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你不是要写“民国人物系列”吗，怎么写着写着变成了“民国女人系列”了？好吧，今天开始写写民国的大师。第一位，王国维。
大家都知道那个出自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治学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后来有人又把这个“治学三境界”推广至爱情、人生等领域，影响深远。
王国维不仅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双丰收的文学家（著有《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等），而且是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的第一人，是“新史学的开山”。总之，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师级学者。他生前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可是，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他毫无征兆地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引发各方猜想，至今成谜。
归纳起来，后世推测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国维出身低微，长期寄罗振玉篱下，养家糊口都成问题。但却以秀才身份，被逊帝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王对溥仪有国士知遇之感。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梁启超、罗振玉、吴宓、曹云祥等都持此说。不过，郭沫若却不以为然：要殉清，干吗不早点殉，还要等到民国16年再殉？而且王国维只是清朝亡国后的五品官，真要殉还轮不到他。王自杀前一天晚上写好的遗书，跟死因有关的只有4句话16个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郭沫若说：“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来。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不迟。”笔者认为，郭沫若分析得挺有道理。
二为“文化殉节”说。此说出自陈寅恪为清华大学所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撰写的那篇著名的碑文。其中除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之外，对王国维的死因还有一段猜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按陈寅恪的说法是，王国维信赖的旧文化已死，他不得不随旧文化而死去。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明显牵强。首先，王国维自杀之际，正是他对其所信赖的旧文化（国学）研究日益精进之时，学术成果丰硕，而且得到举世公认。正值将国学发扬光大之际，“文化殉节”从何说起呢？据长女王东明回忆，王国维自杀前一天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毕业日，王在家中与前来话别的学生戴家祥、谢国桢等人坐而论道，“谈笑和怡”，还就阴阳五行说之起源等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看来他挺享受这种传道授业、弘扬国学的过程，并不是像陈寅恪所说的“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再说王国维精通日、英等数国语言，学贯中西，“兼通世界之学术”。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的文学他都有研究和介绍。这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学者，怎么可能为了“一种文化”的“衰落”而自杀呢？
三为“逼债”说。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说：“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溥仪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头”一句后面又加了一个“附注”：“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当时的报纸也登过王国维与罗振玉合伙开书店亏本，罗向王逼还债务等等传闻。郭沫若后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也支持这种“逼债”说。笔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病逝后，罗振玉将女儿（王潜明之妻）带回自己家去养着，让王国维很没面子，王罗两人由此生隙。但是两人毕竟是多年的师友关系，绝对不会为了一千多块钱逼来逼去，再说王国维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薪水挺高，又有不菲的稿费，一千多块钱还是拿得出来。王国维长女王东明在回忆录《王国维家事》中说，父亲“把大哥的抚恤金及其生病时大嫂变卖首饰的钱全部汇去罗家。他们寄还回来，父亲又寄去，如此往复两回。”这可以证明，两位学者对钱看得不太重，“逼债说”不成立。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在端午节前投湖与屈原投江差不多，是以死“谏劝”溥仪不要听从罗振玉等人东渡日本避难的主意。这个嘛，溥仪自己都不信。
五为“妻妾出轨受辱”说。此说出自历史学家商承祚。他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了之。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文字记载得很模糊。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的说法，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而且将其解释为亲戚之间的矛盾，好像不太适合商承祚的原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即王国维）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笔者认为，这个说法仅仅是一家之言的猜测，没有丝毫事实根据或旁证，比“逼债说”更不可信。
六为“惊惧”说。王国维投湖之时，北伐军正进逼北方，而冯玉祥、阎锡山两军已易帜，北京震动。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南书房行走”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也有人说王国维留着辫子，而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王国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自行了断。这种说法当时就有很多人不赞同，认为不符合他的立身处世方式。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确实显得王国维胆小如鼠，太过脆弱。因为当时王已是清华教授，他那个“南书房行走”只是挂个名而已的荣誉称号，北伐军自然不会拿他怎么样。而留辫子，当时北京大有人在，以王国维的智商，对这种传言，自是不会相信。但是，笔者认为，“惊惧”说虽然不是王国维自杀的主要原因，但有可能是直接导火索。
王国维书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从王国维的学生和家人的记述中找些线索。
王国维自杀头一天晚上，即将毕业的学生戴家祥（历史学家、古文学家、经学家）、谢国桢（明清史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等前来拜访。戴家祥后来写文章回忆当晚的情形：“是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于西院十八号私第，问阴阳五行说之起源，并论日人某研究干支得失。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王国维当时告诉他们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
谢国桢是这样记述这次会面情况的：“先生未逝之前一夕，祯尝侍侧，谈笑和怡，诲以读书当求专精。既而曰：‘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无从过活耳。’盖先生之死志，着之久矣。”
从两位学生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王国维对当时北伐军进逼北京这一事件，内心还是十分震动和纠结的：既想逃避战乱，又担心自己无法谋生。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儿女亲家，关系不同寻常。1926年9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突染伤寒病逝，年仅27岁。王国维赴上海为长子主持丧事。罗振玉也到上海慰问，并安慰自己的女儿罗曼华。王国维长女王东明回忆说：“丧事办完，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当时称之为‘大归’。父亲个性刚直。他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的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 ’”“父亲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迭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款写着：观堂亲家有道。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他就投湖自尽了。”
王国维长女的这段回忆表明，王国维最爱的长子早逝以及与相伴大半辈子、关系最为亲密、亦师亦友亦亲家的罗振玉的关系破裂（这符合罗振玉之孙罗继祖对“中冓不可道”的解释），对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一直郁郁寡欢。笔者认为，这是他自杀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原因。
恰逢一年后，北伐军进逼北方，“北京日内有大变”（此“大变”与王国维遗言中的“世变”相契合）。北伐军是激进的、革命的，作为“前清遗老”的王国维内心还是多少有些“惊惧”，尤其是对时局的绝望、对前途的担忧、对谋生的不易，再加之爱子去世、挚友反目带给他的对人生的厌倦感和无助感总是挥之不去。深谙叔本华悲观主义和尼采悲剧人生观的王国维，于是终于有了昆明湖的那么纵身一跳。
王国维生前有言：“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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