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羅·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是西方文明政治學學科的一塊奠基之作。
中國的東方文明與基督教世界的西方文明兩條線，在各自可考的幾千年文明中，近乎平行，只有在近數百年中，才逐漸出現了相交。
中國所代表的東方文明，在當今時代，在部分程度上，是處於對基督教世界西方文明的追趕、學習並同化的狀況，所以，對於《君主論》所具有的主要學術價值，我們認同西方世界對其的評價。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
《君主論》一書中所表達思想的價值之所以認同，無外乎亦是如下兩點：其一，發生政治行為中的若干技巧；其二，政治與倫理的徹底分離。
書中所教授君主的政治技巧，或者說是對政治權術的領悟和運用，相較於公元前的中國文明，亦是粗糙和淺顯的。如果以此作為對其書思想價值的追捧，我認為中國人完全沒有必要追隨西方人的步調，因為中國文明關於政治技巧的書籍，遠比《君主論》一書早得多，深刻得多。不過，這也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有趣之處，兩個原本在此之前毫無交集的文明，能產生如此相近的思想，從中更能說明某些人類本質的普世性。
關於將政治與倫理分離的第二點價值，我深以為然。中國有典可稽的兩千餘年文明，對於政權的取得與維繫、敵友的打擊與團結、輿論的控制與放鬆等一系列圍繞政治展開的問題，都有足夠多的著作進行介紹分析。但將君王世俗化，而非神聖化，是中國政治思想上所不具備的特質。非神聖化，就不能佔領倫理道德的制高點，就能以世俗的批判來解析君主的政治行為。
《君主論》作為文藝復興晚期政治家與思想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利代表作，凝聚了其對佛羅倫薩乃至歐洲政治的思考。由於他的君主專制理論和君王權術論，他被視為“一個政治陰謀家”乃至“一個竭力吹捧暴君的無恥之徒” ，“馬基雅維利主義”成為權術與謀略的代名詞，甚至被理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高度現實主義。
《君主論》中最有名的策略是“狐狸獅子”說，也是馬基雅維利主義受到道德者詬病的原因。他指出，君主必須是一頭狐狸以便認識陷阱，同時又必須是一頭獅子，以便使豺狼驚駭。 馬基雅維利賦予了狐狸以機變智慧，深知做狐狸的人卻獲得最大的成功，但是君主必須深知怎樣掩飾這種獸性，並且必須做一個偉大的偽裝者和假好人。 他說，君主要顯得慈悲為懷、篤守信義、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 因公民本性的侷限性，群氓總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結果所吸引，而這個世界裡盡是群氓。
狐狸喻頗具諷刺性，公民自以為君主是人世道德的大成者，且相信通過道德能夠監督並影響君主，殊不知君主在假裝道德同時實質違背道德並收穫名與利（當每個人都誠信時，不誠信者獲利最大）。馬基雅維利揭示出，君主的道德表現與其說是高風亮節，根本上不如說是政治作秀與騙取民心的諂媚。公民只有擺脫群氓的短視，才會認識到君主的面目。
另一方面，君主要具有“獅子”般的威懾力。馬基雅維利在書中提到，君主被人民畏懼比被人民愛要更安全、更穩妥。因為愛是基於人民對於君主的“義務”這一道德承諾，而恐懼則是基於人民對於自己生存與安全的利益考慮。與利益相比，義務的分量顯然不值一提。這就是馬基雅維利主張君主學習“獅子”的原因，是由於一切法律、民心軟性統治都有背叛與失效危險，而暴力機器能夠直接、迅速達到目的，並使公民懷著對君主的畏懼而不敢妄為。
然而，對於公民而言，馬基雅維利其實指出了君主對人民的最大威脅，不是前文“狐狸”的偽裝，而是撕下面具後的殘暴本性，為了維護權力可能採取毀滅手段的無情。因此，公民需要居安思危，太平盛世的表象隨時都可能被君主顛覆。
我所認為的“現實意義”，就是建設強大的國家，國家強大是一切民主自由社會福利……諸如此類的根本。馬基雅維利所處的年代，他的祖國意大利處於四分五裂之中，所以從他本人的角度來講，他非常希望意大利能夠統一成一個強大的國家，這樣就能讓馬基雅維利自己在內的廣大意大利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或者，至少他自己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吧（有種說法是他寫這本書是為了獻給當時意大利某城邦的國王，從而博得國王歡心，讓自己後半生榮華富貴）這便是馬基雅維利寫這本書的初衷，很樸實的原因，不是嗎？
而《君主論》之所以爭議如此之大，就是因為馬基雅維利太樸實了，說出了一些人心中所一直期盼而又不敢說的東西，這讓一些衛道士們對馬基雅維利恨之入骨。其中就包括“拋棄一般意義上的道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思想”，包括利用對外戰爭、對內鎮壓等手段統治等。
戰爭，本質上其實是供需關係的調節。
曾經BBC聯合20家西方媒體有一個對政府的民意調查，我記得最深刻的一個問題就是：“你相信有善良的獨裁者麼？”
可惜的是，大多數的民眾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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