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源於何時已很難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至孔子始成體系，獨成一家。《論語》記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孔子在吸收發展以往儒者精髓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體系。在孔子的言行輯錄《論語》中“仁”字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被提到了111次；另一重要概念“禮”被提到了76次；而“義”被提到了24次；“利”僅被提到了11次。通過對《論語》中孔子及弟子言行的研究，孔子的義利觀可以概括為：孔子學說重“仁”和“禮”，義利居於次要。其原因有二：
一則在孔子看來仁和禮是根本，義利觀系其表徵；二則義利內涵在孔子時代還相對較小、不夠完善。綜合孔子的有關論述，其主要觀點體現在：
1、孔子認為“仁”和“禮”是解決春秋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
孔子在教育弟子和宣揚自己主張的過程中，始終以“仁”為核心，並且提出要實現仁就必須通過禮。這在《論語》中有一段關於孔子的弟子顏淵問仁的經典對白：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一生以恢復“周禮”為理想，曾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認為弘揚“仁”道，恪守“禮”儀是春秋社會避免倫理僭越，恢復社會秩序，實現“大同”社會的唯一途徑。因此，在孔子的學說中儘管已經有了“義”與“利”的基本觀念，但孔子認為義利問題不足以解決春秋時代的社會現實，因為孔子主觀的認為這一時期的社會矛盾主要是人不思“仁”，行而無“禮”造成的，所以在孔子思想裡“仁”是目的是歸宿，“禮”是途徑而且是唯一途徑，如何興仁、復禮是初秋社會的主要矛盾，相比而言義利問題則屬於次要矛盾。
2、孔子對“義”和“利”內涵的界定相對較小
首先，孔子所謂的“義”，更多的可以理解為“應當去做的事”。如《論語》中曾有如下記錄：
\t“見義不為，無勇也。”
\t“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當孔子提及“義”時，多講具體的行為，或作為“利”的對立面而提出，總體來講在孔子時代義還沒有上升到向“仁”那樣的高度，而是作為“仁”所要求下的一種具體的行為選擇而出現，當論述國家、社會、政治這些宏觀問題時孔子則更傾向於用“仁”和“禮”來解決。
其次，《論語》中“利”作為單獨的概念僅被提到8次，這很符合“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的要求，在《論語》中罕被提及的“利”中，多指“私利”或“小利”。他曾說：“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說“放於利而行，多怨。”凡是提及“利”時，孔子多將其置於反面或“義”的對立面，即使在《論語》中唯一一處被正面提及，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利”也僅作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孔子“罕言利”多因對利的界定較為狹小，至於超出“私利”或“小利”的部分，孔子基本都納入到了“仁”和“義”的範疇裡了。
3、孔子在“成人”等方面指出了“義”“利”對立關係，提出了“義利”矛盾。
儘管孔子將其研究問題的核心歸結到“仁”，但孔子並沒有忽視義利問題，在上述義利概念界定的影響下，在《論語》裡，孔子旗幟鮮明的指出了“義與利”“義與得”的矛盾對立關係，如，在《憲問第十四》中記載：
子路問“成人”。…，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子在回答弟子有關成人的問題時十分鮮明的提出了“見利思義”的論斷；
又如在《季氏第十六》中，他又說：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甚至將義與利直接對立起來提出了後世著名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論斷。孔子的上述論斷可以說開啟了中國儒家思想史上“義利”評判的先河，義利對立問題被正式提出。
4、在義利取捨上孔子做出了“義以為上”的價值判斷。
在義利價值趨向面前，孔子十分清醒的認識到了，義利問題作為“成人”——做人的基本要求，必須做出準確的判斷，這在《論語》中也有典型的記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毫不迴避的提出了“義以為上”和“義以為質”的價值判斷，並將“義”作為衡量“利”的依據，要求人們“見得思義”、“見利思義”，提醒世人在“利”面前端正態度、善於取捨。
至此，我們可以說，孔子在其時代的背景下，在基於解決春秋困局的思考中，在弘揚“仁”道，恢復“周禮”的宣傳實踐中，以其敏銳的思維關注到了義利問題的客觀性和可能形成的矛盾對立，並明確的闡述了其在義利關係和義利取捨上的基本態度，這一先知先覺的思想判斷也基本奠定了之後儒家義利觀的基本基調，為後期儒家義利觀的進一步形成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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