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脚走
第一:中国的科举制度起始于隋朝。开皇七年（即587年），隋文帝设立“秀才科”，叫各州每年须选送三人，其中考取优秀的人便为秀才。到了隋炀帝时期，又开始设立“进士科”。这也便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开端。科举制度自隋朝以来，都是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朝代的不同，所考取的项目和选拔标准也都不尽相同。例如唐朝的考试方法就有“帖经”，也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只露出经书的某一行，然后考生需要把上下文给默写出来，就相当于现在的古诗文默写一样。因为唐代诗歌盛行，所以诗赋自然也成为科举考试的一部分。
到了明清两朝之后，科举制又有了新的变化，所考试的内容也就变成了我们熟知的“八股文”。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一共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可想而知它对于王朝的重要性。
第二:什么是八股文？八股文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第三:明朝的科举制度，除了最基本的选拔人才这一项功能以外，实际上它还充当了“政治工具”。所谓的选拔人才，从表面上来看无非就是单纯的看重个人能力和才华，凡是那种能力强和才华高的人，那么必然会受到皇帝的重用。但是这样的解释毕竟只是表面的，我们要想真正了解它，还需要加上一定的政治考量。从而我们会发现，科举制度的存在就必须要能综合平衡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因为只有这样，那么这套制度体系才能真正的被利用起来，也才能为帝国带来一定的利益。
第四:为什么科举八股文是禁锢了思想？
因为它有固定的程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缺一不可，而且文字必须出自四书五经中的文字。是不能随意书写的。八股文的要求严格，还多用对偶的语句，它拥有赋的排比、诗词的对偶格律，是中国古典文体的集中体现。因此你学会八股文之后，再去吟诗作赋，就显得十分容易了。
其次，八股文同样也是科举制发展到最后，为了实行公平录取考生，实行的一种制度。在八股文之前的科举考试中，唐朝以赋来取士，宋以策论来取士，这些虽然可以使考生极大的自由发挥，但是经过千百年来的累积，题目始终从四书五经里出，就会出现许多重复的现象。
因此若不采用条件严苛八股文取士，那么考生完全可以多多背诵前人的著名文章，在考试的时候直接套用。这样就不能体现考生的文采优劣程度，而完全以记性取胜。也就无法录取更加优秀的考生，还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而若是用八股文取士，那么考生就必须在了解题目的情况下，在一个限制极大的文体下发挥，这样才可以体现个人的才能。并且八股文将主观臆断的文学，改成像理科那样有较为标准的答案，很容易排出名次，而且争议较少。
最后因为八股文的题目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取的，那么就使得世人不得不仔细的研究四书五经，以及为其注释的许多典籍。这不仅会增加古典文学及中华传统美德对读书人的浸润作用，还会大兴研究整理古籍的风气。事实上，在这种“学古”的风尚推动下，也确实挽回了不少的文化古籍。
因此，明清统治者采用八股文取士有这种文体有益的一面，也有他们无奈的一面。即便八股文有很多死板腐朽的因素，也因为不适应环境而被废除，但是不得不说，八股文为明清朝廷可以公平的录用文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不能单方面的说它禁锢了的人们的思想，所以讲明清两朝的统治者用八股取仕都是为了王朝能够延续下去。
墨子小游戏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式在不断地演化，从汉代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一直到隋唐的科举制。寒门仕子的上升渠道得到有效拓宽，但在明代，在科举制中实施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文体，却遭到广泛的批评和否定，世人多评价八股文有害而无益。事实上，明代八股文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文体规范，从产生到成型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初期也能够成功选拔出优秀的人才，直到后期固化成型不良影响才不断扩大。下面，小学徒就从八股文的源起、发展沿革、影响利弊尝试回答题主的问题。
一、八股文的源起和利弊分析
（一）八股的源起
从唐宋两代的试帖诗和经义文章都能看到八股文的源流，从行文结构上看，唐代的试帖诗就与八股文有类似之处。唐代的进士科考试常以五言八韵诗的结构作为应考赋诗的标准文体，要求包括首联、次联、颔比、颈比、腹比和后比几个部分，讲究对仗工整。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著名散文《原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明朝人茅鹿门说：“秦汉来无此调，昌黎公创之。则是篇也，即为今日八股之权舆矣。”
从考试内容上看，将经义文章作为考试内容，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在王安石变法中，将唐代以来的以诗赋取士改变为以经义文章取士，改变唐代明经科的帖括试文机械默写的弊端，允许考生理解阐发经义中的意义。王安石认为，以诗赋取士只能考究文采，以经义取士才能选拔出国家需要的人才。“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 宋代经义文章内容主要来源于儒家即《四书》、《五经》，南宋大儒朱熹著述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的标准教材，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选拔标准在元代被官方正式认定和提倡，为明代八股文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在明代的初期，朱元璋和刘伯温独尊程朱理学，作为科举的规定教材，但洪武年间的科举行为文约束还没有后来那么呆板繁琐，仍存在一定的发挥空间，在洪武、永乐年间为求取人才而与科举并行还存在荐举的渠道，对以科目取士的八股文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在洪武十五年重开科举之时，朱元璋还专门颁发《卧碑文》：“四书经文策论，务要说理详明，不许浮夸怪诞，记诵旧文，意图侥幸。”反对死记硬背，使科举考试中只会写空洞经义文章的人难以入仕。
明代戴名世曾说：“经义之文，自天顺以前，作者第敷衍传注，或整或散，初无定式。而成化以后，始有八股之号。”可见，八股文在明朝早中期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范，仍有一定的发挥空间，是在成化、弘治以后，才变得逐渐死板呆板起来的。到隆庆、万历年间已形成了“为明文之衰，……亦有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趣，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以科举为目的的八股文逐渐形成了格式划一、文字固定、排偶分明、文论偏狭等基本规范，真正变为文字形式主义，文体僵化，文风怪异，内容空洞，成为批评质疑的对象。
（二）八股文的主要特点和影响
明代明宪宗成化年间以后的八股文一律采用四书五经的原文作为考试对象，内容译释必须以程朱理学派的注释为准，毫无发挥空间，格式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高度教条化、形式化。明朝中后期的八股文成为后人普遍批评和质疑的对象，普遍认为有以下三个不良影响：
一是僵化思想。科举考试是当时读书人进入仕途最主要的途径，将八股文作为取士的主要标准，又严格地将考试范围规定在四书五经等程朱理学上，且不允许随意发挥，读书人的学习涉猎极其狭隘，思想逐步僵化。程朱理学的所谓新儒家体系不但在相当大程度上割裂和歪曲了先秦时期儒家经学的本质和要义，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明代整体而言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想文化的滞后和落伍。
- 二是败坏文风。八股文有着严格的格式标准，在讲求对仗工整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八股文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远不如诗词歌赋，很多人对此持以鄙视态度。
- 三是影响士风。八股文的出现，让知识分子读书目的进一步功利化，“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翁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读书只为了做官，做官也不为国家百姓。所以有人写文讽刺这种现象，“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但小学徒认为对八股文的评价是有待商榷的，除了要区分明朝不同年代八股文的作用外。还需看到，明朝政府以八股文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文体，是公平且有效率的，有利于大规模公开考试的阅卷和评判，可以考察应试士子的文字能力和行文语言水平。一个写作能力差、不肯勤奋努力的士子士不可能在八股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事实上，在明朝八股文写作的名家里，有很多也是才富五车的大儒，如明朝三鼎甲的商辂及同时为古文名家的唐顺之、归有光、王世贞等著名学者以及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唐寅、徐渭等人，均是八股文写作的名家。在八股应试作品中，也不乏一些创新之作，比如明代会元唐顺之作《晋人有冯妇者，冯妇攘臂下车》，以孟子借用冯妇打虎回绝陈臻请求其再次劝请齐王的故事“代立圣贤言”，以新颖的方式阐明“君子之道”，就是文学史上一篇杰出的代表作。由此可见，八股文写作和科举取士对明初重学勤学的风气的养成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
小结
八股文的形成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在明朝初年八股的规范尚未完全形成，考试仍有一定的发挥余地，八股取士有利于提高人才选拔的效率和公平性，给平民阶层打开了阶级跃升的渠道。而成化之后，不断成型的八股文体，对思想的禁锢和士风的损害，实质上是权力腐化僵化带来的衍生影响，八股文体本身并无过错。
二、八股风之下王阳明、宋应星、李时珍等人出现的环境分析
题主在问题中还提出，为何在以八股文为科举主要形式下的明代，还能涌现出王阳明、宋应星等先贤，小学徒认为，除了明朝早中期八股文的格式尚未完全形成、还能发挥一定的人才选拔作用外，还有以下四个影响因素：
（一）元代实用主义风气的影响
明朝是推翻元朝而建立的，而在元朝统治过程中，并不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更加透露出游牧民族务实的文化特质，更加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早先为士人所瞧不起的“百工”因自身的技术特长而被统治者看重。为此，元代还专门设置了司天台和太史院等专科学校，元代地方官学设有具有专业划分和民族特色的蒙古字学和医学、阴阳学。
职业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天文方面，元政府派郭守敬建立科考站、计算黄道夹角、更新历法；地理方面，编修了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大元一统志》；农业方面，编撰了中国古代官方编行最早的农书《农桑辑要》。元代统治期间，职业教育的发展和科技技术的兴起，为明代涌现出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优秀人物奠定了基础。
（二）明朝中后期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
明代虽然是以极度专制的权力为特征的朝代， 但终其一朝，主要是朱元璋和朱棣两位皇帝表现出极度暴虐和极具控制欲的倾向，出现了大规模迫害文人士子的现象。而中后期的皇帝有的虽然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但在文化专制控制力度上有所减弱，比如正德间，“谏诤虽不纳，亦不甚摧折朝士”，明代后期朝廷对地方控制力有限，为学者们发表不同于正统道学意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而王阳明提倡的心学，从理论上还是导向让民众遵守儒家道德，服从专制统治的目标，明代统治者也没有下大力气去禁止此类学术讨论。王守仁于隆庆年间被追赠新建侯，且在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都反映出明王朝统治者对阳明心学的认可。
（三）明朝学院的兴起
明代是高度重视儒学教育的朝代，洪武立国时“诏天下府州县皆立学”，洪武八年年又令“设立乡间社学”。据统计,洪武年间,天下共设府、州、县学1311所,与当时全国府、州、县总数相比,平均设学率为91.49%,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形成了中央太学、地方府、州、县、都司、卫、所儒学和民间社学的三级教育系统网络图。此外,明代的私学如书院、私塾、义塾在明朝中后期也逐步发展起来。
在官学网络中，是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八股科举为主要目标的学习系统，明中期以后，随着文化控制的松动，科举的利禄化，士风的功利化，王阳明、湛若水等大儒率创书院，首开讲学之风，推动了书院的创建浪潮。大量私学书院的兴起，为阳明学等各类思想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嘉靖、万历、天启三朝曾先后四次禁毁天下书院，但仍不能完全刹住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书院的讲学论学风气。书院的创立，培养了一批不单纯以八股科举为目标，有相对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人才。比如编出《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曾跟随老师在白鹿洞书院学习。白鹿洞书院现存明代天启四年碑刻《李侯去思碑》中，宋应星作为当时１１０余受业门人名列其中。
（四）中西文化交流带来的科技促进
明代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兴盛，来华传教士不仅传播了西方宗教文化，也交流了大量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明代著名传教士利玛窦，虽然未得到官方正式许可，但趁着明朝当时松弛的海禁进入中国活动，经常在他的住所展示天球仪、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暑等天文仪器,并把他们作为礼物送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万历年间，利玛窦还和白鹿洞书院山长章潢有过亲密接触。西方文化及科学技术在逐步渗透到官方网络和学术领域当中，带来深远的影响。
小结
以八股为主体的科举虽然贯穿于明朝，但明中早期，八股规范尚未完全定型，对思想和学术的禁锢影响有限。到中后期，虽然随着八股的逐步定型和上层权力的腐化堕落，士风学风收到了不良的影响，但专制放松带来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在官学系统之外涌现出学院讲学的风气，中西文化的交流也促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元朝统治过程中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是王阳明、宋应星、李时珍等先贤诞生的时代背景。
格物小书斋
禁锢是肯定的。从泛处来说，所有的学识都对人的思维有一定的禁锢，因为要了解，就必须专注。而很多人，专注了之后就再也出不来，原因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而科举制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现实的状态，你必须把四书五经读通读透，否则就不可能在有严格规定的格式里写出好的文章。
很多人为了求取功名，在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一年又一年的读着那几本书。所谓皓首穷经，科举误人一生，在明清两朝都是常态。
科举只有在明清两朝才规定必须用八股文？八股文有固定格式，题目都规定是四书五经中的内容。而且要求八股排比对偶，还要用孔子、孟子的语气。这种规定了格式，内容，韵律甚至文风的文章，要想写通顺都难，还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发挥。所以很多文人感觉不到自己思想的重要，久而久之就不思考了。
禁锢文人思想的不仅是是文章格式，最重要的是他只有四书五经的内容，一个人一辈子就读那九本书，每一个字都要研究透，人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而且科举考试还只认宋朱理学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不能有自己的见解，固定的内容和固定的见解完全限制了举子们的思维，基本上 他们的脑袋就是一个接收器，所谓优秀，就是接受得完整。
通过科举，封建统治者向无数学子灌输着忠孝的思想，抛开忠孝的积极意义。其实这就是另一种方式的洗脑。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封建思想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思想，从而巩固他们的统治。
至于问题所提到的几个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和平常的举子还是有点不同。
比如王阳明，他从小就叛逆，立志做圣贤。后来长大了，因为父亲的状元，自己不考说不过去，才去考取功名的。所以只能说是业余举子。
至于李时珍，倒是希望功名加身，可惜屡试不第，后来生了一场病，受够了罪，深感自己祖业医学之重要，索性不考了，随父学医。所以，他应该属于中途退学。
徐霞客就更严重了，由于他的祖先当年和王伯虎一起参加科举，不仅没有得到功名，还惹上了官司。恼羞成怒，回家就让子孙不要参加科举，所以他就一失学儿童。
宋应星倒是个考科举考到45岁的人，终身都只是一个举人。他虽然把许多精力花在科举上，但本身却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而且他在哲学上推崇张载，而张载，是反对程朱理学的。
至于徐光启，这五个人里，他的科举成绩最好——进士。可这个人的信仰有问题，是个天主教徒。
所以这五个人，牛倒是牛，但都是科举中的另类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