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是俄國19世紀末最後一位批判現實主義藝術大師，他生於1860年，這正是俄國農奴制改革的前一年，逝世於1904年，一年後，群眾不滿沙皇專政，爆發了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作家的生命只經歷了短短四十四年，但這卻是俄國史上思想極其複雜的動盪年代。有人這麼形容，"1862—1904年這一時期，俄國正處於變革時代，舊的東西無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潰了，而新的東西則剛剛開始安排。"風雨飄搖之中，作家耗盡一生探求俄國的出路。
下面我將從《第六病室》對當時政治體制的批判、對"勿以暴力抗惡"的諷刺以及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三方面展開探討。
一、對沙皇專制的批判
庫頁島之行使契訶夫進一步接觸了現實：暴力肆虐橫行的俄國就像一座陰暗的令人窒息的監獄。契訶夫將自己的感受通過《第六病室》表達出來，對殘酷壓迫人民的沙皇專制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抗議。青年時期的列寧在看完這篇小說後對他姐姐這樣說道："昨天晚上我讀完了這篇小說之後，覺得這簡直可怕極了，我在房間裡待不住，我站起來走出去。我覺得自己好像也被關在'第六號病房'裡了。"
亞歷山大二世死後至世紀末，亞歷山大三世的對內政策與反動政策相結合，旨在高度維護獨裁政體秩序。他以強硬手腕統治俄國，瘋狂地清算勢力強大的革命者。司法機關暴虐橫行，法律程序形同虛設，被統治的民眾人人自危，小說中正是以格羅莫夫的視角展現這樣的一幅圖景："在一條小巷裡，他遇見兩個帶鐐銬的犯人，有四個帶槍的兵押著他們走。以前伊萬·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見犯人，他們每次都在他心裡引起憐憫和彆扭的感情……"在精神持續高度緊張的狀態下，壓抑已久的格羅莫夫終於"發了瘋"。
可見契訶夫不僅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生動逼真地展現了格羅莫夫從敏感多疑到神經錯亂的全過程，而且從社會學的角度寫出了導致悲劇的緣由——沙皇專制統治對個人意志的摧殘。格羅莫夫被投放的"第六病室"就是沙皇統治下俄國的縮影："一道安著釘子的灰色院牆"將廂房與田野隔開，房內的牆壁也是"一層渾濁的淡藍色灰粉"，"地板顏色灰白"，"房間裡臭烘烘的"，灰暗陰鬱，無比壓抑。頭腦簡單、拳頭粗大的尼基達象徵以暴力維持統治秩序的警察專制，動輒對"病人"打罵相加，剝削摧殘他們。契訶夫生動形象地說明了列寧的"沙皇專制就是警察專制"的科學論斷。
敏感清醒、追求自由的格羅莫夫無法忍受失去人身自由的高壓環境，現實的殘酷荒誕令他倍受折磨，最後陷入神經錯亂。而容忍惡行、摹仿斯多葛派與世無爭的拉京醫生，也難逃厄運，危巢之下，焉有完卵？而拉京醫生最後死於尼基達毆打之下的結局，令人感到無處可逃的壓抑悲憫。
二、對"勿以暴力抗惡"的諷刺
19世紀80、90年代的俄國曾一度流行"托爾斯泰主義"，面對動盪不居的社會現實，托爾斯泰發展出一套"勿以暴力抗惡"的教義，他主張"任何時候也不要使用暴力，就是說不要作那永遠是與愛相違背的行為"，強調宗教式的愛與寬恕。契訶夫一向敬佩托爾斯泰，表明托爾斯泰的哲學"有六七年的功夫佔據了我的心"，如在他的早期小說《在路上》中借男主人公哈烈夫之口，說："我最近的信仰是勿抗惡。"但是庫頁島之行讓他深刻地明白了，在被沙皇殘酷統治下的俄國，主張"勿以暴力抗惡"幾乎就是選擇做罪惡的同謀，同時也是自掘墳墓。
拉京醫生是"勿以暴力抗惡"學說的信徒。作為一名醫生，他明知所處的醫療機構道德敗壞、髒亂無序，卻放任不管，認為"偏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壞事和醜事都是必要的"，並且對就診十分厭煩，覺得痛苦沒什麼不好，人與萬物一樣終究是要死的。日常生活中，他"永遠不用命令的口氣似的"，得過且過心灰意懶，他認識到社會種種的弊端，卻不肯投入改造世界的實踐，蔑視周圍人遭遇的痛苦，卻自以為理解生活，將自己歸入"一種不可避免的社會罪惡的一小部分"。
拉京醫生還是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他信奉的理論被格羅莫夫批判為："好方便的哲學：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並且覺得自己是大聖大賢……這不是哲學，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開闊，而是懶惰，托缽僧作風，渾渾噩噩的麻木……" 直到他被投進"第六病室"，才幡然醒悟，意識到"勿以暴力抗惡"理論的空想性、虛偽性，進而痛苦地自省："我們軟弱啊"，拉京的不抵抗讓他最後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作家在拉京身上寄寓了深刻的用意，一方面批判了當時知識界瀰漫的懶惰麻木的氛圍，正如茅盾所言："契訶夫剝露了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指著知識分子的鼻子問道:你潔身自好就居然以為在你眼前所進行的罪惡你可以不負責麼？你敢說你不是幫兇麼？"另一方面將黑暗殘酷的現實淋漓盡致地揭露出來，最後格羅莫夫與拉京振聾發聵的叫喊聲，極具感染力，向我們昭示：面對黑暗的社會現狀，我們不能耽溺於宗教的美好幻想，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到現實種種的不合理與不正當，勇敢地起來反抗，投入改造世界的實踐中。
三、對現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
亞歷山大三世時期，除了推行高壓政策，也大幅推進俄國的現代化進程。"政府追求現代化的主要手段，是加大或鼓勵對鐵路、礦山和製造業的投資。"並且在大臣謝爾蓋·維特的規劃下，俄國開始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鐵路工程——西伯利亞幹線的建設。鐵路在19世紀的俄國大地上不斷延伸、蔓延，作為一種新鮮事物，它是俄國作家對現代化的直觀映像，契訶夫在《站長》、《意見簿》等小說中都有關於鐵路的描寫。在《第六病室》中，他借拉京之口表示"第六病室"是遠離鐵路幹線的存在，即落後的、現代化沒有普及到的地方，並且可以相信，隨著現代化的深入，"第六病室"這樣陰暗骯髒、毫無人性的處所將會被"搗爛"。但是問題是，"第六病室"消失了，是什麼意義上的消失？
"將來，監獄和瘋人院都不會有，真理會像您所說的那樣勝利，不過要知道，事物的本質不會變化，自然界的規律也仍舊一樣。" 契訶夫在這裡設想了未來的圖景，監獄和瘋人院消失了，沒有殘酷的高壓政策了。可是真理真的勝利了嗎？"第六病室"真的消失了嗎？格羅莫夫一直在反抗沙皇統治下的獨裁專制，並堅信"新生活的黎明會放光"，他身上的反叛性和正義感是明顯的，與之相比，拉京是軟弱的，但是他對事物的認知把握卻不無道理。關鍵在於他認為，
"一個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時期，思想意識成熟了，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他關在一個無從逃脫的牢籠裡面。"世界是個大牢籠，打破了小的、具象的牢籠，人依舊不自由。這種牢籠意識，就極具現代意義了。
對此，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福柯作了這樣的闡釋：現代規訓社會是一個大型的全景敞式監獄。他認為，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整齊劃一的社會規範，使得個體的人在高度的同一性中喪失了自我個性，在社會的組織架構中，每個人都是監視者，每個人都受到監視。權力無處不在，猶如人體的毛細血管，覆蓋了社會的每個角落。權力要求的是個體人的服從，不管是有罪的罪犯還是無罪的順民、良民都成為統治階級監視和控制的對象，那些差異性的個體，被強制進入禁閉系統。
"淡淡的月光從鐵格子裡照進來，地板上鋪著一個像網子一樣的陰影。那是可怕的。""第六病室"不再是一個密閉的空間，而這陰影也不只籠罩了沙皇時期的俄國，它或許籠罩了整個現代文明史。小說裡提到俄國的一句諺語：誰也不能保險不討飯和不坐牢。或許還可以加上：不進瘋人院。這就是現代人的生存困境：我們只能選擇服從去獲取安全感，在無處不在的監視視線下，亦步亦趨。其實選擇了這種看法，也就是選擇成為契訶夫的批判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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