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德国展开“巴巴罗萨”行动，以强大的装甲和航空兵力对苏联实施迅猛突击，苏德战争爆发。战争的开始阶段德军势如破竹，歼灭了大量苏军重兵集团，并迅速向苏联腹地推进，在自己身后形成了广阔的后方。这些地区的情况十分混乱，大量被击溃的苏军未能撤退，被阻隔在德军后方，并且失去了指挥，只能各自为战。还有许多游击队活动在那里，抵抗和骚扰德军。
为了把这些武装力量重新整合起来，得到有力的组织和指挥，苏联决定把这些溃散的部队和游击队混编在一起，形成新的编制，苏军中尉科兹洛夫被任命为一支混编部队的营长。由于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他的部队取得了辉煌战果，他因此被授予勋章。
然而在一次作战中，科兹洛夫的部队被德军包围，在突围时，他重伤被俘，与他一起被俘的还有他已经怀孕并即将临产的妻子。
德国情报机关当时正在苏军战俘中招募愿意为他们效力的人，经过培训后，再派他们从事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科兹洛夫被德国人看中了，原因是他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被控制在德军手中，他们可以此要挟他，迫使他按德军的意志行事。科兹洛夫后来回忆说：“德国人认为，我的妻子在他们的手里，而且还要生小孩，我的主要精力和心思都会拴在妻子和孩子身上，如果把我放到特工机关，会比较可靠。况且，妻子生下孩子后，还会增加一个人质，我就会更安心从事间谍活动。当时，德国间谍部门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不同意，他们就要杀掉我。”
科兹洛夫不想背叛祖国，但为了保住妻儿，他经过再三权衡，决定先答应与德国人合作，然而再伺机逃回苏联阵营。于是他加入了德国间谍机关“阿布维尔”，先被送到一家名叫“土星”的间谍学校接受培训。
当时德军办了一批间谍学校，学员主要从反苏分子和苏军战俘中招募，因为他们是苏联军人，熟悉苏联的气候环境和风土人情，也了解苏军内部情况，相较于德国人，这些苏军战俘在执行对苏联的谍报任务时，具有天然优势。对他们进行特工训练后，德国人派遣他们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刺杀斯大林的计划。
1943年后，德军在战场上陷入颓势，德国认为，只要能刺杀斯大林，苏联就会同意坐下来与德国谈判，然而斯大林身边警卫森严，根本无隙可乘。急红了眼的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甚至打算亲担任杀手，他计划先用诱人的条件迷惑苏联，然后制造机会与斯大林会面，近距离将其刺杀。希特勒等纳粹高官表示支持，因为这个计划出其不意，没有人会想到一国外交部长会充当杀手。不过他们也考虑到，苏联人对斯大林的警卫一定很严密，想带手榴弹或普通手枪进会议大厅是不可能的。于是，特意研制了钢笔手枪，这种枪做得与钢笔一模一样，很难被发现，并可在8米距离内准确无误地击中目标。然而，当时已是1944年，苏联红军的反攻，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正势逼向德国本土，斯大林根本不同意接受任何停战谈判，刺杀计划也就破产了。但德国人并不甘心，他们决定派出间谍学校训练的杀手再尝试一次。
1944年夏天，德国人派出了他们的王牌杀手波利托夫。波利托夫与科兹洛夫一样，是原苏联红军军官，1942年被俘后投降了德国人。在德国间谍学校经过一年多的培训后，德国人命令他扮成一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军官“塔夫林少校”，潜回莫斯科伺机行刺斯大林。为了骗过苏联反间谍机关，德国人对波利托夫进行了充分伪装，为他制作了假身份证，给他伪造了“苏联英雄”的证书，还给他准备了一些假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上面刊有苏联政府对“塔夫林少校”的嘉奖令。德国人还给波利托夫配了个女搭档，两人将扮成夫妻一起混入莫斯科。
德国人给他们制订了两套行动方案。一是用穿甲弹袭击斯大林专车，德军工程师们专门为此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武器―――短筒无后坐力炮，这种炮用皮带绑在刺客右胳臂上，发射的炮弹在300米内可以击穿45毫米厚的钢甲。如果第一方案行不通，德国人还准备了第二套方案：让“塔夫林少校”设法将定时炸弹带进最高军事会议会场，炸死与会的斯大林。
然而德国人精心策划的计划还没有开始，苏联潜伏在德国间谍学校内部的间谍就把这个绝密情报送到了苏联反间谍机关。苏联人收到情报后，立刻加强了对莫斯科附近地区的戒备。因此“塔夫林少校夫妇”刚到达那里，就被苏军反间谍机关一网打尽，还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刺杀行动再次失败。
可是德国人仍不放弃，他们再次从间谍学校派出苏军战俘间谍执行刺杀任务，这次他们派了两名苏军战俘。
德国专家为这次行动研制出一种杀伤力极强的爆炸装置。从外表看，这种爆炸物很像一团稀泥。他们打算把这种“稀泥”粘在斯大林专车上，将汽车炸毁。
两名战俘间谍中的一人同斯大林车库的机械师认识，他们趁夜色空降在斯大林指挥部的所在地，但以后就音信全无。德国人判断他们很可能一着陆便被抓住，或主动向苏军自首了。至此，德国刺杀斯大林的计划彻底破了产。为了完成这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德国需要更多的战俘间谍，于是德国的间谍学校大力在苏军战俘中征召他们看中的人员，科兹洛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招募的。
经过一系列严酷的训练，科兹洛夫结束了他的“学业”，开始接受任务，他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到莫斯科郊外和马拉霍夫斯克去，把50万卢布、电台用具、各种文件表格等交给德国秘密安插在那里的特务机关，然后返回。德国人对他许诺，如果他完成任务并返回德占区，他们就将授予他德国军官军衔，并给予奖励，还可留在间谍学校里当教官。但是德国人没有让科兹洛夫等到孩子出生就命令他出发了。在他出发后的第四天，他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孩子生下来就先天不足，不到3天就夭折了。
德国人把科兹洛夫秘密空投到苏联的图拉地区。科兹洛夫刚一降落到地面，马上就利用在德国间谍学校学到的方法找到了当地苏军的反间谍机关。“我把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了自己人。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讲就好像雪中送炭，因为他们正急需掌握德国特工在苏联的活动情况”。“当时，直接把苏军情报人员派到德军情报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间谍机关都是从苏军俘虏中挑选一些军人当间谍，然后再把他们派回苏联执行间谍任务。所以历史上只有我一个人既渗透到德国间谍机关，又为自己的情报机关服务，这将是名垂青史的。” 科兹洛夫回忆说
苏军情报部门经过严格甄别后，认为科兹洛夫是可信的，决定让他返回德占区，继续潜伏在德国间谍机关中。为了让科兹洛夫取得德国人的信任，在他返回途中，苏军情报机关设置了多重“险情”，科兹洛夫“突破”多道阻碍，“涉险”返回了“土星”间谍学校。 德国间谍机关对科兹洛夫顺利完成任务并返回德占区感到很高兴，但并没有就此真正信任他，而是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和试探，科兹洛夫冷静应对，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德国人在确认没有疑点后，终于兑现承诺，任命他担任间谍学校的教官。
为了给学员们营造一个逼真的任务环境，“土星”间谍学校里，一切设施都是按苏联的模式设计建造的，因为毕业学员将来主要被派到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学员都穿着红军的军服，学习红军的条令，从里到外几乎与真正的苏联红军完全一样。
科兹洛夫在“土星”学校很受“器重”。他干得很卖力，后来竟然被提拔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 当上副校长后，科兹洛夫便有机会和权力深入接触学员，他对每个学员的背景都进行详细摸底，了解他们思想情绪，并发展了几个忠于自己的人。但他非常谨慎，没有对任何人亮出底牌。当时苏联的谍报部门并没有与科兹洛夫建立可靠的联络途径，也没有明确他的具体任务，只是赋予了科兹洛夫一个代号——“贝加尔—61”，要求他在潜伏中等候召唤。
不久，一批经结束训练的毕业学员要派到苏联去执行任务，在即将派到苏联的德国特工名单中，科兹洛夫很想把他的几个人也列进去，但心里很矛盾，如果这些人里有真的效忠德国的间谍，那么他们将借此打入苏军内部，而他自己也将暴露，苏联方面则会认为他替德国人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派遣自己的‘那几个人’去苏联的谍报机关，一旦发生不测，就等于直接告诉德国人，科兹洛夫是一个苏联间谍。 而苏军特工机关也会怀疑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但经过反复斟酌，科兹洛夫最后还是冒险向苏联派出了6名忠于自己的特工，通过他们向苏联间谍机关传递了其他德国派遣特工的情况。其中一个特工后来返回了“土星”学校，并带回了莫斯科总部的新指示：继续留下来，直到战争结束。
随着德军节节败退，“土星”学校也和撤退的德军一起从白俄罗斯开始撤退。 1945年5月，战争结束，科兹洛夫被关押在美军战俘集中营。后来，他被美国人移交给了苏军当时在巴黎的一个代表团。 “当时，苏军情报部门对我们都不信任。”科兹洛夫回忆说：“那时我有一种预感，我很可能会被认为接受了美军特工机关的征召。后来证明，当我从美军那里返回苏联时，没被送到国家安全机关学校进修，无论是克格勃的，还是总参军事学院。我已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员，我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欠缺的只是文化教育。后来我什么学校也没有上，不仅从情报机关被剔除，还被开除了军籍。”科兹洛夫的档案里并没有他潜伏德军间谍学校为苏联工作的记录，只有“被俘”两个字，因此没有单位接受他。科兹洛夫既伤心又委屈，却无处申诉，当初与他一同被俘的妻子也离开了他。
然而他的不幸并没有结束，1949年，苏军情报机关在与他有关的档案中发现了疑点，因为这些文件中有几处与科兹洛夫提供的说法不符，于是他被以泄露了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了。反间谍机关怀疑他在被俘期间执行了一些为德国服务的“特殊任务”。对他的逮捕令上写着：“科兹洛夫是德国‘土星’间谍学校的教学副校长，发表了一些尖刻的反苏言论，曾对苏军间谍机关进行要挟。” 科兹洛夫于是被投进了“卡累利阿”集中营。但苏联反间谍机关并没有找到他为德国效力的确切证据，所以他后来又被释放了。
直到20年后，他才被恢复了军事侦察员名誉，他在战争期间的贡献得到认可，并授被予红星勋章，他的传奇经历也被拍成了电影。
科兹洛夫是个苏联人，他不会知道中国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这句话，可是用司马迁的这句名言来描述科兹洛夫的经历，是再贴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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