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里，凡遇到跟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或音，都要采取某种方法加以迴避，这就叫“避讳”。“避讳”大约起至周朝，贯穿整个封建社会。避讳的方法有：一是改字，凡遇到需要避讳的字，就改用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史记》为避汉高祖刘邦之讳，改“邦”为“国”；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改“恒山”为常山，改“恒娥”为“嫦娥”。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则改“序”作“叙”，其弟苏辙则改“序”为“引”。这是最常见的避讳法。二空格法，遇需要避讳的字，空其格不写，或用“某”、“讳”替代。三是缺笔法，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将“世”之所竖折改为竖。须知避讳是一极大陋习，然受害最重的莫过于唐代诗人李贺。
李贺与韩愈、柳宗元为同代人，适逢盛唐。李贺才华横溢，少年之时已乃驰名文坛，若考进士，几无对手。一批别有用心之文人，想了一个避讳的主意阻止李贺考进士。李贺父名李晋肃，“晋”与“进”同音，说李贺考进士，不避父讳，是最大的不孝。此风一出，对李贺而言无疑是天降横祸。为此韩愈作《讳辩》，以替李贺辩解：提出“二名不偏讳，即“晋”“肃”二字，讳“肃”不讳“晋”，列举古往今来的例子。同时提出同音不讳，即“晋”不讳“进”。若同音必讳，父名如叫“人”其子则不得为“人”乎！韩愈之论，可谓掷地有声，然而并不能改变李贺之命运。迫于舆论压力，李贺始终没有考进士，年仅二十七岁便郁郁而死，可谓终生遗憾。李贺在文坛有“鬼才”之称，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很少佩服什么人，然而独爱“三李”诗，这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毛泽东诗词中“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恋老”均是李贺之原句照搬的。这则史实几乎近于荒诞，对当事人李贺情何以堪！即是今日之思，赤有不忍卒读之感。
避讳之风到宋朝时特盛。有一个叫田登的人为某州之太守，大概与今地级市的官员平级。正月十五放灯，田登自讳其名，“登”与“灯”同音。于是改“灯”为“火”。官方告示云：“本州照例放火三日。而百姓曰点灯则因不避讳太守讳而犯大不敬之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语由是生也！
这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记载于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避讳”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然而始作俑者，又非封建统治者，而是一批阿谀逢迎的无聊文人，此风一开而相沿成习，胜于法律胜过猛虎，实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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