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义利之辨”——朱熹“义之和处便是利”】

朱熹画像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在吸收先前理学思想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他将理作为世界的本体，成为人们在行动中必须遵循、服从的最高旨意，完成了将伦理道德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理论构建，其在义利观上提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表明了义利观问题理学伦理思想体系中的纲领性地位。

义利是普遍存在的

朱熹认为“义”与“利”可以概括和解释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和方面。他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并对义利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定义，认为 “义者，天理之所宜。”又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为义”就是通过内心的自我控制也就是“心之制”而达到事事符合宜也就是“天理”的规定。

朱熹书法

对于“利”朱熹认为“利者，人情之所欲”，“为利”就是计较利害于事前，如“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禄，皆为利也”。

鉴于朱熹对义利普遍性和现实性的认识，他特别强调义利辨别的重要性，做出了“学无深浅，并要辨义利”的主张。

道义论的“唯义”

在道德价值领域里，基于对义做出的“天理之所宜”的定义判断，朱熹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道义论色彩，在他那里“为义”是作为仁人志士的唯一正确的行为方针和价值取向。在行义上朱熹坚决地反对功利，认为“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33]，认为行义必须对功利做到心无旁骛，他说：“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34]，他完全赞成董仲舒“正义不谋利”的观点，认为君子所取得行为方针应该是“只知有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或者“不顾厉害，只看天理当如此”充分体现了朱熹义利观的道义论实质。

在道德价值观范围之外，朱熹并不完全否认功利。他在解释《易》所谓“利者义之和”时说：“义之和处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义之和处，安得谓之不利！”由此可见，朱熹从道义论的要求出发，主张人们通过维护“君臣父子各得其宜”的伦理纲常获得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赞成从肯定利的合理性的角度出发去维护义的行为，朱熹最终是要教人“只认义和处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在他看来“盖凡做事只循这个道理去做，利自在其中矣”，作为君子一定不能在行义的同时另立“求利”的目的，更不能“先计其利”。

朱熹塑像

朱熹包含道义理论观点的义利观，是在孔孟、董仲舒义利观点基础上的总结和提升，他在义利观中极力的推崇“义”的至上地位，反对功利其实也是针对当时功利之学的挑战做出的反驳，反而愈加体现了朱熹道义论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