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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的核心观念是“人”，“文学是人学”只有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才会成为可能。现代文化作为发源于欧洲的文化范式，“人”的发现最初是以“自我”的发现开始的。如果我们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小说发展来看，欧洲近代小说是对“人”自身的认知，这种认知几乎是一种现代文化的无意识。相对于欧洲现代文学发展较晚的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国的文学，也都在其本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之后，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将小说描写的对象放在对“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上。
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人所生活的外在世界和体验的内在宇宙，成为现代小说表现的内容。这些小说作品，向读者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人生和复杂多变的世界。从而不断地为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提供巨大的思想源泉和精神支持。以小说为主体的近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古代文学不同的特点。小说产生于市民社会，代表的是民间立场，这在小说的近代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当“人”的主体确立后，小说描写的对象，由具有抽象人性特征的某种类型的人，变为具体社会现实中的个人，使小说的表现内容日益具有敞开性和多样性的趋势。
现代小说是现代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存境域的真实反映和主体感受的真实表现。这就决定了小说的时代性，比以往的任何文体都鲜明。现代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则是世界性。欧洲文艺复兴初期，新大陆的发现，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为小说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法国思想启蒙时期，中国的文化，包括当时的小说，就曾对启蒙思想家和法国文化界产生过影响。正是在现代文明向全球急剧扩张的历史背景下，18世纪的大文学家歌德才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想法。
歌德
小说作为近现代文学的主流，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现代性文明由欧洲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从15世纪到20世纪，先后经历了几个大的流派变迁。先出现的现代小说流派，不断对后来的作家产生影响。先是欧洲各国之间，后来扩展到美洲，俄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几乎每个国家在进入现代文化转型期之后，都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将之前产生的文学流派演绎一遍。经过现代文学观念洗礼之后的作家们，对于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遗产，在开始接受和学习时，总是需要一个理解、消化和选择的过程，然后才能形成一个较稳定的创作方向。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日本和中国，表现的尤其明显。由于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欧洲的近现代小说已经发展了近四百年。俄国发展了一百多年，而日本也有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在同一时期，受意志哲学和精神分析等反理性思潮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一战后开始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等文学传统，产生巨大的冲击，在欧美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因此对于“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们来说，可学习和借鉴的文学思潮和流派极其丰富。
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为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暂时的宽松条件。渴望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和文学青年们，在“五四”文学革命激情的鼓舞下，对于大量译介过来的外国文学进行了广泛的吸收和借鉴。并且很快就在探索中，创作出了一大批各有特色的新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显示出了“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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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学革命为先锋的思想启蒙运动。因此，新文学一出现就带有启蒙的性质和特征。但新文化运动是“文学的启蒙”，而不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倡导的“启蒙的文学”。新文学之所以会有启蒙的作用，乃是因为其坚持了文学的审美本体论。“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20年代初，中国像其他先后进入现代文学转型期的国家一样，出现了现代文学流派。现代文学流派的出现，是作家个性觉醒的表现。文学流派是由具有相同文学理念和创作风格的作家，以文学杂志和刊物为阵地所组成的创作团体。
受“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影响，最先出现的新文学流派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乡土写实派。文学研究会秉承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以“为人生”为创作宗旨的作家们，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直面当时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社会的黑暗与人生的不幸，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将当时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大胆而真实地描写了出来。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文学手法的运用，广泛地吸收了当时东西方各国文学的精华。从而避免了现实主义的欧化特征，为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创造社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他们高举“为艺术”的大旗，以“个性解放”的姿态，真挚动人的笔触，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在个性倍受压抑的社会中，生活的艰辛和内心的苦闷。体现了在封建礼教文化束缚中，人对个性和尊严的呼唤。创造社的作家们，不但接受了西欧和日本浪漫主义的影响，对唯美主义也有所吸收和借鉴。为30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出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沈从文
乡土写实派偏重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但与文学研究会不同的是，他们描写的对象是中国乡村中农民的生活状态。乡土写实派是非常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文学流派，他们站在启蒙或怀旧的立场上，对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受宗法礼教文化影响最深的乡村农民生活方式和地方习俗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对国民性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乡土写实派对传统中国宗教民俗和民间文化的描写，形成了其独特的审美范畴。他们直接受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响，间接地受东欧和俄国等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相似，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民生活作品的影响。
乡土写实派对三、四十年代，以及建国后以乡村和农民为题材的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派中具有古典情怀的作家，影响了三十年代京派作家群的创作。京派作家们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情趣，在借鉴西方田园诗意小说的基础上，重新将中国古代的田园理想表现出来。
这说明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并不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照搬。而是中国现代作家，在广泛吸收和借鉴东西方现代文学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现代中国社会和人生的现实描写。尽管他们采取了客观写实、主观抒情和诗意呈现等多种表现形式，但都是对时代的真实反映和表现。20世纪30年代之后，尽管由于时代的风云风云变幻，救亡取代了启蒙。无论是主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还是偏重古典精神的京派小说，倾向现代意识的海派小说，以及各种流派和个人的创作，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启蒙的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中。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至今仍然被人们重视和喜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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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又一次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新文学。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批判和思考“文革”发生的社会和文化根源，是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主题。
新时期复出的“伤痕”作家们，在小说中表达了一种在苦难中的“殉道”意识。小说表达的主题，是圣徒在受难中仍坚持信仰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这种表达，很难让人对他们采取同情的态度。这些复出的“英雄”们，体现了伟大的“宽恕”精神，但却在这种精神中躲闪着“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伤痕”文学对“文革”的认识，缺乏理性的反思，曾经的苦难很快就被复出后的痊愈所掩盖。“反思文学”在“伤痕文学”从感性角度对“文革”中的不幸和苦难进行倾述之后，加入了理性的批判和思考。其表现视野从“文革”延伸到更早的历史时期，通过人物几十年的命运沉浮，来探讨“文革”产生的根源。但由于其反思只限于社会政治层面，不免缺乏思想和艺术深度。
尽管如此，“伤痕”和“反思”文学，毕竟通过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价值和文学对人的尊严的关注。使“人”在新时期再度成为文化价值观念的核心，并确立了“人的文学”的方向。伤痕和反思文学，如同梁启超在世纪初倡导的政治小说一样，将文学作为启蒙的传声筒，走上了方法论的老路，没有真正恢复文学的审美本体论。在伤痕和反思文学之中，出现一个特别的群体“知青作家”，他们的小说被称为“知青小说”。如果说“伤痕”和“反思”小说，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特征的话，那么知青小说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带有青春激情的浪漫主义气息。知青小说有伤痕文学的一面，超越了社会政治层面。如果说“伤痕文学”的立场是对过去历史的揭露和批判，那么“知青文学”则更多是对那段往昔岁月的怀念。由于立场和境遇的不同，后者的态度更多的是“青春无悔”，而不是的“痛定思痛”。知青作家在返城后开始了新的生活，感受到了新的时代精神，作品也开始由“文革”向“文化”转向。正是“寻根小说”的出现，实现了由“启蒙的文学”到“文学的启蒙”的过渡，新时期小说由对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了对精神文化的探索。“寻根小说”没有了“伤痕小说”的激烈批判，也少了“知青小说”的浪漫激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的探寻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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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小说”是伴随着中国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而出现，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源头的寻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爆炸”，让寻根作家们看到了一种在现代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本土化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而“寻根小说”试图要在被解构的传统文化废墟中，寻找可以支持现代文化发展的精神文化资源。通过对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加以发掘，来对现代文化进行纠偏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寻根作家们在对民族根性进行寻找和挖掘时，所遭遇到的仍然是在落后家族和村寨中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回归传统的尝试，不得不再次回到“五四”启蒙运动所面临的问题面前。寻根的失败，并不能说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没有可取之处。而是寻根作家们没有找到真正的方向，汪曾淇的小说，就显示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神韵。
当“寻根文学”对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追求落空后，这种深度写作模式也同时被新崛起的一代作家，他们比“寻根作家”更加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对其进行学习和模仿中，开始了一场被称为“先锋文学”的小说形式探索，使文学的启蒙迅速地变为审美的狂欢。先锋作家们在移植西方现代小说叙事形式和技巧时，脱离了时代的现实语境。放弃了启蒙文学的人文关怀和寻根文学对文化深度的探求，使小说在进行形式创新的同时，远离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随着90年代消费主义的出现，欲望书写极度泛滥。启蒙话语和人文精神，彻底地被各种以“新”为标志的新写实、新历史和新生代小说，以及各种迎合市场趣味和大众欲望的写作所消解。中国新时期之初的启蒙文学，在20世纪末重复了世纪初“启蒙的文学”的命运。中国近百年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经过两次高潮之后，几乎又回落到了原点。所不同的是，百年前的启蒙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让中国由蒙昧落后的前现代文化状态，向现代科学理性文明转型，实现个性解放和民族独立。而百年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现代文明遭遇严重危机，启蒙理性权威瓦解的境遇下，如何实现个体价值和重建精神家园。
90年代的小说，虽然被以各种“新”思潮命名，但这一时期的小说，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无任何真正的创新可言。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物质和欲望的大潮，彻底淹没了启蒙精神和人文理想。作家和知识分子们不是难以抗拒物欲诱惑而自甘堕落；就是完全地埋首书斋脱离现实。中国当代文化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几乎回落到了“五四”前的状态。在物质欲望中迷失的作家，为迎合市场化的商业要求、小市民的窥视心理，不断地在媚俗的书写中制造各种变态的欲望想象。这种低俗写作倾向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作家理想人格的丧失，另一方面反映出商品拜物教成为了人们的普遍信仰。人一旦被欲望所征服，就会沉沦为金钱和商品的所奴隶。
新世纪之初，这种写作情况愈演愈烈，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从“新概念”大赛和“网络文学”中脱颖而出的“80后”文学，虽然显示出了一股不同于90年代低俗之风的新鲜气息，但很快就被纳入到了图书市场的商业运作之中。很多80后青年写作者，也成为了为市场而写作的卖文写手。成为言情、武侠、玄幻、穿越等消遣文学的制造者。与此同时，一些80后作者由于其过于鲜明的个性，与主流文坛产生了矛盾，致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不被文学界所认可。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在世纪之初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的“死亡”。
近百年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小说精神的死亡正是“人之死”在文学上的体现。当作家的道德人格被出卖，失去了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和社会责任感。以“非人的文学”取悦大众的感官，麻木人们的心灵时，需要新的启蒙作家重新唤回人和文学的尊严。让启蒙的精神之光，穿透遮蔽人们心灵上的层层阴霾，使人的个性获得真正地解放。20世纪初和世纪末两次启蒙的未完成，导致了文学本身精神品性和艺术价值的丧失，同时带来人的信仰失落和道德沦丧。人被异化为“非人”。而只有再次出现新的启蒙，才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启蒙的文学”不但不能实现启蒙民众的作用，反而会让文学本身失去其独立的精神品性和艺术尊严。因此，我们要继承新文化运动将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伟大传统。再次实现“文学的启蒙”，恢复小说的精神品性和艺术尊严。以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表现新的存在意义和思想内涵，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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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提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是他给现代人提出的启蒙口号。对于中国的“五四”启蒙者来说，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将“人”从宗法礼教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科学”实现人对自然世界、“民主”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改造，实现个性解放和民族独立。尽管鲁迅当时已经看到科学理性观念所具有的隐患，但这是人类在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巨变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所以仍然以“呐喊”来支持“文学革命”，以鼓舞那些为打破铁屋而战斗的精神战士们。
现代性启蒙，是对以“神”为价值核心的古代文化的颠覆，其结果是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价值。而后现代思潮，通过对现代性文明的质疑和解构，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这说明后现代对启蒙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吗？我们先看一看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态度，他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表示：“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后现代对启蒙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仍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后现代性与其说是现代性的反面，不如说是对现代性核心价值理念的不断保鲜。因为任何新的文化观念，一旦被确立为时代的主流文化形态就容易变得僵化，进而异化为一种权威的意识形态和宏大话语。启蒙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人、科学、理性，一旦在启蒙运动之后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大众文化意识中习焉不察的自明真理，就会失去其本真的意义。异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表意符号，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对个体的自由造成新的束缚。启蒙现代性以“人”取代了“神”，将科学理性视为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社会乌托邦成为无可质疑的解放道路。那么人的主体性必然会重新丧失，自由和个性遂被压抑和泯灭，人摆脱了神而又重新地被自身所束缚，同样违背了启蒙的初衷。又回到了康德所说的“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康德
后现代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现代文化观念的自我深化和价值保鲜。后现代思潮作为一次“后启蒙”，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不彻底性的一次超越。肇始于西方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在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确立了不同于古代以“神”为核心的一系列文化价值体系。但这只是方法论的变革，不过是以新价值取代了旧价值，但没有从本体论上彻底地根除古代文化的认知范式——形而上学。启蒙现代性，以作为“主体”的“人”取代了“实体”的“神”；以尘世的乌托邦取代了天国的伊甸园；以自由的理性王国，取代了永恒的上帝之城。这种价值的置换，并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认知范式。以前人是上帝的奴仆，杀死上帝之后成了魔鬼的奴仆。
后现代启蒙者，比现代启蒙者更深刻地看到了古代文化的认知范式——形而上学——仍然存活于启蒙运动所确立的新价值之中，并且不断地异化启蒙现代性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因此，后现代思想家们以最坚决的姿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形而上学，及其在人文学科领域最根深蒂固的存在方式——逻各斯中心主义。从现代性的启蒙到后现代性的再次启蒙，经过几百年的时间，现代文化观念在对古代文化价值的颠覆和解构之中，逐步深入地确立了下来。在此期间，古代轴心文化认知范式的基本方式“理性——哲学——形而上学”以解构自身的方式被消解了。或者说，柏拉图挑起的哲学与诗歌之争，在延续了两千多年之后终于有了结果。理想国的哲学大厦被拆毁了，被驱逐的诗人开始了返乡之旅。
新轴心时代，文学取代哲学成为最主要的文化载体。人类文明的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纪元。我们在新世纪的启蒙，有必要继承新文化运动将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传统。以小说界的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将思想启蒙的现代性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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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的主潮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因为“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思想启蒙。在社会动荡不安的革命和战争时代，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必然会使文学采取这两种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就如同18世纪的法国思想启蒙和19世纪的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一样，在相同的革命和战争时代，文学的表现形式必然要与时代的文化环境相适应。
而新千年文学启蒙，在形式上采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乃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氛围所决定的。当然，就如同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一样，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不同于20世纪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对种种形而上学和宏大话语的解构，现代主义对本真存在和精神家园的追求，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敞开的游牧精神和灵魂返乡的诗意栖居，是相辅相成的。思想对存在的道说和诗意对神圣的命名，也是密不可分的。新千年文学革新，既是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同时也是一场文艺复兴，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先声，也是世界文明新时代到来的曙光。
王小波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一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正是这股来自源头的活水，保证了文学不断地以更新的形式，实现其自身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无论是古代中国由秦文、汉赋到唐诗、宋词的演变，还是西方近代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更迭，都体现了文学发展中的这种客观和普遍的规律。
如果说每个时代的主流文学对其时代来说是“现代”的，那么下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相对于它来说，必然具有“后现代”的意味。这种在表现形式上的颠覆和超越，在每两个文学时代的过渡时期，都会以“改良”或“革命”的方式出现。我们不拘泥固有的形式，而是适应时代的变化，主动地参与到这一永恒的交替游戏之中。
我们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融合，乃是“变”与“不变”的结合。变的乃是新旧交替的艺术形式，不变的乃是文学所守望的精神价值。而且我们强调，对旧有僵化文学形式的突破与颠覆和对前代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延续，是共同存在的。既要反对使新文学成为一味强调写作手法的变换，而忽略对作品精神品性的重视，成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华而不实的叙述游戏写作；同时也反对放弃文学的审美艺术性，将文学作为思想传声筒的功利性写作。因此，我们强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融合，以实现文学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诗意表现与思想深度的结合。在20世纪的文学家中，乔伊斯、卡夫卡、鲁迅、昆德拉、卡尔维诺、王小波等作家，都是这两方面结合的典范。他们作品中的艺术创新和思想探索，是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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