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并作了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老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而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这是贯穿《易经》的精神，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既归纳法。推演法和归纳法是科学产生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归纳法和推演法的区别
归纳法和推演法有什么不同之处？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归纳法，是通过观察、实验和调查个别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的一种思维方式。
例如： A变老了，B变老了，C也变老了…我们观察到的所有人，最后都会走向衰老，所以得出结论：人都会衰老。
演绎法，是运用概念、公式、定理等客观规律为依据，从已知部分推演得出结论。
例如：大前提：人都会衰老，小前提：A是人，结论：所以A会衰老。
可以看出，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归纳法因为是由经验判断，结论不一定正确，而演绎法只要大前提正确，结论必然正确。
演绎法的大前提来自于归纳法的概括和总结，而归纳法的每一个具体的案例观察结论都来自于演绎法，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另外杨老指出，《易经》中“天人合一”理念将天道人道混合，认为天和人的规律是一码事，这是阻止近代科学思维产生的又一个因素，因为自然和人类运行的规律并不相同。
杨振宁老师是大名鼎鼎、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当时他的观点一公布，立刻引起了轰动。人们议论纷纷，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意见保留者也占有很大比例，直到今天依然争论不休。
事实上，小编对杨老的这番言论也持保留意见。
对杨老观点持保留意见的原因
一是夸大了《易经》的影响力
《易经》主要内容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最早是作为占卜之用。因古代先民未能充分认识自然、生物现象，比如雷电风云、植物动物、人类来源等，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有神秘的力量存在。所以每当遇到重要事项时，人们为了趋利避害、庇佑自己，习惯于“请示”、“咨询”这种神秘的力量，《易经》就是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随着后世的不断增释加注，《易经》不仅是民间方术的卜筮之书，而且逐步演化为中国传统自然哲学，被誉为“大道之源”。虽然对后世有深刻影响，但不足以影响到整个中华文明科学的诞生。事实上，一个文明古国的科技发展，也不可能因为一本书给耽误了！
二是中国古代并不是完全没有科学思维
早在周朝时期，数学家商高就曾在《周髀算经》提出“勾三股四弦五”定理，三国时代的赵爽对商高的勾股定理作出了详细推演论证，记录于《九章算术》中；春秋时期的墨子，做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倒像的实验，并做出光是由直线传播的判断，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数学家刘徽的不定方程、祖冲之的圆周率等。
三是中国古代的经验科技曾长期领先世界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辉煌灿烂的“四大发明”，并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马克思都曾给予高度评价。事实上，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技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并遥遥领先其他各国。
据统计，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如果真是《易经》影响了中国人的科学思维，怎么还会产生四大发明呢？尽管四大发明属于经验科技，不是科学，但至少说明中国不是科技的荒漠。
综上所述，小编并不十分认同《易经》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萌芽的观点。
那么，直到15世纪科技领域还遥遥领先世界的中国，为什么之后便落伍了呢？
李约瑟难题
这个问题曾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杰出的汉学家、科技史工作者李约瑟。
李约瑟
李约瑟曾在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如果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牛顿、斯蒂文等这样的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呢？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也被称作“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
李约瑟提出的这个问题，曾吸引了海内外很多人的目光，其中包括重量级牛人、被称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
爱因斯坦
一个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另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到因果关系。古代中国缺乏这两种概念，因此不会产生科学，但爱因斯坦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缺乏上述两项内容，等于是没有指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系统科学体系？
一、人文理念
2000多年前，欧洲人在底格里斯河畔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中国人在黄河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中华文明在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人文色彩，非常注重人伦关系，正如著名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讲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
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追求道德伦理化，主张人们积极入世，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天下人以“读圣贤书，立君子品，习圣人学，知心明路”为追求，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重人文的价值理念，使得整个社会都比较注重实际的社会政治伦理，忽视抽象的理论架构，搞科学研究简直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认为是“奇技淫巧”。
所以当时的最高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非科研、探索、创新、搞发明。说白了，中国的人文传统和价值观不鼓励科学思维。
二、制度体制
中国几千来的制度，是以君主帝王为核心、以封建官僚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结合儒家的秩序和等级思想，帝国王朝保持了一种既井然有序，又僵化呆板的社会状态，社会缺乏对权威伦理的挑战和特立独行的探索精神，科学技术等非主流领域几无生存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持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帝国最聪明的人一般都以考取功名为首选，“士农工商”的尊卑排序，使当官成为最体面的事。而考试的内容都与四书五经等经典论著相关，没有任何科学的成分，自然导致这群最聪明人不会聚焦投身科技科学研究，更谈不上有科研的推陈出新。
另外，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经济策略，导致对技术的创新、改良没有太大的需求，在漫长的2000多年里都是用耕牛犁地，几无改变！
三、文字表达
西方文字大都起源于拉丁文，属于字母文字，而且后来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可以非常简洁的把逻辑推理公式展示出来。而中国文字属于象形文，一个最大的缺点是天然不具备表达公式、方程的条件，可以看看古代中国是如何论证推演勾股定理的。
赵爽弦图
《九章算术》中，赵爽描述此图：
“勾股各自乘，并之为玄实。开方除之，即玄。案玄图有可以勾股相乘为朱实二，倍之为朱实四。以勾股之差自相乘为中黄实。加差实亦成玄实。以差实减玄实，半其余。以差为从法，开方除之，复得勾矣。加差于勾即股。凡并勾股之实，即成玄实。或矩于内，或方于外。形诡而量均，体殊而数齐…….减广于玄即所求也。”
翻译过来总的意思是：以弦为边长的正方形，是由4个相等的直角三角形再加上中间的小正方形组成的，最终得出勾相乘加股相乘的总和，等于弦相乘。
勾股弦用现代字母转化图
赵爽弦图现代转换示意图
由于没有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因此需要大段的篇幅解说。那么，西方是如何推演论证勾股定理的，下面为加菲尔德证法变式。
非常简洁，一目了然，这就是东西方文字的差异。没有字母，就无法产生公式，没有公式，就无法演算，也无法进一步形成系统。可以说，中国古文对科学的描述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
四、地理位置
科学不是闭门造成，不仅需要知己知彼、取长补短，更需要互为启发、灵感碰撞。事实上，西方的科技也不是单独出自一个国家，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是德国人，万有引力的发明者牛顿是英国人，加速度和惯性的发明者伽利略是意大利人。同样，牛顿借鉴了伽利略的加速度和惯性理论发现了万有引力，赫兹借鉴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而诸如量子力学和近现代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也是基于一群人前赴后继、不断积累、丰富完善的结果。
牛顿
西方国家纵横错落、紧密相连，客观上为科研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中国在西方人看来，北有沙漠、西有雪山、南有丛林、东有大海，处在遥远孤立的东方，也是亚欧大陆信息交流的末端，导致无法及时吸取西方的理念。而且中国几千年来都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成体系，忽视与外界的沟通交流，
再加上明清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滞了先进科技、思潮的输入。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才开始接触西方的科技理念，尽管是被动的，但总算是开了大门。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封闭绝对没有出路。
总而言之，古代中国没有诞生科学，是文化、制度、文字、以及地理位置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绝非一本《易经》可以左右。
其实，科学的诞生并不是必然会发生，否则为什么16世纪前西方也没有诞生科学呢？17世纪欧洲科学之所以爆炸式发展，既有文艺复兴思潮的启蒙、资本主义经济的助推、各国争先恐后的竞争、灵感火花的激烈碰撞，可能还有某个历史的巧合，正如很多科学家指出的，如果倒退200万年，人类未必还能进化出来。
所以说，中国古代没有诞生科学其实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中国的先人没有科学并不让人觉得奇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西方人居然将科学建立了起来。
閱讀更多 春秋筆談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