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拉开序幕
5月5日18时，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工程研制的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搭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并成功入轨，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步——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拉开序幕。
488秒后，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和柔性充气式货物返回舱试验舱组合体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实现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首战告捷。
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为基础改进研制而成，主要承担着我国空间站舱段等重大航天发射任务，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大于22吨，是目前我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火箭
。此次飞行任务验证了火箭方案的正确性，考核了火箭的功能性能，为我国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我们在未来的两年多、三年时间内，我们将进行十一次发射，覆盖的时间段是我们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和空间站建造阶段。应该说是一个高密度的发射，又是充满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任务和新挑战的这么一个任务！
”6年前，周建平院士受聘为电子科大名誉教授，并说了这番话！
2014年11月14日，周建平院士受聘为电子科大名誉教授。时任校长李言荣院士颁发聘书。
以下为专访实录：
仰望星空 勇于追梦
记者：周院士好，您是从“三尺讲台”走到“航天一线”的。1992年您到国防科大任教时，就已开始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后来赴美国留学，也积极关注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请问您的“航天梦”是何时产生，为什么如此关注航空航天？
周建平：其实，对航天的关注，在小时候就开始了，“两弹一星”在我的童年时代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发了我对航天的好奇心和热情。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时，我十二三岁。还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播报从卫星上传来的那支《东方红》乐曲信号，还播报什么时候卫星过境。晚上抬起头能够看到卫星，让我们十分兴奋，晚上经常“仰望星空”等着它从天空飘过。
东方红一号是我国的第一颗卫星。它的成功发射，开创了我国航天史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我从小就看东方红一号，所以对航空航天的兴趣十分浓厚。大学时，我是学航空航天的。后来我在国防科技大学任教多年，从事航空航天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虽然经历了从大学讲台到航天工程的大转变，但是这个积累过程应该说从我受教育开始就有了。
记者：您留学结束后，为什么选择回国工作？
周建平：虽然我留学时拿着美国工作签证，但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中国是养我育我的祖国，有我熟悉的文化，有我发展的空间，有我发展的基础与条件，我去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留在国外。我出去就是想看看国外相关领域的进展，吸收国外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回国后和自己的团队一起做得更好。我出国时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会回来，我说：“一定会的，你们等着看吧！”
许多人出国留学结束后，会面临去留的问题。有的认为，在国外会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其实，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发展的因素很多。在我看来，当你植根在自己民族的土壤里时，你就会拥有在国外无法得到的条件。或许在某一个阶段，我国的条件没有国外的好，但条件总是会发生变化：没有条件，可以自己创造条件；条件差，可以自己改善条件。
我年轻时根本想不到中国会有今天这样的大发展。我相信，通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我们可以把中国建设得更好；只要我们不断奋斗，一定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我们的梦想。
记者：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航空航天事业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当时在校园里，对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有什么样的憧憬和期待呢？
周建平：载人航天是一个大国实力的重要体现，世界各大国都非常重视。1992年，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宝贵机会，我当时作为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师，有幸参加了立项论证。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1999年调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专门从事载人航天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央批准的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为我国的航天事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规划了明确的道路：第一步是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是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是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走过22年了。这22年，我们一直沿着“三步走”蓝图稳健地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一步一步实现了我们中国人的“飞天梦”。
携手成电 共铸航天梦中国梦
记者：与“两弹一星”一样，载人航天也是我国重大战略工程之一。“两弹一星”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但许多人对空间科学的战略意义并不了解。与反对“瓦良格号”一样，有人认为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空间探测，是“望星空”但“不接地气”。您认为“飞天”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周建平：科学事业的发展，不能这样算“眼前账”。在人类文明史上，强烈的创新追求和发展欲望，激励无数科学家投身“发现的事业”，助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在农耕时代，最“接地气”的事情就是种粮食以解决温饱问题了，如果那时候反对用“纳税人的钱”投入科学和工业科技的研究，人类就不会步入工业时代，世界也就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了。
如果没有探索和发现，我们就不会对我们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如此了解。如果没有环球航海探险，就不会有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会有今天的全球化时代。
现在航天事业的发展，并非只“望星空”而“不接地气”。实际上，航天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此后的人类通讯事业会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导航定位，那是因为卫星导航技术的成就；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天气预报，也是气象卫星的功劳。同样，载人航天事业不仅仅体现着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愿望，它也带动了很多工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科学事业的繁荣，是“很接地气”的伟大事业。
人类发展的视线不应仅仅停留在当前利益上面。当然，当前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人类必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探索新的发展方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追求，人类的发展会受到严重限制。
记者：您曾说过，“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过程，就是具体践行中国梦的过程”。您对“中国梦”有什么样的理解？科技工作者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梦”呢？
周建平：中国是一个有着灿烂文明的世界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民族，“中国梦”是一个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伟大梦想。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上拥有了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在我成长的这几十年里，一天天看着国家发展、进步，感到非常骄傲。我上大学时，我国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当时根本不会想到会有今天的发展成就。上世纪80年代，我到国外时，很感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可是你现在看看我们中国，很多方面赶上了西方国家，甚至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你可以看看五十多年前成电建校初期的老照片，再看看你们清水河校区今天的新气象，就会有和我一样的感慨。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正在一步步努力追赶、一步步超越。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前列，能够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引领世界发展进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记者：“成电梦”是“中国梦”的一个篇章，成电是伴随着强国梦、强军梦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2012年，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在“学科拓展”大背景下应运而生。早在2009年，您曾莅临我校指导空天科学技术研究院（我校航空航天学院的前身）的建设发展。请问您对我校航空航天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有什么评价和建议？
周建平：我2009年来过电子科大的老校区——沙河校区，今天又来到清水河校区，看到了电子科大这几年来的快速发展，让人很羡慕、很赞叹。
电子科大是一所独具特色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具有传统优势。学校也一直致力于为国家的高新科技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之前的空天院到现在的航空航天学院，学校一直积极参与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双方也因此建立起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和越来越深厚的友谊。
这次我很荣幸能够担任电子科大的名誉教授，也十分希望能够促进电子科大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交流，促进学术与工程的交叉融合，使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能够把我们在大型工程方面的经验带到电子科大，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一种创新的活力，凝练更多的工程课题，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进步——我相信，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这项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改革创新 挖掘全社会潜能
记者：近年来关于“体制创新”的讨论比较热烈。最近中国科学院也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率先行动”，引起广泛关注。您怎么评价中国的科技体制？对科技体制改革有什么建议？
周建平：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但进一步发展面临很多约束。这就需要更全面、更深刻的改革来推动。这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科技体制的改革。建设一个能够让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各种主体都能够释放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对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和产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领和管理作用，尤其是在核心科技、重大工程等方面，要做好蓝图、搭好平台、理顺机制；另一方面，要释放活力，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光靠政府是有限的，必须挖掘全社会的创新潜能。
记者：科技创新也离不开创新人才培养。据报道，您在大连理工大学求学时，曾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工程师和教育家钱令希先生的“忠实粉丝”。请问，钱老当时是怎么培养学生的？对您的成长产生了什么重要影响呢？
周建平：在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读研究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在那里，我有幸得到了钱令希、唐立民、钟万勰、程耿东、周承倜等成就卓著的老师的教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钱令希先生。钱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工程力学专家，当时特别强调学术和工程的结合。他强调，学习力学绝不能满足于理解力学理论，而应具有很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当时钱先生领导工程力学系的老师们设计的很多重大工程结构，都是我们课堂教学的典范。
把学术和工程结合，这是钱先生等老师们植根到我意识深处的重要理念。作为一个好的工程师，一方面要具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工程实践。作为科学家，你的洞察力可以让自己的判断具有独特的前瞻性，看得更多、看得更远，统筹全局、洞察未来；而作为工程师，你要具备从复杂的实际问题中看到本质、抓住关键的能力，可以用简单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把科学的底蕴在工程实践中充分施展出来。
记者：钱学森先生是我国航天人的典范，为实现中国载人航天从无到有打下了坚实基础。关于人才培养，他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被称为“钱学森之问”。时隔多年，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周建平：钱学森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中国科学家。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先驱，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都是在钱老等老一辈科学家奠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他在物理力学、应用力学、工程控制、复杂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航天人都很敬佩他。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对钱老所做的工作十分感兴趣，并认真研究过他的博士论文。
“钱学森之问”反映了钱老对我国培养出伟大的战略科学家的殷切期待。作为后来者，我感到很惭愧。钱老作为伟大的战略科学家，他那广博的知识、强大的创新能力，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要成长为顶级的工程师，需要在科学上努力追求，达到很高的理论造诣，这样可以为做好工程提供巨大的后劲和潜力，这也正是我们的教育以及每个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的。
钱老是一名伟大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当然，获得这样的素质，并非一朝一夕。对年轻学子来说，一定要脚踏实地、艰苦努力。没有什么成果是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得到的。弗莱明发现青霉素，袁隆平发现那株野稗，看起来都是偶然的，但如果是一个“门外汉”，即便放在眼前也“发现”不了——具备足够的知识素养和理论基础十分重要。
创新是一条长期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任何捷径可图。要成为大师如此，要做好一件事情也是如此。美国苹果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它能把事情做到极致，把苹果的产品做成了一个个艺术品。这与苹果的坚持和积累密切相关。
同时，同学们还要认识到，在现代科技发展中，团队协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前沿技术领域，没有团队的智慧，就无法完成交叉融合和集成创新。所以，不仅要脚踏实地，还要具有团队精神，注重协调合作，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记者：据报道，您在自己孩子的学习方面，“管得并不多”，拒绝把孩子送到“奥数班”。为人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所以总忍不住多管管。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怎样“管”更能帮助孩子成才？
周建平：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学习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要创新，只有知识还不行，必须要有运用知识的能力、有思考的能力，也要有团队精神和协同能力。我期望孩子以后能够全面发展，而不是只能做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
我们还需要鼓励孩子寻找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兴趣。只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再聪明的孩子，如果不感兴趣，或许会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会取得大的成功。
孩子也要打好基础，但基础包含方方面面。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打什么基础要有一个选择过程。我并不赞成孩子去上“奥数班”，我的孩子从没有上过这种辅导班。把“奥数”作为一种有趣的探索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主业，就成了大问题。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面对简单的小学生“奥数”问题时，需要用代数等比较高等的数学方法才能够解答出来，我觉得不应该把这种能力作为对小孩子的要求或者是评判标准。
我也反对“题海战术”，如果你能够深刻理解课本上的知识，不用做那么多同类型的题也能够举一反三，而且，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用的知识。否则，“赶上了做过的才会做”，纯粹靠运气，反而靠不住。人的精力有限，要学会分配精力，否则，就会浪费精力，束缚自己，产生负面效应。
跨越式发展 和平开发利用太空
记者：您曾指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晚、技术差距大，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是不行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国的航天事业有哪些创新呢？
周建平：和俄美等载人航天强国相比，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起步晚了很多年。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度进入太空，到现在已经53年；1969年，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号登上月球，距今也已有45年。从时间上讲，中国和俄美的差距相当大，因为我们起步晚，但是，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很快、质量很高。我们一直致力于用当代的先进技术，瞄准当代的国际先进水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
例如，我们的载人飞船瞄准的是当时俄罗斯“联盟号”飞船的水平。“联盟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在役使用的载人飞船。现在，经过自主研发和艰难攻关，我们“神舟号”飞船和“联盟号”飞船都拥有三舱结构，拥有同等水平的功能和性能，并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我们的出舱活动也与现在国际空间站所用的舱外服务具有同样水平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且第一次试验就取得成功。再如我们的交会对接技术，采用自主研发的测量控制方法和设备，达到的精度也是当代国际前沿水平。我们现在研发的空间站，也一样瞄准当代的国际先进水平，建设中的中国空间站，富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能使我们掌握空间站的建造和运营技术，又能在前沿科学领域开展新的探索、取得新的发现、做出新的贡献。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的空间站在能源技术、经济性等方面，都将实现超越发展。我们期望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中国人的贡献，既充分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又努力实现从跟随发展到引领发展的跨越。
记者：最近欧洲的“菲莱号”航天器成功登陆彗星“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与载人航天或探月工程相比，登陆彗星是不是更有技术难度？印度的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号”刺激了许多网友，近日的珠海航展也首次展出了我国的火星探测器，请问我国是否已经掌握了火星探测技术？
周建平：从我国现在掌握的航天器技术、控制技术和测控技术等方面来看，探测彗星和火星都是可以实现的。实际上，这两项探测和发射一颗高轨道的卫星相比，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技术。从运载能力上讲，如果探测器的重量不是特别大，我们就可以用我国现役的或者正在研发的火箭将其送到月球轨道或其他行星轨道上去。彗星和行星探测是宇宙探索和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人类探索和了解宇宙的伟大事业，需要确定好的科学目标，研发高水平的探测设备。如果要实现登陆月球和火星，我们还面临很多的技术挑战。嫦娥三号实现了我国首次无人登月，是一项重大的技术成就。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首次登陆月球采样返回，技术难度更大。
难度更大的还在于载人飞行，这是比单纯运送探测器复杂得多的技术系统。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全面转入空间站阶段。目前中国以空间站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货运飞船、CZ-7和CZ-5B为代表的新型号运载火箭研制均已进入初样研制试验阶段，“天宫二号”任务也按计划组织实施。
美俄日与欧洲航天局成员国等16国建立的国际空间站将于2020年停止运行，届时中国的空间站或将成为历史上第三个、世界唯一运行的空间站。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必将为世界和平开发利用太空做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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