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三只梨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诗经》在孔子重新修订整理之前，就已经形成，是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年间的诗歌汇集，当时的人们常常以诗言志，来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但是称“诗”或“诗三百”，称作《诗经》实际上是汉代以后了。它是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这是按诗歌的乐调分类而定的。
“关雎”作为《诗经》的第一章，这是孔子在修订整理诗经时有意所为，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男子倾慕思念一位美丽的女子，并渴望得到她的爱。孔子按照当时的文风习俗，把自己追求的王道之治、大同社会隐喻为一位美丽的女子。
孔子说，“关雎”的文风是礼的精神体现，它健康快乐而不下流淫荡，切思而不悲伤，没有丝毫造作过分之处。
儒家思想认为“食、色性也”。
“食”是指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穿衣吃饭、安居出行等。
“色”是广义的，不单单指男女之爱的色，也包括了人们对一切的物质与精神享受追求。比如，有人喜欢种养花木；有人喜欢游山玩水，陶醉于山水之间；有人喜欢藏书，游乐于知识的海洋；有人好问诸多哲学问题，并终身为之探索研解。
虽然各自的走向与层次有所不同，然而这些都是人人都需要的，是人的本性使然，只要不是太过分，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三只苹果”的话，东方文化就是“三只梨”：
第一只梨，“孔融让梨”——儒家之礼；
第二只梨，佛陀喻见性为吃梨——释家之止；
第三只梨，老子骑牛出关而离——道家的隐士哲学与谦（卦）文化。
这“三只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凡事不过分”，并且一切纯出于自然。
所以，孔子为什么在回答完鲁定公的问话以后，要说到《诗》，他的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要做君主的和做臣子的都以礼的精神各安于本，不过分。
但是安于本分，又不等于死板愚忠。孔子主张：“君不义，臣可以争于君；父不义，子可以争于父。”这也就是《论语》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引申了。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社”即社稷。社指土神，稷指谷神。从古时起就设有社稷坛。江山社稷是连在一起说的，社稷坛所种之树，象征着国家的精神。北京的社稷坛有五色土，象征了国家不同地域民族的团结。
社稷坛五色土
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宰我，关于社稷的问题。宰我对他说，夏朝时所种的树是松，到了殷商时代，就改种柏树了，再后来周朝是种栗子树。他接着说，在社稷坛种栗子树不太好，使老百姓看见了战栗害怕。
孔子闻听到这些话后说，既成事实，已经做下的过分事，就不要再一味地追究了吧。从这句话，大家也可以看出，其实，孔子对周朝处理这件事情上也是有看法的，认为有些过分了。
“夏后氏以松”表明禹以前尧、舜时的人崇尚的是无私的高洁品格。
“殷人以柏”柏树多植于坟墓之地，故殷人尚鬼多迷信。
“周人以栗”周朝尚武力征服，征服后为了巩固其政权，然后讲尚礼。武王灭纣，一方面纣王无道，是人民被压迫起义的表现，但事实上也是周朝最大的一次武力征服，周朝还是家天下，本质上与殷商是一样的。
孔子在这件事情上极力维护周朝的形象。孔子虽称为圣人，但毕竟是人不是神，因他所处的时代，其世界观、人生观不可避免地有着历史局限性。当然，这也只是在地球围绕着太阳又转了两千多圈（孔子当时是不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后的今天，人们才看得清楚，才这样说的。
孔子所处的是春秋时代，“春秋无义战”，天下战乱不休，在这样的境况下，孔子提倡崇周礼，与尧、舜、禹之相比，也算作退而求其次吧，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孔子的意思是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人的一些小瑕疵，在这里他也不多加批评了。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者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名夷吾，字仲。与孔子一样，也是出生微贱。在朋友鲍叔牙推荐之下，被齐桓公任为上卿，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他曾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治理齐国的四十年中，实行大胆改革，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国。
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论思想，强调了物质基础对于思想精神的重要性，并将礼、义、廉、耻看作治理国家的四条根本系维，他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孔子对管仲是有肯定的历史评价的，但在这里他指出了管仲的一些缺点错误，认为管仲还没有达到至礼的境界。《史记》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所以孔子有“管仲之器小哉”之语。从而也借以说明了上文所指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孔子说，从至礼的角度来看，管仲这个人虽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还够不上是个完人、全才。
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以私产收取了老百姓很大一笔市租，这不能说是节俭吧。他在设立政府机构时，职能单一，甚至一人一职，不能做到统筹兼职，使机构臃肿，这样无形中浪费了国资，这又哪能算作节俭呢？
又有人问，既然这样，管仲还能算作懂得礼的精神吗？孔子又说，国君门前立有照壁这种特殊建筑物，管仲家照着样子也立，国君为了接待外国国君访问时，建有专门放置器物的台子，管仲家也修了这样的台子。如果说管仲知道礼的精神的话，那么，还有谁不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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