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源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孔子始成体系，独成一家。《论语》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在吸收发展以往儒者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在孔子的言行辑录《论语》中“仁”字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被提到了111次；另一重要概念“礼”被提到了76次；而“义”被提到了24次；“利”仅被提到了11次。通过对《论语》中孔子及弟子言行的研究，孔子的义利观可以概括为：孔子学说重“仁”和“礼”，义利居于次要。其原因有二：
一则在孔子看来仁和礼是根本，义利观系其表征；二则义利内涵在孔子时代还相对较小、不够完善。综合孔子的有关论述，其主要观点体现在：
1、孔子认为“仁”和“礼”是解决春秋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
孔子在教育弟子和宣扬自己主张的过程中，始终以“仁”为核心，并且提出要实现仁就必须通过礼。这在《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孔子的弟子颜渊问仁的经典对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理想，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弘扬“仁”道，恪守“礼”仪是春秋社会避免伦理僭越，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大同”社会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孔子的学说中尽管已经有了“义”与“利”的基本观念，但孔子认为义利问题不足以解决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因为孔子主观的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人不思“仁”，行而无“礼”造成的，所以在孔子思想里“仁”是目的是归宿，“礼”是途径而且是唯一途径，如何兴仁、复礼是初秋社会的主要矛盾，相比而言义利问题则属于次要矛盾。
2、孔子对“义”和“利”内涵的界定相对较小
首先，孔子所谓的“义”，更多的可以理解为“应当去做的事”。如《论语》中曾有如下记录：
\t“见义不为，无勇也。”
\t“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当孔子提及“义”时，多讲具体的行为，或作为“利”的对立面而提出，总体来讲在孔子时代义还没有上升到向“仁”那样的高度，而是作为“仁”所要求下的一种具体的行为选择而出现，当论述国家、社会、政治这些宏观问题时孔子则更倾向于用“仁”和“礼”来解决。
其次，《论语》中“利”作为单独的概念仅被提到8次，这很符合“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要求，在《论语》中罕被提及的“利”中，多指“私利”或“小利”。他曾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凡是提及“利”时，孔子多将其置于反面或“义”的对立面，即使在《论语》中唯一一处被正面提及，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利”也仅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孔子“罕言利”多因对利的界定较为狭小，至于超出“私利”或“小利”的部分，孔子基本都纳入到了“仁”和“义”的范畴里了。
3、孔子在“成人”等方面指出了“义”“利”对立关系，提出了“义利”矛盾。
尽管孔子将其研究问题的核心归结到“仁”，但孔子并没有忽视义利问题，在上述义利概念界定的影响下，在《论语》里，孔子旗帜鲜明的指出了“义与利”“义与得”的矛盾对立关系，如，在《宪问第十四》中记载：
子路问“成人”。…，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在回答弟子有关成人的问题时十分鲜明的提出了“见利思义”的论断；
又如在《季氏第十六》中，他又说：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甚至将义与利直接对立起来提出了后世著名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论断。孔子的上述论断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儒家思想史上“义利”评判的先河，义利对立问题被正式提出。
4、在义利取舍上孔子做出了“义以为上”的价值判断。
在义利价值趋向面前，孔子十分清醒的认识到了，义利问题作为“成人”——做人的基本要求，必须做出准确的判断，这在《论语》中也有典型的记载：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孔子毫不回避的提出了“义以为上”和“义以为质”的价值判断，并将“义”作为衡量“利”的依据，要求人们“见得思义”、“见利思义”，提醒世人在“利”面前端正态度、善于取舍。
至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其时代的背景下，在基于解决春秋困局的思考中，在弘扬“仁”道，恢复“周礼”的宣传实践中，以其敏锐的思维关注到了义利问题的客观性和可能形成的矛盾对立，并明确的阐述了其在义利关系和义利取舍上的基本态度，这一先知先觉的思想判断也基本奠定了之后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基调，为后期儒家义利观的进一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閱讀更多 文化崛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