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瞭望》新聞週刊、貴州改革
有一段話是這麼描述基層公務員：中國大部分地區基層公務員最真實的生活處境就是，用低微的工資維護清廉形象，用副科的夢想牽住你嚮往的神經，你在房貸的生活壓力和維穩的工作壓力中，無暇過多思想，你掙扎在對體面生活的嚮往中，更掙扎於理想與現實的脆弱裂谷中!
在一些人的想像中，公務員的工作狀態多是“喝喝茶、看看報、聊聊天”，而基層公務員無非“中午一頓酒，下午犯迷糊，晚上接著喝，早上還未醒。”但現實情況真的如此嗎？
少數地方確實存在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甚至脫崗早退現象，但對大多數公務員，特別是廣大基層公務員而言，“白加黑”“五加二”才是真實的工作狀態。
多位受訪公務員表示，在一些輿論場中，僅僅因為少數公務員“不作為”行為被放大，大多數勤勞務實的公務員不得不“背黑鍋”，導致公務員群體無論是“哭窮”還是“哭累”，都被貼上了“貪得無厭、不知滿足”的標籤。
（一）“忙、忙、忙”
“每個單位情況不同，不能說沒有看報紙喝茶的，但是絕對有很多很忙、很忙、很忙的。”談到工作狀態，寧夏一副處級幹部李翔連用了三個“很忙”來形容。
李翔告訴本刊記者，他上班節奏很快，一般都按半小時劃分工作任務，如果規定時間內沒有完成計劃，就要加班了。“最忙時，整整一年的週末沒休息過。有時連續一個月每晚10點以後才能回家，最誇張的一次三天沒閤眼。”
昆明某基層辦事處正科級公務員王文凱說，基層單位加班很頻繁：週末開會、臨時安排工作、出現大雨雪等極端天氣都要值守。他算了一下，自己有1/2的週末無法正常休息，1/3的晚上有工作安排，加班時間超過2小時的佔1/4。
公務員的工作強度在不同部門之間差別較大。政府辦、縣委辦、組織部等需要統籌全局的部門工作量大、強度高。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加班加點，忙得沒有了個人生活的也不在少數。
粵東某市一名副處級幹部告訴記者，在市委辦工作時，他每天要處理上百份批件、材料，有時候拆裝文件、材料的信封都要一小時。陪領導出席各種活動、調研，多的時候一晚上要趕四五個“場子”，見其他地方的領導或者企業家。
“幹這個工作，手機24小時開機，一天到晚鈴聲響不停，最高峰時一天要接超過200個電話。即使每通電話只講1分鐘，也需要3個小時”，他說。記者注意到，他用的是一個老舊的諾基亞非智能手機，隨身攜帶兩塊電池。
越到基層和窗口單位，公務員的工作負荷越大、繁複程度越高。一個“操作層面”的公務員要做多少事，外界瞭解得並不多。比如，拆遷這個“天下第一難事”，一些地方都“承包”到了區縣以下公務員個人身上，於是八小時之外的晚間家訪做工作就成了“家常便飯”，很多人家要上門十幾回甚至幾十回。
再如，創建衛生城市、文明城市，如今大小城市都搞“網格化管理”“幹部下一線”，基層公務員清早戴著紅袖章上街在路口維護交通秩序，高峰期過後又要挽起袖子進社區打掃衛生。還有逢年過節前去困難戶、五保戶家送溫暖、做服務，整治違章建築，拆除亂搭亂建、清理小攤小販，特殊時期“特護維穩”……
“我們乾的就是‘重點工作強度高、維穩工作難度高、經受考驗風險高’的‘三高行業’”，多位受訪基層公務員深有感觸地說。
與龐雜的工作量相對的，是基層機構的“多合一”。特別是在鄉鎮一級，基層公務員多是“萬能手”。曾在鄉鎮掛職的李莉告訴記者，鄉鎮工作量大、責任重、經常加班，“考核很多，計生、安全生產、財政、農村合作醫療，很多都是‘一票否決’，完不成任務就沒錢發。”
鎮江市委一位處長說：“我這個處現在是‘一人處’，處裡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的事都是我做，同時還兼任其他兩個工作。每天‘腳不點地’從早幹到晚也忙不完。”
類似的“一人處”在基層普遍存在，成為很多基層單位最頭疼的事。南京江寧一位基層幹部說，現在行政村合併，更加造成基層人手緊張，“我們也想像以前那樣到群眾中去，但現在管的地方太大了，日常的事務性工作都忙不過來，實在是有心無力。”
（二）“文山會海”何時休
“辦公室訂了5份報紙，但我幾乎沒看過。”南京市級機關一正科級科員小陳告訴記者，他每年要寫100多篇領導講話、調研報告等材料，平均三天寫一篇，到了年底幾乎天天加班，“有時累得跟狗一樣。”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見到王志強時，他已經連續兩週沒在凌晨兩點之前睡過覺了。“每逢重大基層活動，就要不停地寫材料、看材料，下鄉督查，組織會議、準備會議材料等。今年，從正月初六開始一直是這個節奏。”王志強是寧夏固原市隆德縣委一名副科級公務員，身在組織部這個“從來沒閒過”的部門，他基本上也一直處於這種狀態。
近日，記者夜探湖南一大城市城區政府辦公樓，發現很多辦公室都亮著燈，其中一些單位甚至處於全員加班狀態。“今天估計要搞到晚上11點以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公務員說，他們要準備大量的會議資料、安排會議程序、準備會務和文稿講話稿。
隨著中央進一步簡政放權、貫徹落實“八項規定”、反“四風”，各地“文山會海”現象大幅下降，受到基層公務員的一致肯定。“接待工作少了、文字要求特別是數字要求降低了，會議時間短了、搞活動辦會也不需要很多程序和‘細緻’服務了。”李翔說，但是還需要繼續精簡，現在會還是太多，其中的很多根本沒有必要。
記者在平時的採訪中也發現，如今雖然會議短了，但是似乎數量減少得並不明顯。例如，在記者聯繫政府部門採訪時，採訪對象通常要麼正在開會，要麼是在去開會的路上。“整個2月份基本上領導光忙著開會了，很多會還是處長們去‘替開’，領導什麼都不幹光開會都開不過來。”李翔說。
“我的工作有一半都是形式主義帶來的。”寧夏固原市隆德縣委機關公務員小李向記者吐槽，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收發各種文件、佈置會場，給領導寫講話稿。很多時候覺得自己工作沒有意義。比如自治區要發個文件，市上、縣上都要層層轉發，到下面了就是說清一個事情、弄了一堆材料。
“現在都在反‘四風’，反對形式主義，但是到了基層，形式主義還要繼續反。”他說。
（三）“被詛咒崗位”與“被眷顧崗位”
也有另外一些公務員，“累得跟狗一樣”的繁忙狀態，他們絕對無法想象。
一位南方某地級市菸草局公務員告訴本刊記者，自己的工作非常愜意，“剛入職半年，月均收入就有八九千元”，還經常“莫名其妙地就放幾天假”。
“在體制內‘混’了十多年，我們現在都是老油條了。”湖南某縣級工商局公務員張濤表示，自己所在部門上班真的很清閒，“每天九點多去，先看一下報紙，如果領導有事交代的話那就去辦一下，很快就搞定了。”
在採訪中，受訪公務員坦言，在“吃財政飯”的人當中，忙閒不均是現實情況。以前是“一壺茶，一包煙，聊八卦，侃大山，一張報紙就半天”；現在則是“上上網，聊聊天，玩遊戲，看大片，讀微信，扯閒篇”。
在公務員們看來，這個龐大的群體中既有“錢少活多壓力大”的“上帝詛咒崗位”，也有成天無所事事、優哉遊哉的“上帝眷顧崗位”。相比之下，非業務部門比業務部門輕鬆，二線比一線輕鬆，上級比下級輕鬆。
而現行的公務員工資構成，並不能體現對“忙”與“閒”的激勵與懲戒。這一點，從本刊記者拿到的幾張不同地區公務員工資單中就能看出。
小王，蘇州某政府部門科員，工作7年。職務工資380元，級別工資408元，職崗津貼245元，此外是地區工作補貼、綜合補貼、醫補、差旅費、煤貼、誤餐、通訊費、交通補貼等，實發2909元。
老吳，遼寧省凌源市委宣傳部科員，參加工作29年。職務工資380元、級別工資709元，此外是工作性津貼、生活性津貼、艱苦邊遠山區補貼、取暖費等，實發2701.4元。
小江，廣州市直某部門副主任科員。職務工資410元，級別工資488元，再加上地區工作補貼、工作性津貼、月平均年終獎金、生活性補貼、通訊補貼，實發5400元上下。
據瞭解，目前公務員工資主要由職務、職級工資和津補貼組成。職務工資根據不同行政級別劃定，職級工資由學歷、工作年限確定，這兩部分相對固定，全國標準統一，且自2006年以來7年未曾調整。津補貼部分較為靈活，可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財政水平確定。
相同職級不論忙閒或貢獻大小，“裸體工資”基本一致，工作量與工資不掛鉤，造成了“幹得好的人拿不到高工資，幹好幹壞一個樣，財政花大量的錢給所有人發平均工資。”
蘇州某局一位處長認為，公務員內部“忙的忙死、閒的閒死”對隊伍建設極為不利。“不同單位間、同一單位內都有這個問題。有些人比較能幹，就要幹兩個甚至三個人的活；有的人能力一般，就幹一個甚至半個人的活。最誇張的，個別部門甚至是‘一人幹活，其他人看著’。”
“問題是，多幹活的人也並不能得到更多機會，甚至得不到認同。一旦出現了工作差錯，還可能成為被責難的對象，陷入‘不幹不錯，多幹多錯’的畸形怪圈”。他說，“日子一長，多幹活的也逐漸開始混日子，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四）“基層減負”與“加強監督”並行
一些鄉鎮、街道公務員說，他們的工作“責、權、利”極不對等。比如，工商登記前置的環境影響評估、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蓋章、無房無工作證明等技術難度很大的工作，都要他們去做；在網格化社會管理格局下，基層公務員身上擔負著多如牛毛的“第一責任人”，很多事做不了也做不好。他們呼籲各職能部門不要將責任全部壓到基層，讓他們痛感“工資對不起自己那份付出”。
大多數公務員都認為，簡政放權是必行之路，應儘量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事務性工作，簡化各種手續、會議和文件。這樣既能紓解公務員的工作壓力，騰出手來做其他政府該做、該管的事情，也能給群眾、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提高整個社會的運轉效率。
一些公務員建議，在崗位設置上應該“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設崗”。相對忙碌的部門，人員配置應該加強；相對悠閒的部門，則應將人員分流出去，整合到需要人手的部門。
與此同時，加強監督也是懲治慵懶、激勵先進的有力手段。去年7月，廣州市紀委在市委禮堂大廳以活動公告板的形式，公開曝光了通過網絡監控抓取的市屬機關工作人員上班時間登錄與工作無關的網站看視頻、玩遊戲、看股市等“庸懶散奢”行為。
監控結果顯示：在一週的工作時間內，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的一臺電腦玩“QQ超市”長達22.35小時，平均每天4.5小時；廣州市金融辦、城管委、科技和信息化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各有多臺電腦觀看網絡視頻10小時以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國資委、發改委看股票行情各6至9小時……不僅廣州，在武漢等地，紀委也曾查處類似“庸懶散奢”行為，給閒者、庸者曝曝光。
受訪專家表示，實際上，各行各業都有“閒崗”和“忙人”，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質疑更多的是一種期盼。全國政協委員高抒說，公務員是人民公僕，但少數部門的公務員“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甚至吃拿卡要、以權謀私，影響了公務員群體的形象。“現在，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群眾監督，公務員群體應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與百姓互動溝通，以更好的服務贏得公眾的理解和信任。”（注：文中公務員均為化名）
（五）公務員“焦慮症”三大肇因
一些公務員對目前的工作狀態存在不滿，缺乏職業認可感和成就感，部分人存在“混日子”“得過且過”的心態。記者發現，多數公務員確實很累，但這種“累”並不僅僅源於繁重的工作，精神壓力是更重要原因。目前，焦慮情緒普遍存在於公務員群體中，“工作不好做、領導不認可、群眾不理解”是最突出的三大原因。
工作不好做。記者在南京市政務服務中心看到，來辦理各項手續的企業、個人絡繹不絕，這裡平均每天要辦結100多件事項。一位窗口服務人員坦言壓力大：“我們是窗口部門，有時候來辦事的人過於著急或者辦得不順利，都會向我們發洩不滿，有時還會投訴。我和同事都感覺，累倒是其次，就是壓力讓人有點焦慮。”
“上面的政策經常會與基層情況‘打架’，有時候解決村裡的一個矛盾，簡直要‘扒一層皮’。”基層公務員李莉表示，基層工作太難做，怎麼在工作中找到幸福感？
對於目前的工作狀態，公務員普遍表示“忙一點可以接受”，但同時認為“忙”應該更有價值。一些公務員告訴記者，很多工作其實並非“分內之事”。江蘇某地級市一位公務員舉例說：“去年要爭創全國文明城市，我們作為配套部門，要出各種文件，準備各種材料，佔用大量精力和人力，完全沒有精力管其他事情。這種情況一年要來兩次，真讓人崩潰。”
江蘇某縣宣傳部一位公務員直言：“現在感覺忙得要死，但真正做了什麼呢？回頭一看，都是些事務性的瑣事。要說宣傳，很多時候都是被動應付，除非被抓了‘負面’，才會積極一點。但這種‘滅火’工作很少有成就感。”
領導不認可。“苦幹、實幹靠政績的，不如有靠山、背景搞關係的”，“有作為、魄力稜角的，不如平庸圓滑老好的”，“累死了誠實肯幹當牛做馬的，提拔了虛報浮誇指鹿為馬的”……公務員群體裡流傳的此類段子可謂不少。
在現實中，工作的被動狀態令一些公務員心理狀態甚為焦灼。“領導一句話，你不想幹也得幹，不能幹也得幹，還得幹得漂亮，幹得讓領導滿意。”一名公務員表示，感覺自己工作唯一的評判標準就是“領導滿意”，至於“個人價值實現”很多時候可以忽略不計。
一些公務員透露，有時加班加點並不是完全因為工作量大，而更多取決於領導好惡。“局長辦公室的燈亮著，處長的燈就不能關，科長、科員就得幹靠著”。
複雜的人事關係，更加重了公務員的焦慮情緒。對很多公務員而言，除了上班、寫報告、下班的無限循環，身邊交際圈子只有同事。但處於同一個競爭環境中，與同事相處也不容易，一些公務員表示“內心很孤獨”。
群眾不理解。在記者的採訪中，認為百姓對自己存在“認知誤區”的公務員非常多。遼寧西部某縣一位女公務員說，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理解公務員，認為公務員拿著工資不幹活，還整天揮霍腐敗。其原因就是某些職權部門的個別公務員“吃拿卡要”，導致公務員隊伍在老百姓心中的整體形象遭到嚴重破壞。
“好像我們整天就是閒著拿錢一樣，主要是因為公務員的形象已經徹底被醜化。”徐州市地稅局一位公務員有些無奈，“甚至有些親戚都這麼想，覺得你是公務員，肯定各種條件都好，有各種便利、各種好處。真心希望中央的‘八項規定’和反‘四風’一直搞下去，把害群之馬清理掉，讓一切都透明起來，讓老百姓真正知道公務員不過是一些在政府裡工作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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