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德國展開“巴巴羅薩”行動，以強大的裝甲和航空兵力對蘇聯實施迅猛突擊，蘇德戰爭爆發。戰爭的開始階段德軍勢如破竹，殲滅了大量蘇軍重兵集團，並迅速向蘇聯腹地推進，在自己身後形成了廣闊的後方。這些地區的情況十分混亂，大量被擊潰的蘇軍未能撤退，被阻隔在德軍後方，並且失去了指揮，只能各自為戰。還有許多游擊隊活動在那裡，抵抗和騷擾德軍。
為了把這些武裝力量重新整合起來，得到有力的組織和指揮，蘇聯決定把這些潰散的部隊和游擊隊混編在一起，形成新的編制，蘇軍中尉科茲洛夫被任命為一支混編部隊的營長。由於他作戰英勇，指揮有方，他的部隊取得了輝煌戰果，他因此被授予勳章。
然而在一次作戰中，科茲洛夫的部隊被德軍包圍，在突圍時，他重傷被俘，與他一起被俘的還有他已經懷孕並即將臨產的妻子。
德國情報機關當時正在蘇軍戰俘中招募願意為他們效力的人，經過培訓後，再派他們從事針對蘇聯的間諜活動。科茲洛夫被德國人看中了，原因是他的妻子和即將出生的孩子被控制在德軍手中，他們可以此要挾他，迫使他按德軍的意志行事。科茲洛夫後來回憶說：“德國人認為，我的妻子在他們的手裡，而且還要生小孩，我的主要精力和心思都會拴在妻子和孩子身上，如果把我放到特工機關，會比較可靠。況且，妻子生下孩子後，還會增加一個人質，我就會更安心從事間諜活動。當時，德國間諜部門已經給我下了最後通牒，如果我不同意，他們就要殺掉我。”
科茲洛夫不想背叛祖國，但為了保住妻兒，他經過再三權衡，決定先答應與德國人合作，然而再伺機逃回蘇聯陣營。於是他加入了德國間諜機關“阿布維爾”，先被送到一家名叫“土星”的間諜學校接受培訓。
當時德軍辦了一批間諜學校，學員主要從反蘇分子和蘇軍戰俘中招募，因為他們是蘇聯軍人，熟悉蘇聯的氣候環境和風土人情，也瞭解蘇軍內部情況，相較於德國人，這些蘇軍戰俘在執行對蘇聯的諜報任務時，具有天然優勢。對他們進行特工訓練後，德國人派遣他們去執行最危險的任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刺殺斯大林的計劃。
1943年後，德軍在戰場上陷入頹勢，德國認為，只要能刺殺斯大林，蘇聯就會同意坐下來與德國談判，然而斯大林身邊警衛森嚴，根本無隙可乘。急紅了眼的納粹德國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甚至打算親擔任殺手，他計劃先用誘人的條件迷惑蘇聯，然後製造機會與斯大林會面，近距離將其刺殺。希特勒等納粹高官表示支持，因為這個計劃出其不意，沒有人會想到一國外交部長會充當殺手。不過他們也考慮到，蘇聯人對斯大林的警衛一定很嚴密，想帶手榴彈或普通手槍進會議大廳是不可能的。於是，特意研製了鋼筆手槍，這種槍做得與鋼筆一模一樣，很難被發現，並可在8米距離內準確無誤地擊中目標。然而，當時已是1944年，蘇聯紅軍的反攻，正以摧枯拉朽之勢正勢逼向德國本土，斯大林根本不同意接受任何停戰談判，刺殺計劃也就破產了。但德國人並不甘心，他們決定派出間諜學校訓練的殺手再嘗試一次。
1944年夏天，德國人派出了他們的王牌殺手波利托夫。波利托夫與科茲洛夫一樣，是原蘇聯紅軍軍官，1942年被俘後投降了德國人。在德國間諜學校經過一年多的培訓後，德國人命令他扮成一位戰功卓著的紅軍軍官“塔夫林少校”，潛回莫斯科伺機行刺斯大林。為了騙過蘇聯反間諜機關，德國人對波利托夫進行了充分偽裝，為他製作了假身份證，給他偽造了“蘇聯英雄”的證書，還給他準備了一些假的《真理報》和《消息報》，上面刊有蘇聯政府對“塔夫林少校”的嘉獎令。德國人還給波利托夫配了個女搭檔，兩人將扮成夫妻一起混入莫斯科。
德國人給他們制訂了兩套行動方案。一是用穿甲彈襲擊斯大林專車，德軍工程師們專門為此設計了一種特殊的武器―――短筒無後坐力炮，這種炮用皮帶綁在刺客右胳臂上，發射的炮彈在300米內可以擊穿45毫米厚的鋼甲。如果第一方案行不通，德國人還準備了第二套方案：讓“塔夫林少校”設法將定時炸彈帶進最高軍事會議會場，炸死與會的斯大林。
然而德國人精心策劃的計劃還沒有開始，蘇聯潛伏在德國間諜學校內部的間諜就把這個絕密情報送到了蘇聯反間諜機關。蘇聯人收到情報後，立刻加強了對莫斯科附近地區的戒備。因此“塔夫林少校夫婦”剛到達那裡，就被蘇軍反間諜機關一網打盡，還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刺殺行動再次失敗。
可是德國人仍不放棄，他們再次從間諜學校派出蘇軍戰俘間諜執行刺殺任務，這次他們派了兩名蘇軍戰俘。
德國專家為這次行動研製出一種殺傷力極強的爆炸裝置。從外表看，這種爆炸物很像一團稀泥。他們打算把這種“稀泥”粘在斯大林專車上，將汽車炸燬。
兩名戰俘間諜中的一人同斯大林車庫的機械師認識，他們趁夜色空降在斯大林指揮部的所在地，但以後就音信全無。德國人判斷他們很可能一著陸便被抓住，或主動向蘇軍自首了。至此，德國刺殺斯大林的計劃徹底破了產。為了完成這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德國需要更多的戰俘間諜，於是德國的間諜學校大力在蘇軍戰俘中徵召他們看中的人員，科茲洛夫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招募的。
經過一系列嚴酷的訓練，科茲洛夫結束了他的“學業”，開始接受任務，他的第一項重要任務是到莫斯科郊外和馬拉霍夫斯克去，把50萬盧布、電臺用具、各種文件表格等交給德國秘密安插在那裡的特務機關，然後返回。德國人對他許諾，如果他完成任務並返回德佔區，他們就將授予他德國軍官軍銜，並給予獎勵，還可留在間諜學校裡當教官。但是德國人沒有讓科茲洛夫等到孩子出生就命令他出發了。在他出發後的第四天，他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孩子生下來就先天不足，不到3天就夭折了。
德國人把科茲洛夫秘密空投到蘇聯的圖拉地區。科茲洛夫剛一降落到地面，馬上就利用在德國間諜學校學到的方法找到了當地蘇軍的反間諜機關。“我把知道的情況全部告訴了自己人。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講就好像雪中送炭，因為他們正急需掌握德國特工在蘇聯的活動情況”。“當時，直接把蘇軍情報人員派到德軍情報部門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德國間諜機關都是從蘇軍俘虜中挑選一些軍人當間諜，然後再把他們派回蘇聯執行間諜任務。所以歷史上只有我一個人既滲透到德國間諜機關，又為自己的情報機關服務，這將是名垂青史的。” 科茲洛夫回憶說
蘇軍情報部門經過嚴格甄別後，認為科茲洛夫是可信的，決定讓他返回德佔區，繼續潛伏在德國間諜機關中。為了讓科茲洛夫取得德國人的信任，在他返回途中，蘇軍情報機關設置了多重“險情”，科茲洛夫“突破”多道阻礙，“涉險”返回了“土星”間諜學校。 德國間諜機關對科茲洛夫順利完成任務並返回德佔區感到很高興，但並沒有就此真正信任他，而是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考察和試探，科茲洛夫冷靜應對，沒有露出絲毫破綻。德國人在確認沒有疑點後，終於兌現承諾，任命他擔任間諜學校的教官。
為了給學員們營造一個逼真的任務環境，“土星”間諜學校裡，一切設施都是按蘇聯的模式設計建造的，因為畢業學員將來主要被派到蘇聯從事間諜活動，學員都穿著紅軍的軍服，學習紅軍的條令，從裡到外幾乎與真正的蘇聯紅軍完全一樣。
科茲洛夫在“土星”學校很受“器重”。他乾得很賣力，後來竟然被提拔為主管教學的副校長。 當上副校長後，科茲洛夫便有機會和權力深入接觸學員，他對每個學員的背景都進行詳細摸底，瞭解他們思想情緒，並發展了幾個忠於自己的人。但他非常謹慎，沒有對任何人亮出底牌。當時蘇聯的諜報部門並沒有與科茲洛夫建立可靠的聯絡途徑，也沒有明確他的具體任務，只是賦予了科茲洛夫一個代號——“貝加爾—61”，要求他在潛伏中等候召喚。
不久，一批經結束訓練的畢業學員要派到蘇聯去執行任務，在即將派到蘇聯的德國特工名單中，科茲洛夫很想把他的幾個人也列進去，但心裡很矛盾，如果這些人裡有真的效忠德國的間諜，那麼他們將藉此打入蘇軍內部，而他自己也將暴露，蘇聯方面則會認為他替德國人工作。他後來回憶說：“如果派遣自己的‘那幾個人’去蘇聯的諜報機關，一旦發生不測，就等於直接告訴德國人，科茲洛夫是一個蘇聯間諜。 而蘇軍特工機關也會懷疑自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我說的是實話。” 但經過反覆斟酌，科茲洛夫最後還是冒險向蘇聯派出了6名忠於自己的特工，通過他們向蘇聯間諜機關傳遞了其他德國派遣特工的情況。其中一個特工後來返回了“土星”學校，並帶回了莫斯科總部的新指示：繼續留下來，直到戰爭結束。
隨著德軍節節敗退，“土星”學校也和撤退的德軍一起從白俄羅斯開始撤退。 1945年5月，戰爭結束，科茲洛夫被關押在美軍戰俘集中營。後來，他被美國人移交給了蘇軍當時在巴黎的一個代表團。 “當時，蘇軍情報部門對我們都不信任。”科茲洛夫回憶說：“那時我有一種預感，我很可能會被認為接受了美軍特工機關的徵召。後來證明，當我從美軍那裡返回蘇聯時，沒被送到國家安全機關學校進修，無論是克格勃的，還是總參軍事學院。我已是一名出色的偵察員，我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欠缺的只是文化教育。後來我什麼學校也沒有上，不僅從情報機關被剔除，還被開除了軍籍。”科茲洛夫的檔案裡並沒有他潛伏德軍間諜學校為蘇聯工作的記錄，只有“被俘”兩個字，因此沒有單位接受他。科茲洛夫既傷心又委屈，卻無處申訴，當初與他一同被俘的妻子也離開了他。
然而他的不幸並沒有結束，1949年，蘇軍情報機關在與他有關的檔案中發現了疑點，因為這些文件中有幾處與科茲洛夫提供的說法不符，於是他被以洩露了國家機密的罪名被捕了。反間諜機關懷疑他在被俘期間執行了一些為德國服務的“特殊任務”。對他的逮捕令上寫著：“科茲洛夫是德國‘土星’間諜學校的教學副校長，發表了一些尖刻的反蘇言論，曾對蘇軍間諜機關進行要挾。” 科茲洛夫於是被投進了“卡累利阿”集中營。但蘇聯反間諜機關並沒有找到他為德國效力的確切證據，所以他後來又被釋放了。
直到20年後，他才被恢復了軍事偵察員名譽，他在戰爭期間的貢獻得到認可，並授被予紅星勳章，他的傳奇經歷也被拍成了電影。
科茲洛夫是個蘇聯人，他不會知道中國有“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這句話，可是用司馬遷的這句名言來描述科茲洛夫的經歷，是再貼切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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