改革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皇上对革新派又起了疑心，改革已经很难推行下去了。正在这时，西线局势有些紧张，范仲淹就向宋仁宗上奏，恳请离京处置西线军务，宋仁宗批准。两个月后，富弼也以防范辽国为由，前往河北筹备防务工作。谏官余靖被任命为代理右谏议大夫，出使辽国去了，欧阳修也早就奉旨去了河东，革新派官员纷纷被赶出了朝廷。持续一年的庆历新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除了革新派相对中庸的韩琦尚留在京城，充当着最后一根标杆，其他骨干人员都离开了，庆历新政名存实亡。
可以说，庆历新政的失败，夏竦扮演着很不光彩的角色，在革新派的眼中，夏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不过，多年之前，小人夏竦不但是一个才子，而且还是一个正人君子。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夏竦一个君子，变成了卑鄙小人呢？
原本正人君子的夏竦，为何黑化成了一个小人？
夏竦的父亲曾在宋朝北疆为官，宋真宗年间，辽军大举南下，夏竦父亲力战而死。宋真宗念及其父亲功勋，就给了夏竦一个低级军官的职位，可以领取一份俸禄。夏竦从下就爱读书，尤其擅长写诗，胆子也非常大。有一次，夏竦拦在宰相李沆的马前，要求献诗一首，宰相的扈从正要将夏竦赶走，可李沆觉得眼前20岁出头的青年，敢拦住宰相却毫无惧色，很是奇怪，就接过了夏竦的诗稿。
李沆自己也是博学多文，见过的名士诗文也很多，可看到夏竦的诗句，也非常喜欢，对其中“山势峰腰断，溪流燕尾分”两句更是赞赏不已。于是，第二天，李沆就把夏竦的诗文呈献给宋真宗观看，主动向真宗推荐夏竦，并请求让夏竦转军籍，让他参加科举考试。
后来，夏竦参加宋真宗主持的殿试，所写的六篇文章都获得了优等，翰林院的官员们看了夏竦的文章后，不禁赞叹：“此子真宰相之器也！”
进入仕途的夏竦，很长时间都是朝中清流的代表。当时的副相丁谓因阿附真宗而得到重用，许多官员都拜倒在丁谓门下。一次，丁谓在家中举行宴会，期间有杂耍表演，夏竦也参加了，丁谓有心拉拢夏竦，就说：“此前从未有吟咏杂技之诗，子乔（夏竦）何不试试？”
夏竦闻声而起，赋诗一首：“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说杂耍很奇妙，端坐着中间的主人看不明白，周围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表面上看是说杂耍，但其实是说丁谓怂恿宋真宗泰山封禅，损耗国力，皇帝以为丁谓是好人，可天下人都冷眼旁观，都知道丁谓是一个小人。夏竦的这一暗讽，让丁谓脸都绿了。
后来，夏竦出任地方长官，干出了很多政绩，特别是当年襄州闹饥荒，夏竦以官帽作保，劝说富人拿出囤积的粮食，来救济百姓，让襄州百姓度过了难关。百姓为感激夏竦，写万民书要求朝廷予以褒奖，并在襄州为夏竦树碑立传。
宋夏两国爆发战争后，夏竦被任命为陕西四路军主帅，范仲淹、韩琦、尹沫都在其手下。韩琦两次对西夏作战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好水川任福战死，让朝廷对韩琦一片骂声，许多人都认为任福战死，韩琦要负主要责任。就是韩琦落魄的时候，夏竦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上书仁宗，把军队出发前韩琦对任福的几番交待，严禁其冒进，可任副没有听从韩琦的将令一事都一一详细禀明，这才保住了韩琦，算是韩琦的恩人。
夏竦不但对韩琦有恩，对范仲淹也很不错。当年就在宋仁宗面前举荐过范仲淹，为此，范仲淹还曾写了一封信《谢夏太尉启》，感谢夏竦的推荐之恩，说“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也就是说，在推行新政之前，夏竦与范仲淹之间至少有过一段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日子。
可是，庆历三年，谏官欧阳修、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抨击夏竦，把夏竦的枢密使职务给搞掉了，从此，夏竦就像变了一个，对革新派恨之入骨。
要知道，夏竦很早之前就担任枢密副使，进入了执政班子，但是，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对夏竦很是忌惮，就搜罗罪名把夏竦赶出了朝廷。进入地方的夏竦，憋了一肚子的气，但也默默地在地方干了十多年。他一向自诩有宰辅之才，飘零地方十余年，心中难免有郁结之气，当然，这股怨气的对象是吕夷简。可是，当庆历三年年初，吕夷简退下去之时，向宋仁宗推荐了夏竦担任枢密使，这也让夏竦十余年积累的怨气，都烟消云散了，终于苦尽甘来。
但是，让夏竦没想到的是，自己当上枢密使还没几个月，就被革新派骂为妖孽小人，特别是石介所谓《庆历圣德诗》，把自己比作“四贤一不肖”中的不肖官员高若讷，“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并且四处宣扬，把夏竦的名声搞臭了。不久，夏竦就不断遭到谏官们的弹劾，最终，宋仁宗就把夏竦撤职了，再次把夏竦赶到了地方，这怎能不让夏竦对革新派心生怨恨呢？
在夏竦看来，自己与范仲淹还算有些私交，对韩琦更是有援手之恩，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地方，都干出了不少的业绩，可欧阳修、范仲淹等人却完全不顾旧情旧恩，把他夏竦往脚底夏踩。
俗话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夏竦昔日或许为君子，可如今已彻底沦为小人。从此，惜才爱民的夏竦，就彻底黑化了，为了报复，为了夺权，不择手段陷害忠良，直到把对方搞死。
皇祐三年（1051年），夏竦病逝，获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谥号“文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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