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产生许多怪现象，出现许多畸形人物，如被阉割的太监、禁锢冷宫的宫妃、无法无天的土皇帝以及横行无忌的衙内等。
在元曲的许多剧目里都有衙内这种怪物，俗称花花太岁。这种怪物虽然也被叫作人，却没有人味。他们一不用学习，二不用种田，三不用做工，专干吃、喝、玩乐，调戏污辱抢偷女人的勾当。
譬如《黄花峪》里的蔡衙内，在酒店里听到刘庆甫的妻子李幼奴唱曲，硬要人家陪他喝酒作乐，并叫他作“亲亲的义男儿”，倘若不肯，就要吊打。幸好梁山好汉杨雄赶至，救了李幼奴。但蔡衙内并不甘心，在小路上又抢走了李幼奴。这是衙内特有的行径。《黑旋风双献功》里的白衙内更为嚣张。他拐骗了孙孔目的妻子，还借个大衙门来坐三日。孙孔目去告状，白衙内不问原委，一下就把他打入死牢。孙孔目申辩自己是原告，白衙内说：“我这衙门里则枷原告。”衙内就是这种角色。他们背后有靠山，连大衙门也可以借，任由衙内胡作非为。
为什么元曲里会出现这么多的衙内形象呢？由蒙古王公贵族和为虎作伥的色目人、汉人组成的权豪势要是元代社会的特权阶层，这些人凭借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常常把持官府，欺压百姓，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抢掠民妇。《元史·张珪传》记载：“比者额森特穆尔之徒，遇朱大臣妻女过省门外，强拽以入，奸宿馆所。”人有权势，国无法度，或虽有法度，权大于法，必然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熟悉中国戏曲舞台和社会舞台的观众，对衙内这种怪物并不陌生。
《水浒传》里的高衙内，比元曲里的花花公子表现得更为卑劣。他在游逛岳庙时看中了林冲的娘子，拦住调戏，随后设计骗去陆谦家中企图污辱。初看，似乎只是一般的流氓行径。看了整个过程，才知与一般流氓行径大不相同。社会上的流氓多半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欺凌没有社会地位的民间妇女，一旦被人发觉，便溜之乎也，寻找时机，另外猎取别的对象。而高衙内则不同。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调戏妇女。当他得知他所调戏的妇女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妻子，不仅不敛手，相反，更表示非抢夺到手不可。若想娶妻，天下女子多得很，为何非要强娶有夫之妇而且是禁军教头的妻子不可呢？林冲作为枪棒教头，武艺高强，抢走他的妻子，就不怕他寻仇报复吗？但高衙内全不理会这一切，一门心思只要把林冲娘子弄到手就行。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高衙内的干爹高太尉得知螟蛉子图谋林冲妻子未成而病倒，将作出什么反应呢？且不管他的道德良心如何，只要是稍为讲点体面的官僚，必定会给如此为非作歹的儿子刮个耳光，让他清醒清醒头脑。至少也会给予劝阻，不准儿子再横行霸道。激起公愤，对太尉坐稳的宝座大大不利。再不然，给儿子物色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让他快点成亲，也是个解救的办法。要做到这一点，对高太尉来说，也并非难事。可是，这位官大权重的干爹，竟然和他的干儿子一样，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他一不训诫，二不规劝，三不为之娶妻。为了满足干儿子的卑劣欲望，竟设毒计陷害林冲：叫心腹假装卖刀人，把一口宝刀卖给林冲，再唤林冲到太尉府内比刀。林冲不知是计，便持刀来到白虎堂前，顿时猛醒：“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急忙转身，早被高太尉喝令左右拿住，解往开封府，诬陷他“谋刺本官”之罪。位居殿帅府太尉的高俅，竟然作出这种纵子作恶、陷害林冲的伤天害理之事，真是天下奇闻。
开封府尹听了林冲的申诉，知道此中必有蹊跷，却假装糊涂，不敢查明真相。当案孔目孙定，为人耿直好善，查明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深知林冲含冤负屈，便婉转地在府上说知就里，禀告府尹：“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不听，反问：“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不免仰天长叹：“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痛斥他胡说。孙定鼓起勇气申辩：“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被驳得哑口无言，有罪的毕竟是高俅父子而不是林冲，因此，不敢遵照高俅的吩咐定林冲以死罪。但慑于高俅的权势，仍然断了林冲“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官府明知高俅父子伤天害理，林冲含冤负屈，仍然不敢秉公执法。结果，犯罪的逍遥法外，无罪受害的发配沧州牢城。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由此可见，高衙内调戏诱奸林冲娘子，决非一般的流氓行为，而是高俅父子凭借太尉的地位权势来迫害林冲。
高衙内为什么敢于这样为所欲为？因为他深知：第一，父亲位高权大，而且正得到徽宗皇帝的宠信；第二，干爹爱惜自己，必会尽量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求；第三，开封府受太尉管辖，只能唯太尉之命是从；第四，林冲虽然是个教头，但无权无势，内心纵有不满，岂敢用鸡蛋碰石头。这种想法是自古以来衙内们通常的心思。因此，可以说，有专制，就必有衙内，专制是滋生衙内的社会土壤。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衙内这种怪胎也就生生不已，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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