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有故事，藏品活起来。笔者收藏了一枚民国“伤兵之友”证章。该圆形铜质证章，珐琅彩已随时间脱落，但图文斑驳可见，纪念章中间有一个红十字，四周写有“伤兵之友”4个字。背面文字已不可辨认。
民国伤兵之友证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侵华规模。随着战事的全面推进，中国军民，特别是前线的广大官兵的伤亡愈来愈惨重。一时间，伤兵问题凸显严重。在此时代背景下，广大爱国人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积极投身到爱护伤兵、支援抗战的时代洪流中来，兴起了“文化劳军运动”、“捐募寒衣运动”、“节约献金运动”、“伤兵之友运动”······
例如，比较突出的长沙伤兵问题。一方面，所有商号、旅馆几乎完全被伤兵占住了。街上，伤兵三五成群、横冲直撞，滋事事件时有发生，长沙俨然成了一个“伤兵世界”。另一方面，伤兵从车站下来没有得到适当的收容，重伤的没人照顾，伤愈的也没有严格的管理，医疗缺乏，到处遭冷遇。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不能忍受之痛苦，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急需处理解决。
1938年12月，徐维廉等一部分人士在湖南衡阳，目击惨状，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原则，曾捐款7000余元，制备寒衣，于圣诞节日，分赠伤兵， 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建立抗战时期第一个伤兵之友社，救助战时受伤的国民政府军队士兵。这是为“伤兵之友”(Friends of the wounded)运动之发轫。这一运动从湖南衡阳发起，很快受到国民政府的推动，在大后方地区广泛推行开来。
“伤兵之友”社的四大工作：特别营养、减疮减疥、洗缝工作、供给卫生用品。这个运动在一年里面获得了几百万个人参与，二百万多元钱捐款的成果。当时人人都以襟上缀有那个小小的蓝边、白底、红字的徽章为荣。重伤医院里协助“伤兵之友”社工作的有：妇女慰劳总会的服务队，女青年会，救世军，公谊会，中国红十字会，还有派来实习的那些“伤兵之友”社的服务员。
1940年2月19日，正值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日，蒋介石特在演说词中昭告国人，号召国人积极参加“伤兵之友”运动。同日，伤兵之友社总社在重庆成立，宗旨是唤醒全国民众爱护受伤将士，支援抗战，以扩大“伤兵之友”的大运动。总社聘请孔祥熙、蒋宋美龄、叶楚伧、陈立夫、谷正纲、黄仁霖、徐维廉等36人为理事，并推定孔祥熙为理事长，积极推行此项运动。
孔祥熙
1940年4月1日，由宋庆龄提议的“香港妇女界征求伤兵之友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宋蔼龄 任会长。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向“伤兵之友”征集活动捐助了一笔款项作为行政开支，并认领了100份“伤兵之友”证章。宋庆龄还长期保存了一枚“伤兵之友”证章，现收藏于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宋氏三姐妹
伤兵之友总社积极推动并协助各地分社的成立。渝市总社成立以后，除由各地分社前来备案外，国内各地纷纷成立分社，诸如贵州社、四川社、湖北社、湖南社、广西社、广东社、江西社及陕西社。甚至远在祖国边陲的新疆和西藏均在积极推进成立。渝市伤友社自发动征求伤兵之友运动以来，成绩十分突出，发动之后第四天，第一次征求结果揭晓时，伤兵之友人数就达4万余，募款21万余元。
据统计，1940年至1944年，国内共成立分社141处，其中陕西25处，广东22处，湖南和四川均为16处。正如孔祥熙在一次广播中讲到：“······当时只希望各大都市成立分社，······谁知在短短的时间，超过预算6倍到8倍”。
与此同时，在海外的华侨社会，伤兵之友运动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推行。广大爱国华侨及国际友好人士纷纷慷慨解囊,踊跃输将,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做出了极大贡献。
综上，民国“伤兵之友”证章向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伤兵之友”运动，它是全国人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鼎力支援抗战的壮举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政府指导的群众性运动，救助了大量战时受伤士兵，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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