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菲爾比的公開身份，是在英國情報部門步步高昇、人見人愛的明星特工；他不為人知的身份，是向蘇聯輸送信息達近30年的間諜。
（金·菲爾比）
帶著這兩個身份，他經歷了二戰和冷戰，以及無數驚險時刻。因為他的情報輸送，間接導致了無數人喪命；而在他的真實身份曝光後，給他那些被矇在鼓裡數十年的摯友們留下的，是餘生無法擺脫的心理創傷。
他是如何成為傳奇間諜的？又是如何在漫漫幾十年裡，熬過一個個驚險關口的？在金·菲爾比的生平故事之下，是一幅波瀾的20世紀諜戰圖景。
菲爾比的父親聖約翰·菲爾比（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畢業於劍橋大學，二十出頭便因工作原因被調往英屬印度。1912年1月1日他的兒子菲爾比出生於英屬印度旁遮普邦，全名哈羅德·阿德里安·羅素·菲爾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聖約翰用英國小說家吉卜林作品中英雄角色的名字給孩子起了小名“金”（Kim）。
（Harry St John Bridger Philby）
後來父子二人的生活軌跡漸行漸遠：1917年聖約翰被調到沙特阿拉伯，擔任沙特第一任君主Ibn Saud的顧問，還皈依伊斯蘭教、娶了一名當地女人當二婚妻子，在阿拉伯地區當時動盪的局勢中成了非常有影響力的專家級人物；菲爾比則在老家英國接受了傳統上流社會精英教育，從威斯敏斯特學校畢業後，17歲的他考入劍橋三一學院，學習歷史和經濟學。
（金·菲爾比）
菲爾比和父親聖約翰關係並不親近。聖約翰的事業各方面都有很高成就，因此對兒子也有極高期待，但他培養的方式更像是對待一個工作項目，對他犯的錯誤絕不寬容，時常冷酷暴躁地對待孩子。菲爾比一生對父親都抱著愛恨交織的複雜態度。
和很多劍橋的精英學生一樣，菲爾比也對影響和改變世界抱有強烈自信和意願。那時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盛行，經濟危機的陰影又揮之不去，蘇聯的共產主義被很多西方青年視為希望和和平的力量象徵。菲爾比在訪問柏林時親眼目睹了納粹在反猶集會中的殘忍作為後，明確了反法西斯主義的唯一武器是共產主義的想法，並決意將一生都致力於共產主義。
（金·菲爾比）
畢業前夕，菲爾比找到他的導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Maurice Dobb，詢問如何才能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Dobb於是把他介紹給共產國際巴黎的代理人Louis Gibarti。通過後者的引薦，菲爾比1933年前往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參與了當時奧地利國內左右兩派之間激烈進行的各種社會活動。
在此期間，菲爾比對維也納共產黨的活躍分子Litzi Kohlman一見鍾情。為保護她免於被奧地利極右翼鎮壓和逮捕，持有英國護照的菲爾比1934年2月24日和Litzi登記結婚，並在幾個星期後把新婚妻子帶到倫敦。
（Litzi Kohlman）
Litzi不止是菲爾比的第一個妻子，還是把他推向間諜工作的引路人。經Litzi牽線，菲爾比和蘇聯情報部門在英國的招聘官Arnold Deutsch見了面。Arnold Deutsch是維也納大學化學專業博士，同時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他知識淵博，談話中旁徵博引，菲爾比完全折服於他。
（Arnold Deutsch）
對Arnold Deutsch來說，菲爾比符合他尋找的那種出身名校、可以長期深度融入英國體制內部的間諜的要求，於是第二次見面時便詢問菲爾比是否願意為共產主義事業成為臥底。菲爾比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為了給今後的間諜生活做鋪墊，Arnold Deutsch要求菲爾比夫婦在明面上切斷和所有共產主義相關團體和人員的聯繫，在公開場合樹立右翼分子的形象。為了考驗他，Arnold Deutsch還要求菲爾比監視自己的父親聖約翰。菲爾比輕鬆通過考驗。
接下來，Arnold Deutsch建議菲爾比儘快找一份新聞界的工作。幾經跳槽，菲爾比最後在納粹崇拜勢力的大巢穴《英德貿易公報》（Anglo-German Trade Gazette）落腳，並藉由此工作定期前往柏林，甚至見到了希特勒政府的外交部長Joachim von Ribbentrop。菲爾比身邊不明真相的朋友都因為他的立場轉變，紛紛和他絕交。
但菲爾比不在乎這些，他還把他的劍橋老同學蓋·伯吉斯（Guy Burgess）和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也推薦來，而一同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簡稱NKVD）效力。這三人，外加同樣畢業於劍橋大學、後成為蘇聯間諜的Anthony Blunt、John Cairncross，後來變成了名震世界情報史的“劍橋間諜幫”（Cambridge Spy Ring）。
（左至右：Anthony Blunt、Guy Burgess、Donald Maclean、菲爾比、John Cairncross）
通過婚內出軌比他大十歲的女貴族Frances Doble，菲爾比成功打入西班牙右翼共和軍的領導人佛朗哥將軍的內部圈子，並憑藉自己極佳的人際交往手段和工作能力，得到了佛朗哥以及其他西班牙納粹支持者的認可。隨著1939年佛朗哥成為西班牙國家元首，從事間諜職業不過5年的菲爾比自己的事業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
但好景不長，到了1939年，形勢已變得極為複雜。8月，蘇聯和德國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後，雙方結為暫時的盟友，這也讓菲爾比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自己信仰的意識形態產生了動搖和困惑。並且由於之前幾年蘇聯發生了“大清洗”運動，和菲爾比對接的人員換了又換，他覺得自己和蘇聯方面的聯繫降溫了，也得不到足夠的指示。
（條約簽訂現場）
但這種降溫很短暫，也沒有改變菲爾比的忠誠。沒過多久，他的異性緣再次發揮了作用。一個叫Hester Marsden-Smedley的女記者利用自己的人脈，把菲爾比介紹到英國陸軍情報六局（簡稱“軍情六處”）。經過簡單的考核，加上菲爾比已經加入軍情六處的老同學伯吉斯的推薦，1940年，他順利成為軍情六處的一員。
正是在這裡，菲爾比認識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尼古拉斯·艾略特（Nicholas Elliott）。
（艾略特）
艾略特全名John Nicholas Rede Elliott，出生於1916年11月15日，是個典型的英國精英後代。他的父親是Claude Aurelius Elliott爵士，是伊頓公學的校長，也是英國建制派的核心人物，祖上的名流數不勝數。
艾略特和菲爾比一樣，一路都在伊頓公學、劍橋三一學院這樣的頂級學府唸書，而且他也有個對自己很嚴格冷漠的父親。也許是因為從小沒吃過苦，艾略特對刺激另類的工作很感興趣。靠著家裡的關係，艾略特和父親的朋友Robert Vansittart爵士表達了自己想進軍情六處的想法，很快就願望成真了。
正式進入情報行業後，艾略特對這個工作的興趣有增無減。一年之後的1940年，他和剛入職軍情六處的菲爾比相識。菲爾比人緣極佳，他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地友善體貼，大家都很喜歡他，艾略特也不例外。二人出身相仿，都活在強勢父親的陰影下，都由保姆帶大，相似之處很多，更重要的是，艾略特大學時期的摯友幾年前意外去世，菲爾比的出現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他們很快成為親密好友。菲爾比喜歡帶一把烏木柄傘，艾略特看到後也養成了這個習慣。
（金·菲爾比）
而當二人都被調派到軍情六處第五部門的核心位置時，關係就更密切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的區別是，前者負責維護英國境內的安全，後者負責收集情報、管理海外特工。其中軍情六處的第五部門發揮著通過間諜和叛逃者收集外國地方情報信息，並向軍情五處預先發出間諜威脅警告的作用。在二戰前，第五部門的大部分精力用於檢測和打擊蘇聯間諜的活動；隨著二戰開始，第五部門幾乎將全部資源集中在軸心國的情報行動上。
作為英國精英家庭的後代，無論菲爾比還是艾略特，都太清楚人際關係網有多重要（畢竟他們自己都從中受益極多），因此成為好友後，菲爾比馬上把艾略特拉入自己的被稱為“Young Turks”的情報人員圈子裡。而1941年，正是通過這個圈子裡傳遞的信息，菲爾比知道軍情六處在尋覓負責新建的伊比利亞部門的人選。經過圈內推薦，菲爾比成了該部門的主管。沒過多久，艾略特成了荷蘭部門的負責人。
艾略特還和其他朋友一起將名叫Aileen Furse的女人介紹給菲爾比。二人在1941年至1943年間有了三個孩子。菲爾比的家裡也成了第五部門情報人員們聚會的固定場所，菲爾比成了第五部門員工心中的精神領袖。
（Aileen Furse）
在歡聲笑語的表象下，菲爾比一直在冷眼觀察環境。和許多封閉的小團體一樣，軍情六處內部實際拉幫結派的現象嚴重，高管之間互相厭惡。菲爾比一邊奉承他們，一邊又沒忘了和軍情五處搞好關係。菲爾比的蘇聯對接人曾誇獎他是軍情六處唯一沒有敵人的人。
這一切都被軍情六處負責人Stewart Menzies看在眼裡，他非常器重菲爾比和艾略特這對年輕人，對他們重點培養。隨著菲爾比在英國情報界地位的提升，他對蘇聯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大。菲爾比也越來越忙，畢竟，他是在做明暗兩份工作。
（Stewart Menzies）
但諷刺的是，由於菲爾比在英國的晉升速度實在太快，反而引起莫斯科方面的懷疑，他們擔心菲爾比，甚至整個“劍橋間諜幫”，都有可能是英國派來的雙重間諜。
在這個背景下，還發生了險些讓菲爾比身份暴露的小插曲：第五部門辦公地點隔壁是中央登記處，保留有軍情六處所有現任英國秘密特工的個人檔案，以及自1909年軍情六處成立以來英國監視的每一個特工的信息。
負責管理這個檔案室的是William Woodfield上尉，酗酒成癮。菲爾比發揮自己的社交手腕很快和他成了朋友，併名正言順地借出了自己負責的伊比利亞半島的登記名冊。之後，他又成功借出了完全超出他職權範圍的蘇聯登記名冊。
經查看後，菲爾比發現軍情六處駐莫斯科站沒有在蘇聯招募任何主要間諜，只有幾個小線人，遂歸還了登記冊，並如實彙報給莫斯科，但莫斯科方面對這個結論充滿懷疑。他們認為，堂堂蘇聯，怎麼會沒有軍情六處派駐的間諜？他們對菲爾比的不信任上升到了新高度。
不止如此，更驚險的是，醉醺醺的William Woodfield說自己找不到菲爾比歸還的冊子。因為當時是週五，William Woodfield說他會按照流程在週一寫備忘錄向軍情六處的負責人Stewart Menzies報備丟失情況。而若Stewart Menzies發現菲爾比借了和自己負責的工作毫無關係的蘇聯登記冊，一定會懷疑菲爾比是間諜。
所幸到了週一早上，William Woodfield的剛剛休完病假回來的秘書解釋說，是因自己沒有按原來的位置收納登記冊，造成了誤會。菲爾比逃過一劫。如果這個秘書晚半天返崗，菲爾比的人生可能都會被徹底改寫。
而此時的艾略特覺得在荷蘭每天平靜的生活太無聊，於是申請調去更驚險刺激的地方。於是1942年他以第五部門代表的身份，來到了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右為艾略特）
伊斯坦布爾被成為“戰時最偉大的間諜中心之一”，它位於各國間諜活動的樞紐位置，約有17個不同的情報組織聚集在這裡，活躍著大批特工、雙重間諜、強盜、軍火商、走私販、難民、逃兵、皮條客等三教九流。這裡的間諜活動也都是真刀真槍的，惡性襲擊事件頻頻發生。艾略特倒是非常享受這種生活，1943年4月，他還和自己帶過去的秘書結了婚。
（艾略特的妻子Elizabeth）
隨著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發，美國也加入了這場情報部門之間的混戰。美國成立了戰略服務辦公室（簡稱OSS），這個新成立的、資金雄厚的情報部門，即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簡稱CIA）的前身。不過在戰時情報的收集方面，美國仍是新手，缺乏專業知識。於是為了對人員進行培訓，美國派遣一批OSS人員在1942年底抵達軍情六處進行學習。
菲爾比看不上這些美國人，唯獨對其中一個叫安格爾頓（James Angleton）的瘦削年輕人留下了印象，並在後來的交往中對這個24歲的年輕人大加讚賞。他和安格爾頓也形成了一種師徒般的關係，安格爾頓也填補了艾略特離開後給菲爾比的社交生活留下的空白。
（安格爾頓）
菲爾比自己在軍情六處的地位也不斷攀升。1942年底，他被任命管理整個北非地區的反情報行動。然而雖然英國對他如此器重，莫斯科方面卻依然不信任他，而不信任的源頭是莫斯科中心英國部門的負責人Elena Modrzhinskaya，原因也很簡單：她覺得菲爾比升職升得太快了，他一定是個英國的雙重間諜。莫斯科甚至派了特工去跟蹤菲爾比。
1943年底，一個在德國情報部門Abwehr工作的、名叫Erich Vermehren的德國人找到艾略特，表達了自己希望帶著Abwehr的重要資料叛逃到英國的想法。艾略特表示自己會提供支持、保障他和他妻子的安全。在艾略特的安排下，Vermehren最終逃到英國，菲爾比則為他們提供了住宿。
（Erich Vermehren夫婦）
這次叛逃在德國情報界引起震動。希特勒暴怒，直接廢除了Abwehr。歷史學家Michael Howard對此評價說：“情報部門當時本應對第三帝國的生存起到至關重要作用，卻進入了混亂狀態。”艾略特則因為成功協助策劃了這起叛逃，成了軍情六處的寵兒。
Vermehren帶來的情報價值極高，軍情六處自然沒有把它傳給莫斯科，但他們沒能防住菲爾比這麼做。直到多年後，軍情五處才明白後來發生了什麼事：通過菲爾比提供的信息，莫斯科中心派出一批殺手，消滅了名單上所有的反對派。由於具體名單從未被公佈過，因此很難統計多少人是因此被殺的，而這些被殺害的人也並不全是納粹分子。
作為間諜，也必須接受自己的工作會間接殺害他人的事實，菲爾比也不例外，但他以更高的信仰和事業追求比個體的生命更重要來開導自己。經過這次事件後，莫斯科之前對菲爾比揮之不去的懷疑，也徹底消失了。
菲爾比也在此時順勢將他很欣賞的安格爾頓介紹給艾略特。三人隨著戰爭共同上升的事業軌跡，更是讓他們的小圈子更為緊密。
到了1944年，隨著納粹勢力的漸漸消退，英國對蘇聯間諜活動的恐懼死灰復燃。面對這種局面，菲爾比決定以攻為守。3月，他主動和軍情六處負責人Stewart Menzies提議，在軍情六處建立一個新部門第九部門，專門處理涉及蘇聯間諜的案件。為了確保自己被任命為第九部門的負責人，菲爾比暗戳戳地挑撥了原定的負責人和其他高管之間的關係。9月，菲爾比被任命為第九部門的最終負責人。
（金·菲爾比）
於是菲爾比明面上負責英國的反蘇聯情報活動，暗地裡向蘇聯通報英國在打擊間諜方面的信息。菲爾比這個狡猾的狐狸，不僅在看守雞窩，還在評估、運行、規劃這個雞窩。他成了蘇聯諜報史上當之無愧的大師級人物。莫斯科對此欣喜若狂。
然而此時菲爾比又陷入了一個悖論裡：如果他的“英國工作”做得不好，他就會丟掉飯碗；但如果他做得太好，對他的“蘇聯工作”會造成打擊。並且隨著戰爭的結束，一小撮蘇聯官兵也在考慮叛逃，菲爾比擔心這些人裡有知道他真實身份的人。他的工作做得越出色，這個可能性就越大。
但讓他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1945年9月，蘇聯駐渥太華大使館的密碼員Igor Gouzenko帶著一百多分秘密文件，出現在加拿大的一家報社，欲從蘇聯叛逃。此事被視為冷戰的導火索。
這讓菲爾比很慌張，因為Igor Gouzenko很可能知道他的身份。他馬上致電蘇聯對接人Boris Krötenschield，甚至考慮逃到蘇聯。不過所幸後來爆出的信息證明Igor Gouzenko對“劍橋間諜幫”一無所知。
菲爾比越來越被英、蘇兩國情報界重視和尊重，1945年他被秘密推薦參加蘇聯紅旗騎士團，表彰他十多年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次年又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他還成了軍情六處負責人的首選接班人。
艾略特和安格爾頓的事業也節節高升，側面上也為菲爾比提供了更多助力。為了給以後的晉升做更充分的準備，1946年底，軍情六處將菲爾比調往艾略特所在的伊斯坦布爾。在好友的幫助下，菲爾比順利打入當地複雜的間諜網絡。沒過多久，菲爾比再次高升，成為軍情六處在華盛頓特區的負責人。
在外雖風光無限，菲爾比的家庭此時已經一團亂。妻子Aileen精神狀態越來越差，菲爾比和秘書Edith Whitfield的婚外情更是給了她重擊，導致她的抑鬱症越來越嚴重，甚至有嚴重的自殘舉動。她幾乎成了菲爾比的眼中釘。
（Aileen）
隨著冷戰局勢的緩和，英美情報界的權力平衡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原本的“徒弟”美國正在崛起。菲爾比到了華盛頓後，甚至可以處理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之間的秘密通訊，幾乎已得到一個特工能得到的最高級別的信任。
歌舞昇平之下埋著隱患。1946年，由於蘇聯的失誤，一封美蘇之間傳遞的電報被美方截獲並破譯。電報內容令人震驚：有200多名美國人在戰時成為蘇聯特工，而莫斯科在美國財政部、美國國務院、核項目、OSS中都有間諜。另外破譯團隊還發現，一個代號為“Homer”的特工在1945年從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往外洩密。
菲爾比一看即知“Homer”是他的劍橋同學、曾任華盛頓大使館一等秘書的、“劍橋間諜幫”成員唐納德·麥克林。然而這還不是最讓他焦慮的。1950年6月，破譯團隊發現了一個特工網絡，其中一個間諜的代號“Stanley”，正是菲爾比本人。
（唐納德·麥克林）
唐納德·麥克林的精神壓力大到出現行為失控的情況。為了防止情況惡化，菲爾比不顧妻子糟糕的精神狀況，在家裡舉辦了一場盛大聚會，出席人除了美方的重要情報人員，還有“劍橋間諜幫”的成員蓋·伯吉斯。然而因為喝醉的伯吉斯耍酒瘋，畫了一張負責中情局反情報工作的Bill Harvey的妻子的醜照，這個聚會反而弄巧成拙，不僅沒有搞好關係，還讓Bill Harvey對伯吉斯和菲爾比懷恨在心，埋下仇恨種子。
（Bill Harvey）
隨著破譯工作的進行，對間諜身份的描述細節越來越多，終於有一天，麥克林的身份被確定。因菲爾比和他已多年未聯絡，沒有立即被牽連。蘇聯方面緊急開展對麥克林和伯吉斯潛逃的行動安排。此事自然在大西洋兩岸引起轟動，中情局的調查重點自然落到菲爾比身上。Bill Harvey趁機遞了“黑材料”，對菲爾比的身份提了一連串質疑。
英國情報機構對菲爾比的態度則非常矛盾，而這種矛盾，本質上是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作風差異的體現。軍情五處招募的都是曾經的警察和士兵，他們沒有光鮮的出身，一門心思想抓間諜；軍情六處的人則都是像艾略特、菲爾比這樣上層出身、名校畢業的老派精英，講人情、講關係。兩派人馬互不待見。
軍情五處的負責人Dick White對菲爾比進行了多番審問，堅信他是間諜，但找不出實質性的證據來證明。在軍情六處，最信任菲爾比的當屬他的多年摯友艾略特，由於當時適逢美國參議院麥卡錫領導的反共運動的高潮，因此艾略特堅信菲爾比不過是軍情五處的反共狂熱分子領導的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罷了，他到處為自己的朋友說好話。
（Dick White）
但在這種疑雲重重的大環境下，誰都沒能保得住菲爾比。他被軍情六處辭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監視，妻子Aileen的精神狀況也不斷惡化，菲爾比的生活跌倒低谷。軍情五處就像埋伏的野獸一樣，靜待他露出破綻。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知道菲爾比是間諜，並指示媒體把這件事爆出來，試圖以此向英國施壓，迫使其儘快展開全面司法調查。11月7日，英國下議院就此事進行激烈辯論。
（胡佛）
在好友艾略特的指導下，菲爾比決定主動出擊。11月8日，他在母親Dora家裡召開媒體發佈會。菲爾比穿戴得體，頭髮一絲不亂，並擺出一副優雅笑臉。面對滿屋媒體的發文，他沒有一絲結巴或尷尬，目光鎮定。這場發佈會極其成功，所有人都得出英國政府沒有對菲爾比不利證據的結論。發佈會的影像資料至今仍被軍情六處作為培訓材料。
（最右為金·菲爾比）
以艾略特和菲爾比的人脈，重回軍情六處易如反掌。修整一段時間後，菲爾比順利返崗。他和艾略特自那時起開始刻意培養和媒體界的關係，時常邀請包括《觀察家報》、《經濟學家》等媒體的編輯、記者舉辦晚宴，後來菲爾比甚至開始為這些報紙寫稿。
從不信任菲爾比的軍情五處的負責人Dick White，則成了軍情六處的新負責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沒有阻止菲爾比返崗，還將他派遣到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負責特工工作。事後有人懷疑，他這麼做是為誘使菲爾比和蘇聯聯繫。
1956年的中東政治複雜程度不輸如今，黎巴嫩因缺少審查，更是新聞業和間諜活動的熱土。兼具兩個身份的菲爾比，除了工作之餘，還婚內出軌了一個42歲的已婚建築師Eleanor Brewer。
菲爾比完全可以在那個時候結束他的雙重身份的生活：他有了新的生活，做著兩份有趣的工作；同時在好友艾略特的保護下，他也可以免於被軍情五處進一步調查；在中東，他的聲譽重新恢復。一切向好。
但他從未改變自己的信念。菲爾比和很多經歷這種生活時會感覺孤獨、迷茫、不知所措的人不同，打從劍橋時認定自己的信仰以來，他從未動搖，甚至都不需要任何人對他進行開導和排解。他只看重自己的觀點。另外他不願放棄間諜身份，也很有可能是因為，經過了這麼多年，在內心深處，他可能早已對這種生活上癮。
1957年12月12日，菲爾比的妻子Aileen在臥室中神秘死亡，她的朋友們認為這是一場自殺，但她的精神科醫生懷疑是菲爾比下的手。那時菲爾比的情婦Eleanor Brewer也辦妥了離婚手續。1959年1月24日，二人在倫敦登記結婚。
生活變得安逸，而菲爾比的工作質量卻大大下滑。莫斯科方面開始抱怨菲爾比提供的情報水分太多、東拼西湊。他似乎已經滿足於當一個二流記者和小特工。
（金·菲爾比）
但間諜生活的危險性導致菲爾比的安逸生活註定過不久。1961年，一個名叫George Blake的蘇聯雙重間諜被軍情六處發現，並最終認罪。這個消息讓菲爾比寢食難安。這件事不會導致他被直接牽連，但這說明蘇聯情報機構內部已有新的軍情六處間諜滲透。
而那年年底發生的又一起叛逃事件，則把菲爾比推向崩潰邊緣。1961年12月15日，克格勃戰略規劃部少校Anatoliy Golitsyn聯繫到中央情報局，表示希望向西方叛逃。作為克格勃的一名高官和15年的情報老炮，他掌握大量機密。Anatoliy Golitsyn被立刻帶到美國，並開始了持續多年的彙報。
（Anatoliy Golitsyn）
他提供的信息中即包括“劍橋間諜幫”。雖然沒有直指菲爾比的信息，但這已足以讓軍情五處重啟對他的調查。就在菲爾比忐忑地等待事情進展時，一個來自多年前老朋友的“揭發”給了他最後一擊。
Flora Solomon從30年代起就和菲爾比相識，1935年菲爾比還曾試圖說服她也和自己一起從事蘇聯間諜工作。但菲爾比後來的所作所為，比如在報紙上發表大量和Flora Solomon的觀點相左的文章、“逼死”Aileen等等，都讓她覺得無法忍受。於是在1962年8月的一次晚宴上，她把菲爾比的身份透露給朋友Victor Rothschild，Rothschild又將此事通知到軍情五處。軍情五處沸騰了。
（Flora Solomon）
有了Flora Solomon的證詞和Anatoliy Golitsyn的證據，萬事俱備，只剩下討論將菲爾比繩之以法的具體方案了。所有人都激動不已，只有一個人被這個消息推入深淵：和菲爾比當了二十多年朋友的艾略特。
艾略特外表平靜，內心有多大波瀾外人無從得知，但他堅持要求與菲爾比本人進行最後一次對質。 這個想法吸引了Dick White，他覺得他們可以利用這次談話，從菲爾比嘴裡套出更多信息。艾略特同意了，1963年1月12日，在一個裝滿竊聽設備的房間裡，菲爾比和艾略特見面了。
多番交涉後，菲爾比交出了八九頁紙的招供證詞，以換取豁免權，但艾略特其中提供的信息真實性存有疑慮。談判進行四天後，艾略特因工前往非洲，由Peter Lunn接管了他的工作。
艾略特的離開多年後被認為是一次動機不明的工作失誤。離開前他沒有按照規定對菲爾比進行任何監控安排，給了菲爾比充足的機會聯繫蘇聯。莫斯科情報中心英國事務負責人Vassili Dozhdalev很快就下命令，將菲爾比儘快從貝魯特撤走。
1963年1月23日，菲爾比沒有如約出現在之前約好的一次晚宴，而是和另外兩個蘇聯情報人員連夜逃到蘇聯，連他的妻子Eleanor都完全矇在鼓裡。3月，在媒體的強烈壓力下，英國政府不得不承認菲爾比失蹤。
在大洋的另一邊，菲爾比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他被授予蘇聯國籍，被蘇聯媒體描寫成傳奇人物，並被安置在一間在蘇聯標準看來非常豪華的公寓裡。但在繁華的表象下，他並沒有被當成“自己人”。克格勃派了一名看守一直陪同他，表面上是為了防止英國進行報復，但實際上是出於對他深深的不信任。
（金·菲爾比）
這也是菲爾比雙面人生裡一直散不去的終極諷刺之處：在菲爾比要打擊的英國，他因為太“英國”鮮少被人懷疑；但在他為之願意奉獻一切的蘇聯，他卻因為太“英國”而始終得不到真正的信任。他形容蘇聯是他的祖國，堅稱他從不屬於英國統治階級，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在事實上，他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
而被他的間諜身份傷害最深的，還是他身邊的親友。妻子Eleanor得知真相後跟隨他來了蘇聯，沒幾年後就離婚了，得出“沒有人能真正瞭解另一個人”的人生感悟；安格爾頓則因為此事幾乎產生了應激障礙，後半生再也無法相信任何一個人，他無法接受自己再被當成一個傻子了。
（安格爾頓）
反倒是把菲爾比視為二十多年來最親密摯友的艾略特外表看起來很淡定。他認識菲爾比時24歲，對菲爾比的信任、尊敬、支持貫穿了他的整個成年生活，他甚至為了模仿菲爾比而購買了一個同款烏木柄雨傘。他們的友誼，建立在無數個聚會里的歡聲笑語，和艾略特對菲爾比的掏心掏肺上。他隨時準備站在這個戰友身邊支持他，他也確實做到了。但他現在也知道，菲爾比從未對他真誠過。
（艾略特）
但那些瞭解艾略特的人能清楚地感受到，在他一成不變的文雅外表下，他的世界觀已經徹底改變了。他的內心被碾碎、被羞辱、被激怒，他的整個餘生都沒有再和任何人真正親近過。
1994年，艾略特去世。在他去世前出版過一本簡短的回憶錄，書名叫《不要以“傘”取人》（Never Judge A Man By His Umbrella）。
這是一個只有艾略特和菲爾比才懂的笑話。
（Never Judge A Man By His Umbrella的封面）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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